洪水又至，疫情猝发。这个深夜，我想起一件往事。
四年前的一个隆冬寒夜，我在北京西站的候车大厅里等车。站厅空旷，我不耐枯坐，于是站起来漫无目的地四下走动，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唤住了我：
“这位大伯，看您长得面善，我家孩儿都饿了两天了，您给几个钱买口吃的吧……”
我转身看去，一个中年妇女，青黄的脸色，连背带拎着三个大个编织袋，手里拉着一个小女孩儿，大概也就七八岁的样子，穿着一件旧得发灰的蓝棉服，见我看她，抽着鼻涕，冲我招手。
那时火车站里乞讨的人还不少，我也曾被他们缠上张手讨钱，所以我一向是不给钱，只给吃的。但他们的样子着实不像乞丐，我迟疑了片刻，还是去车站超市里买了个便宜的面包给她们。而接下来我看到的一幕，让我至今难忘：那位母亲把面包拿在手里，只是自己掰了一小块儿放在嘴里噙着，把剩下的全给了女儿。我亲眼看着那么小的孩子，三口就把一个面包吃完了，因为吃得太急，不住地打嗝。
我赶紧买了一瓶水递给她们，心下也很后悔自己当初的迟疑。我买了一大袋子面包、方便面、火腿给她们，又把身上的现金大概有几十块都给了她们。母亲拉着女孩儿要跪下，我赶紧扶住她们，见她们哭得连感激的话都说不出，我只好拣些安慰的话，告诉她们北京好人多，来了这里总会有人出手帮助的。但那中年妇女的回答，却让我哽住了：
“我带着孩儿来北京打工三年了，前些日子大兴不是着火了嘛，突然来了一帮人就把我们娘俩撵出去了。我们地也没处住，钱也没有，孩儿实在饿得不行，我才拉下脸来要口吃的，这不遇见您了，好人呐……”
我给的那点儿钱，当然不够她们买票回老家的。她们之后会怎样，我也不晓得，那些吃的，大概也够她们吃个两三天吧……我终于也不能知道。
她们的遭遇，是那年冬天成千上万在京外来务工者的共同遭遇。11月18日的大兴聚福缘公寓的那场大火，夺走了19人的生命，同时，也让数以万计底层外地打工家庭遭到驱逐。我有位记者朋友曾冒险赶到驱逐现场采访，他后来告诉我说，在那些被强行拆除的公寓棚屋里，有一家夫妻两人双双上吊。拆除人员把尸体解下拉走，然后接着拆。
这样的事，自然是发表不了的，他说起时愤怒得双手颤抖，而我听了，只是黯然落泪，就像我目送那对母女离开时，默然饮泣而已。因为我知道，再多的愤怒也阻止不了他们在凛冬寒夜驱逐这些底层外来打工者，但我总可以流泪吧？
年华老去的标志，不是白发丛生，不是皱纹纵横，甚至也不是故旧凋零，而是过去让自己愤怒的事情，如今只觉得悲哀。
大概从那时起，我就已经老了。
但我不止有眼泪，我还有一支史笔，我会把这些都记下来。
做历史研究，是有许多理论和方法的。但无论是计量史、心态史、微观史、等等，再新颖精妙的理论和方法，都不过是工具。但治史之关要，是要有史观。我的史观并不新奇，甚至可以说是老套，我的老师当年课上教导的一句话就可以概括了：
“历史有用吗？对人的生活来说，历史实在是没什么用处的。一个人不知道玄武门之变，不知道靖难之役，是不影响他生活的。但你们想在这里坐着研究历史，却少不了有人供着你们生活。你们坐在书斋里，不稼不穑，不耕不织，你们身上所穿，口中所食，哪一样不是老百姓辛苦劳作供养你们？所以你们做历史，第一要树立的思想，就是要为老百姓写史，替老百姓说话。不然，你们就真是昧了良心了！”
这话何等浅白平实？或许在有些高明的同行看来，他们有更玄妙、更高超的观念。但就允许我“守旧”“顽固”一些，多年前的教诲，我至今仍然凛遵不辍的。这也是我坚守至今的史观。
河南大水后的这些日子，我真是老了，受不住身心的折腾，病了些时日，提不起笔，于是看看别人写的东西，看来看去，心下却愈发悲哀。洪水也好，疫情也好，我看看那些平日里好谈论时事头头是道的，几乎没有一个为老百姓说话的。对他们来说，仿佛那些丧失生命的遇难者，那些财产漂没哭泣无门的遭灾者，那些感染病毒的不幸者，那些遭到封闭家计艰困的普通人，都不是我们的同胞，仅仅是一组信息，一个数字，被他们用来附会观点、用来迎合理论，用来涂抹粉饰，用来谄上欺下，用来互相抨击，用来党同伐异。生民百姓在他们眼中，甚至连一个理论、一个观点、一条政见都抵不上。
如此为了一己私利打压排挤，如此忙着谄媚当道文过饰非，我只能庆幸如今尚称时平。倘使不幸遭逢易鼎，恐怕水冷头痒、奈小妾何之类，对这些人来说都算光明正大的托辞了。届时头顶拥戴帖子，上些“独夫授首，万姓归心”的表文，乃至于卖友引路当投名状，或许都不在话下吧。
若是在十年前，我或许会怒斥他们“昧了良心”，但如今，我只是感到深深悲哀。我只想劝劝他们从谄上欺下、党同伐异的忙碌里抽出些时间，多练一练跑步。有朝一日，老百姓醒转过来，看透了这些人的真面目，找上门来，能跑得快不也好留条活命吗？
哀莫大于心死，我虽心有希望，但是对吾国吾民充满希望，却不是对他们的。对他们，恕我老而悭吝，我一丝希望也施舍不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