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永乐九年七月初一，刑部七品小官曹润给明成祖朱棣上了一奏章，建议对戏剧界乱象下旨严禁：
今后人民倡优装扮杂剧，除依律神仙道扮，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不禁外，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挐送法司究治。
百姓或职业演员演杂剧，除了《大明律》许可的倡导正能量剧之外，涉嫌“亵渎帝王圣贤”的内容，不但不能演，敢印卖、收藏、传诵那些剧本的，都要拿送司法机关接受法律制裁。
换句通俗易懂的，就是：演艺界该管管了，不能什么都唱什么都演。
接到曹润的奏章，朱棣第一时间批下榜文，准奏，而且给“拿送法司究治”具体化：
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
违禁戏文词曲，从榜文发出之日算起，五天之内，主动送官府烧毁，过后再发现还敢收藏的，“全家杀了”。
以上内容，来自明·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十《国初榜文》。
注意，这是“榜文”，但一经发布，也是法律。
按说，明朝的根本大法，当然是洪武七年开始颁布的《大明律》，它是在总结历朝历代的基础上，经朱元璋审定而颁布的，拥有最高法律效力。
但朱元璋觉得，仅有《大明律》是不够的，他是皇帝，皇帝的话就是法律，在“最高”之上，还得有“更高”。
于是，他发明了“榜文”，又制定了《大诰》。
榜文也称“教民榜文”，内容主要是皇帝谕旨或经过皇帝批准的官府告示、法令以及案例等；《大诰》则是朱元璋亲自拟定的刑律，在洪武十八年，即《大明律》颁行11年后发布，主要针对官员的玩忽职守、诽谤皇帝、结党乱政、偷税漏税等，后世盛传的朱元璋严刑反腐，主要就是在《大诰》指示下进行的，里面特别强调了，官员贪污腐败，在洪武十八年后还不收手的，从重处以极刑。
极刑有多极？弃市，即公开斩首那算是轻的，动辄凌迟、族诛，而且，在恢复刖(yuè砍掉)足、斩趾、挖膝、阉割等古代酷刑的基础上，增设断手、剁指、挑筋等自主研发的创造性酷刑。
《大诰》中还有一条前无古人的律令：“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文人士大夫敢不为皇帝所用，那是自绝于王化之外，把他杀了并抄家，一点也不过分。
非暴力不合作，隐居山林？
杀。
不参加科举考试，当个私塾教师养活自己？
杀。
自己写书写剧本赖以糊口？
杀。
总之，知识不为皇权所用，就是死罪。
文艺方面，朱元璋更是多次表现出对戏曲歌舞等娱乐形式的刻骨仇恨。
朱元璋本人应该是很喜欢看戏的。据《元明清三代焚毁小说戏曲史料》延引清·梁清远《雕丘杂录》载：
洪武初年，亲王之国，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或亦以教导不及，欲以声音感人，且俚俗之言易入乎？
朱元璋当皇帝后，第一批分封了十个儿子为亲王。这些亲王从封国到南京来朝见他时，他都会送一些戏曲剧本给他们。梁清远认为，这是由老朱家的文化水平决定的，四书五经什么的太难懂了，还是戏曲好，通俗易懂，而且政治权谋和人生道理戏里都有。
但朱元璋也知道，戏曲是把双刃剑，用得好，可以教育自己的后代；用不好，也可能影响皇权的稳固。所以，老百姓唱戏看戏，不控制不行。
据清·李光地的《榕村语录》载：
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明太祖于中街立高楼，令卒侦望其上，闻有弦管饮博者，即缚至倒悬楼上，饮水三日而死。
蒙元时期，因种种原因，杂剧兴盛，这种风气延续到明朝，朱元璋觉得，百姓耽于娱乐，会影响劳动生产，进而影响财政收入，于是，他在南京城的中心地带建了一座高楼，派士兵轮流值守，听到哪里传来歌舞酒乐之声，立刻将作乐者抓来，倒挂在楼上，暴晒三天而死。
因为军队是皇权的保障，朱元璋怕耽于娱乐会让军队战斗力下降，不利于打造血性雄风，所以，对军中娱禁更严。同样据《客座赘语》载，洪武二十二年三月，朱元璋就下“榜文”：
在京但有军官军人学唱的，割了舌头；下棋打双陆的，断手；蹴圆的，卸脚；作买卖的，发边远充军。
驻京师官兵，学唱戏的，割舌；下棋的，砍手；踢球的，断腿；做生意的，流放。
你没看错，“蹴圆”就是踢球。都知道现代足球能强身健体壮国威，但在朱元璋眼里，那只是游戏，会消解掉士气，不行，得打断腿。
书中还有具体案例：
府军卫千户虞让男虞端故违吹(真)箫唱曲，将上唇连鼻尖割了。又龙江卫指挥伏颙与本卫小旗姚晏保蹴圆，卸了右脚，全家发赴云南。
千户约等于今天的正tuán级，千户虞让的儿子虞端违规吹(真)箫被发现，上唇连鼻尖割掉；比千户更高级的龙江卫指挥，只因为跟下属踢球，两人都被斩断右脚，全家发配云南。
洪武三十年，全民限戏令写进了新修订的《大明律》里：
凡乐人搬做杂剧戏文，不许妆扮历代帝王后妃、忠臣烈士、先圣先贤神像，违者杖一百；官民之家，容令妆扮者与同罪。其神仙道扮，及义夫节妇，孝子顺孙，劝人为善者，不在禁限。
不准演帝王戏(宫斗剧当然更不准)，不准扮历史上有名的忠臣烈士、先圣先贤，不管是官员还是百姓，纵容演这种戏的，跟演员同罪。可以演的，是神话题材，以及劝孝劝善主题的正能量戏。
注意，违反这些法律的，也只是“杖一百”。虽然杖一百也很可能把人打死，但比起枭首、凌迟等，还是温和多了。
朱元璋的榜文和大诰，都是凌驾于《大明律》之上，真正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但《大诰》实在太酷烈了，在朱元璋死后，实质上是被废止了，但是，“榜文”的形式，却被他儿子朱棣继承了下来。
开篇所讲的，永乐发年发布的这道限戏“榜文”就是。朱棣大概率觉得，他爹对唱禁戏“杖一百”的定刑还是太仁慈了，不行，得改，杀全家才有威慑力。
朱棣是抢了他侄子建文帝的位上台的，以杀立威，比他老爹有过之而无不及。
这一年，是西元1411年，朱棣在位已第九年，距离大明开国已43年了。查《明史·成帝纪》，这一年的大事，除了郑和从西洋回来，就是：“浙江、湖广、湖南、顺天、扬州水，河南、陕西疫，遣使振之。”
越是天灾频发，越要防民之口，朱棣们深谙此道。此“榜文”一出，不知有多少家庭因为藏有违禁戏文而被诛灭。反正，人头滚滚，那是必须的。
朱棣之后，据说以“榜文”代替法律的形式也被废弃了，对戏曲的禁毁也不见再有新动作。当然，写入《大明律》的限戏令，应该还是生效的。随着皇位的相对稳固，戏曲的式微和小说的兴起，从明英宗朝开始，散见于史料中的文化类禁令，主要是针对小说的，且指向灵怪、艳情类，如明英宗正统七年禁《剪灯新话》，就因为担心书中的“邪说异端”会“惑乱人心”。
到最后，就是著名的崇祯十五年禁《水浒传》，可这时候，他和那棵著名的树，只有不到两年的距离了。
凡帝皇，都色厉内荏。所谓恐剧症，其实是怕人心，怕民间力量。
有明一代，皇权对文艺的管控，只是空前而不可能绝后，因为更可怕的满清很快就来了。
讽刺的是，清初顺康年间的松江华亭(今上海金山)人，出生于明天启四年、顺治进士出身的作家董含，在他的著作《三冈识略》中引用了朱元璋父子严禁戏曲的史料后，感慨道：“明初立法之酷，何以到此，几于桀、纣矣。今朝廷虽当改革，禁网疏阔，除数大端外，不复苛求，真生民之大幸也。”
明初的立法怎么会这么残酷，比夏桀和纣王还甚。大清革旧鼎新，废除严刑苛法，舆论环境越来越宽松，真是百姓的大幸。
只能说，小含确实是幸运的，因为他死得早，死于康熙三十六年，除了有记忆的扬州、嘉定等地百姓外，让每个人都感受到彻骨寒意的满清文字狱还没大规模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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