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在社交网络上迅速引发了争论。不少网友认为封禁行动伤害了性少数群体的利益，并留言“我们都是未命名公众号”以表声援。女权行动者朱西西发起了#敬未命名的彩虹#、#一人一照片# 声援活动。随后其微博、B站账号均遭封禁，话题也被删除。
一些公众号也为此发声。其中《今夜我们都是“未命名公众号”》一文盘点了当晚遭封禁的社团，在社交网络上广泛传播。很快，这篇文章遭到了删除，账号主体“恰帕斯东风RADIO”也被封号。
也有一些网友对封禁表示支持，认为近年来性少数群体过于高调，要提防境外势力的渗透，破坏中国的人口大计。微博认证“互联网科技博主”的@子午侠士 发文称：“高校的意识形态保卫战初见成效，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健康成长，我们可以喝一杯了。”
7月7日晚，《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在微博上表示自己不了解内情，不评论封号本身，但“LGBT在现阶段的中国不应追求成为一种高调的意识形态”，他呼吁“每个人都要有随遇而安的释怀能力”。
这次封禁毫无预兆，具体原因目前尚无法得知。尽管各社团已通过各渠道申诉，公众号却依然无法解封。此外，来自校方的接管压力、爱国大V以“境外势力”为名的攻击，也让高校性别社团的生存环境变得更加严苛。未来社团该走向何方？
《常识》第一时间联络了数家公众号遭封禁的社团，了解当下的情况，应对措施及未来的计划。我们希望能和诸君一同记住这些“未命名公众号”。
封禁：日常在此刻被终结了
“账号是当晚21点54分被封的。”A社负责人卡卡告诉《常识》，7月6日晚，他刚刚回到宿舍，管理公众号的同学就在社团群中丢下了一张截图：A社已遭永久封禁，账号名称也变为了“未命名公众号”。卡卡愣了愣，半晌敲击回复了一个“？”。
几乎同一时间，B社的负责人阿武也收到了数位成员发送的消息，B社也遭到了毫无预兆的封禁。这让阿武出离愤怒了起来。“世界赶紧毁灭吧！” 他在朋友圈留下了当晚的心情。
如同石子投入水中扰乱了一池的平静，影响一圈圈地扩散开来，越来越多的高校性别社团负责人发现，自家的公众号也被封禁了。这些社团的公众号均在21点54分遭遇封禁，不仅名称变成了“未命名公众号”，无法查看过往的内容，甚至连封禁原因都如出一辙：违反了《即时通信工具公众信息服务发展管理暂行规定》。
到底违反了哪一条规定？相关法规和政策要求是什么？官方至今没有解释。C社的负责人奥里表示，显示的违禁原因是“公众号名称”。为了查证，她点进页面上“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的链接，却只能看到“您访问的页面不存在”。
连校方也表示对封禁不知情，在学校注册的社团并未收到学校的约谈或提示。D社的负责人小斐表示，当晚十点半时，团委老师得知了公众号被封禁的消息，回复了三个问号，“老师也特别震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安抚了我们很久。”
没有人知道封禁的底线。临近考试月，不少社团已许久没有更新，A社最近一次的更新还是在5月份。不同社团平日里的推送虽有不同，有的偏重介绍女性主义，有的侧重讲解性别理念，但总体上都以科普文章或学术论文为主。因处于七月特殊时间点，西安美术学院的橄榄树公益小组特意转发了一篇庆生推送以求“自保”，却依然遭到了封禁。
社团负责人纷纷猜测，本次封禁可能与此前微博保守派同性恋博主@性少数走饭 发布的一份《全国高校部分性少数社团》名单有关。该名单原由山东中医药大学的性别社团知和同行社整理发布，几乎涵盖了国内所有开设了性别社团的高校。
此次遭遇封禁的账号中，不止有北京大学ColorsWorld、复旦大学知和社等较有影响力的社团，还包括了不太知名的西南财经大学性别性向小组等中小社团，甚至连武汉大学WHU性别性向平等研究会等已停止运营的社团，也遭到了封禁。截至发稿，微信官方仍未明确回复封禁缘由。
震惊和疑惑，是这次封禁所带来的最直观的感受。奥里记得，得知消息时自己正躺在床上玩手机，这和以往日常的一天没有什么不同。然而， “日常在此刻被终结了，恍惚中有一种头上悬着的剑终于落下的感觉。”
慌乱：封禁切断了社群联系，也让社群失去了声音
封禁的消息很快不胫而走，各个社团的微信群迅速沸腾了起来，大家纷纷打探着虚实和理由。信息如潮水一般涨了起来。
社团却无暇回复，更大的问题摆在了面前：如何抢救微信公众号？
于社团而言，封禁公众号无疑是一场致命的打击。一方面，公众号上包含了社团过往的活动策划、学术科普和成员随笔。由于事发突然，加上缺乏定期备份的习惯，这些记录了社团历史的推送就这样被消失了。“我们很多工作都是围绕公众号展开的。”卡卡告诉《常识》，公众号在A社所有渠道中占有90%的比重。
另一方面，公众号还是社团联络粉丝的重要渠道。公众号的封禁让B社与近2万的粉丝失去了联络，原本计划好的线下活动也无从宣传。“现在我们的粉丝基础是不存在的，可能我们费心费力筹划了活动，最后却没人参加。”阿武难过地说道。
小艾是B社的统筹，她没想到自己的文章成了B社的最后一篇推送。“这是我非常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巧合。”更令她唏嘘的是，前辈们曾花了两年时间调研了本市高校学生的出柜情况，并精心制作了两份报告，然而它们再也无法从B社的公号上看到了。
也有一些日常的东西消失了。小斐告诉《常识》，D社此前曾做过本校LGBT版的校史特稿，还开辟了一个有问必答的专栏，里面充满了爱情、性别等各式各样的有趣问答。目前，成员们只抢救了不到一半的内容。
突然的封禁也打乱了社团的活动计划。在E社负责人阿花的计划里，E社未来的推送已排版完毕，转载的文章也得到了授权。然而，公众号的封禁让这一切瞬间失去了依托。阿花感觉，这些事情全变得虚无了起来。
社团不是没有想过开拓其他的平台。B站、知乎、豆瓣、微博……几乎主流的社交媒体都有尝试过，然而却收效甚微，有的已经长时间停止了更新。
卡卡表示，知乎的排版和公众号并不相同，无法将A社的推送同步搬运到知乎上。此外，社团的内容也并不适合知乎的风气，“它并不是一个发布的平台，我觉得它的生态和微信不一样。”
“知乎太爹味了。”社团里缺乏善于battle的核心成员让阿花不敢尝试知乎，运营人员不足更限制着E社去开拓B站等平台。
公众号独特的功能也让社团难以舍弃。由于公众号后台可以同时登录多位运营者，这让信息咨询或树洞聊天变得方便。“我们开设有心理辅导的服务，使用其他平台会不太方便。”阿武表示，微博私信、豆瓣等平台暂时无法提供类似的服务。
其它平台飘忽不定的审核制度，也让社团成员感到费解和头疼。在各社团的微信公号遭遇封禁后，豆瓣紧接着也封禁了一批社团的账号。负责人们推测，可能是因为发布了防失联声明。“豆瓣的自我审查一直比较严格。”阿武无奈地说道。
令阿武惊喜的是，一位粉丝定期备份了B社过往的推送，这极大缓解了B社抢救工作的压力。但大部分社团却没有这样的好运。公众号的封禁切断了社团与读者的联系，也让一部分社团失去了声音，就此湮没在了网络里。
挑战：境外势力的污名化、人手不足的运营难题
“国家终于对LGBT出手整顿了！”封禁发生后，微博博主@子午侠士 表示将大量搜集LGBT组织与境外势力勾结的证据与线索。早在今年5月，他在微博称已向国家部门提交了有关女权、LGBT问题的资料。
在此次封禁前，@子午侠士、@上帝之鹰 及@性少数走饭 等有民粹倾向的微博大V就曾多次公开呼吁抵制女权组织、同性恋组织进校园。@子午侠士 曾表示，让彩虹旗进校园是对国家和民族的灾难。
此外，他们也不遗余力地为高校性别社团罗织着“罪名”：社团的经费来自于境外势力资助；日常活动则是煽动性别对立，危害国家安全。甚至连《中国妇女报》、北京师范大学儿童性教育课题组等官方组织，也曾受过他们无端的指责与攻击。
奥里对此感到愤怒。C社的资金是靠公众号打赏、成员自掏腰包和毕业生捐款一点点攒起来的。他记得自己刚加入社团时负责安排讨论会上的茶歇，预算只有50块。
实际上，资金短缺是高校性别社团普遍面临的困难。大多高校不予注册，因此社团无法获得校方的拨款，只能靠校友捐款、卖周边产品等方式自谋出路。小斐回忆，没钱的时候曾有成员跑到社团大群里哭穷，有学长学姐看不过去，私下转来200块钱，便足够社团用上一年。而这也是D社经费的唯一来源。
资金困难还能想办法解决，更大的问题源于社团的运营模式。目前大部分社团的准入门槛都较低，并且未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管理机制，干活的只有屈指可数的核心成员，其他成员甚至一年都打不上一次照面。
“大家都是佛系惯了的人，我们核心成员现在没有一个‘奋斗逼’。”阿花坦言道，在封号前E社内的运营状况就不算好。“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来接我的班。”
运营的问题在中小社团上表现得更为突出。“我觉得我好社恐，让我当社长一定是没有什么人选了吧。”F社的负责人哒哒反复感叹，自己成为社长“纯属意外”。当年自己“好事”填写了某性别会议的问卷，结果却成为社团中唯一报名的人，而后便硬着头皮代表社团参加了越来越多的会议，也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新一任的社长。
F社在管理上十分依赖社长的能力，不同的社长有着不同的运营模式。这让哒哒感到了恐慌，她不知道要把社团带往何方，也不知道该让谁干活。虽然已经成为了社长，但一有问题，哒哒还是会求助于前任社长。今年年初，校社联曾邀请哒哒将F社与校内某关注流浪动物的公益社团合并。起初哒哒并未发觉不妥，直到前社长提醒她注意F社有可能会被吞并，她才拒绝了这个提议。
困境：收紧的政策环境，谨慎的自我审查
高校性别社团曾有过一段黄金时期。“2014年之后是非常活跃的时期。”专注于性别社群工作的书书告诉《常识》，目前国内大部分的高校性别社团都在此时成立。同时，社团活动也如火如荼开展着。校内性别沙龙、教育论坛、陌生人拥抱应接不暇，广州多所高校扬起了巨大的彩虹旗。“那几年路演在校园里随处可见。”
不久，情况陡转直下。2017年，南京大学性别性向平等协会被校方注销，理由是“晚交申请表”。同年，西交利物浦大学的Flagship再次被校方拒绝了注册申请。社团活动的场地不再容易申到，活动被临时取消也变得常见，被辅导员和团委约谈的次数越来越多。
根据SOGIE 2019年发布的《中国高校LGBT+社团发展情况调研》（以下简称《调研》），高校性别社团常会面临来自于学校内外的双重压力。校内压力包括：团委、学校保安、辅导员、党委、教师和学校其它管理部门；校外压力包括：国保、国安、公安、城管和教委。
学校是施压的一个重要支点，常常“约谈”社团核心成员。若有反抗，常以取消奖学金、助学金、荣誉称号评选、研究生推免资格等与学生利益密切相关的名义进行威胁，更严重的则会以通知家长、处分、退学威胁等手段，迫使社团负责人取消活动、解散社团。
事实上，近年来不断收紧的外部环境则成了那根真正压下来的杠杆。2018年和2019年，微博曾先后封禁了Gay与Les超话。2020年8月，持续了12年的上海骄傲节终止了所有活动。2021年5月，武大性平会正式停止了运营。同一时间，多地高校性别社团称被校方约谈，要求关停公众号，甚至解散社团。网络上更是流传出江苏省教育厅要求省内两所大学“及时稳妥整顿未经审批的涉校组织和自媒体账号”，该校的性别社团赫然入列。封禁发生后，也有不少社团表示，自己遭到了当地公安部门的约谈。
压力落在学生这头，便导致社团活动越来越谨慎。“最近几年大家做倡导活动，明显感觉没人敢说了。”书书发现，近几年高校性别社团的口号和活动逐渐从“彩虹平权”转向了“反霸凌”，“这跟环境直接相关。如果能有宽松的环境，也能在校内注册并且不受校方压力的话，社团肯定能更稳定一些。”
E社是国内最早一批完成注册的性别社团。然而自2019年以来，E社只能举办读书会类型的线下活动。其最著名的话剧表演，也随校方态度的转变而经历了“校内举行—校外举办—不予审批而停办”的过程。
阿花告诉《常识》，E社有着很强的“求生欲”，目前会下意识地不碰太多LGBT相关的议题。即便如此，今年3月由于三则转发的推送，校方还是禁止了E社参与社团招新。
尽管B社没有在校注册，但小艾能感觉到，学校知晓且默认了B社的存在。目前学校尚不会干涉B社活动，她推测这可能源于B社目前的活动非常谨慎，发布的内容也中规中矩。“至少在我们合作过的老师层面上，还是比较关照的。”小艾还从前辈那儿听闻，此前微信曾删除过社团的一篇推送，随后B社便转变立场为“服务社群”。
哒哒也已经习得了自我阉割。今年4月肖美丽事件[1]时，她和前任社长纠结了许久，最终还是在公号上转载了肖美丽的自述。然而，一名熟识的学姐看到后立刻警告她：“你们怎么敢转这篇推文，是不是不想要社团了？”很快，哒哒便删掉了这则推文。
未来：留在学校注册还是去高校化？
封禁当晚，备份文章、联络粉丝、查证封禁原因……没头没脑的工作一股脑地围了上来。检查邮箱信件、发GitHub、重新拉粉丝社群……小艾记得，那天晚上三点自己才睡下。
挺过最艰难的时刻，另一个挥之不去的问题来到了眼前。不管注册与否，高校性别社团在名称上常常会带上学校名。这正是@子午侠士 等微博大V宣扬“警惕敌对势力渗透侵蚀校园”的理由之一。同时，来自校方的压力也让社团的活动空间变得日渐紧缩。
去高校化还是继续留下来？成了社团们绕不过去的一个问题。”接下来该怎么办，其实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考验。“书书觉得，社团需要重新考虑组织定位和运营模式。
B社的成员们注意到此次遭遇封禁的公众号大多是高校性别社团，在当下这个生存环境日渐严苛的时刻，去高校化或许能让B社存活下去。
也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支持留存的人觉得，学校是一种吸引力，以此为依托能让更多的人关注到社团。为此，B社内部举办了多次讨论会，也商讨出了暂行方案：在交友软件上开设工作号，以便有需求者发现联络。
一个月后，B社正式将新注册的公众号迁移到某公益性组织的账号下。“我们的想法就是放开。”谈及未来的规划时，阿武说道，“我们很愿意为高校性少数群体提供一个合适的平台，也给我们注入活力。”
但对于高校注册的社团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去高校化意味着放弃注册身份和校方给的红利，甚至发展上也更加坎坷。这并不是少数社团所要面临的问题。《调研》指出，在2019年的受访社团中共有21个社团完成了注册，27个社团为非注册社团，2个社团被取消校内注册资格。
实际上，在校注册的红利本身就是一把双刃剑。由于掌握了社团的具体情况，学校便于以行政手段进行施压。《调研》中写道：“注册既能为社团带来更多的校内资金支持，又会受到学校在财务方面的直接监管；拥有注册身份的社团既可以参与”百团大战“以扩大影响力，又会因为摆摊时张贴彩虹符号而遭到警告；既能以正式注册身份借用校内活动场地，又不得不面临更为严格的活动审批，以致活动常常流产……”
“去高校化会给社团和学校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关注。”阿花告诉《常识》，经过内部讨论后，E社还是放弃了去高校化。“至少现在依靠学校，还只是学校来监管。去高校化后反而会有更多的麻烦。”
中山大学彩虹社的经历便像是一种印证。2006年，彩虹社在中大注册成立。2007年，校方注销了彩虹社的资格，社团就此转入地下。
2012年，中大南校区重组了“中大彩虹小组”，但校方的监管却愈发严苛，不仅多次取消每年“世界不再恐同日”扬旗活动的场地，警告同学不要参加小组的任何活动，而且还明令禁止校内社团、驻校社工机构与小组展开任何合作。
此后，社团再次更名为“广州高校彩虹小组”，以期与中大脱钩。然而2019年1月8日，小组登上了广州市第六批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广州市民政局官网显示，小组已被移交有关部门。
“不到真生存不下去的时候不会转入地下。“阿花叹了口气，”如果E社真的去高校化了，说明那又是一次至暗时刻。“
也有例外存在。同样是高校注册社团的D社，难得的享受着一份近乎奢侈的开放风气。D社的指导老师是专门从事性别研究的学者，在她的专业背书下，D社的活动几乎没遇到阻力。“我们的存在也算是一种表态，说明还是有高校承认支持的。“小斐觉得，即便未来真的要转入地下，也会有来自社群和伙伴的支持，”这只是一个形式问题。“
价值：能生存下去就是很大的意义了
“这些公众号及它们背后默默坚守的工作者曾在我沮丧、迷茫甚至对生活失去信心的时候给予我支持和鼓励。”封禁当晚，微信公众号“恰帕斯东风Radio”如此撰文声援，“我不能接受它们这样被消失。我相信他们也帮助了和我类似的许多人。”
某种程度上，社团像是一处避风港，不仅帮助成员们找到了身份认同，也帮助了无数迷茫的性少数群体。“能生存下去就是很大的意义了。”卡卡反思道，A社的服务为学校的边缘人群带来了极大的心理支持，这也是为何在遭遇封禁后，他第一时间发布消息让大家知道，“我们还在。”
这在F社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前几年，F社所在地的高校性别社团被逐个关停，F社成为了当地最后的坚守。哒哒希望，至少能为当地提供一个包容且开放的场所。
“活着就得有一定的意义。”这样简单却又纯粹的想法一直以来支撑着阿武，也成为了他加入B社的原因。“如果我有一点点能力的话，我希望大家都能过得更好。”
社团成为了阿武生活中最重要的一块。策划线下活动、运营社群、撰写推文……阿武从一个小小的成员，一步步地成为了一个有底气的核心成员。“如果不做这件事的话，我就不是我自己了。“
改变并非局限于性少数群体内。出于对性别研究的兴趣，顺性别异性恋[2]的小艾在2019年加入了B社，也在这里看到了一个更大的世界。去年小艾开始有意识地在朋友圈转发一些B社的内容。“想让更多的人关注到性少数群体和性别工作，让他们具有性别和公众意识。”让小艾高兴的是，关注B社公众号的好友从100多人，在今年5月时变为了200多人，也影响着越来越多的“直人”朋友。
“就是想走出去，不想只在同温层里对话。”阿花在朋友圈分享E社的文章时，不会屏蔽非性少数的同学。在E社里，同样也不乏热心于性别议题的非性少数成员。“不能因为大环境在收紧就变得犬儒化”，阿花想要“折腾”一下，至少把E社的公共性坚守下去。
奥里也感受到了自己对室友的影响。加入社团后，她逐渐向室友科普了LGBT和酷儿的意涵，室友也日渐参与到相关的话题讨论中。
“一是让在地LGBT学生找到归属感，二是让更多直人朋友接受LGBT。”书书觉得，这也正是高校性别社团的工作。“有这个社团就意味着在做倡导，存在就意味着对社会有意义。”
价值还在于社团间。阿花曾在社团的邮箱里看到一封邮件，那是同城另一高校发来的咨询。来信者表示自己也想成立一个性别社团，因此想向E社请教一些经验和帮助。也是在这一刻，阿花真切感受到了社团的影响与价值。
社团公众号留言里也藏着无数闪闪发光的时刻，它们在社团与社会之间接起了情感的纽带，也赋予了社团更大的社会意义。小艾常在后台看到不少高中生的留言，他们正焦虑于性取向和性别认同，“这时候社团成为了他们的自我认同与接纳的重要渠道。”
来源于粉丝的情感支持，也构成了阿武的动力来源。他分享了一则印象颇为深刻的留言：“我知道没有B社，我就不能考上大学。”留言者是一名今年9月即将入学的新生。B社构成了她备战高考时80%的动力，也使她对性别议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和思考。在考前的几个月里，每天晚上她都会仔细翻阅B社的历史推送，想象着自己未来在B社的日常。前前后后，有的推送已经被她读过了几十遍。
“对于这些老朋友来说，我们的存在是有意义的，也必须要坚持下去。”本来流利朗读着留言的阿武突然顿了一下，然后用激动又颤抖的声音说道， “现在读到这，我觉得为这个公众号牺牲也没关系。”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所有机构和人物均为化名。）
编者注：
[1] 肖美丽事件：2021年3月，肖美丽在成都某火锅店用餐时，因劝阻邻桌男子抽烟而遭遇对方泼茶。事后，她在网上公开了经历，引发了网民争论。以@子午侠士 为首的反对者质疑肖美丽借机炒作女权话题，并认为其在2014年时发表过支持“港独”的言论，导致肖美丽微博账号被封。 [2] 顺性别异性恋：指完全接受自己生理特征和生理性别的异性恋者 ，是跨性别的反义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