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勇
严复认为，近代国家的根本要旨不再是传统中国的“保育政策”，一切由政府包揽，而是相反，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只要所有的产业向全体国民充分开放，社会就能找到自己的平衡点。
岁月无情，逝者如斯。不经意间，严复老先生去世竟然一百年了；在我的浅意识中，似乎还与老先生处于同一个时代。
是时代未变，还是严复先生的思想具有极强的穿透性，或超越性？恐怕，二者兼而有之。
就时代而言，我们与严复所处并无本质区别，都属于从农业文明中走出，进入工业社会，但还没有形成完形工业文明之过渡时代。严复所关切的问题，不论古今，还是中西；不论国际，还是国内；就其本质，许多问题都似曾相似，这是既急剧变化，又进二退一，举步维艰的一百年。
严复生于1854年初，咸丰三年底，福建侯官人。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在他出生那一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获得重大进展，打进江宁，旋改称天京。此后十余年，洪秀全坐镇天京指挥反抗清帝国的运动，震撼全国，也深刻影响了世界。
太平天国改变了世界与中国的运行轨迹。严复也没有办法沿着传统士大夫成长道路继续前行，中国已经不可能延续农业文明规则，按部就班，固步自封，不与外部世界接触。这不是中国单方面可以决定的。大航海之后的中国是世界的，世界也是中国的。关键是自己如何去理解。
为了应对太平天国的冲击，清帝国不得不放弃两百年来的族群歧视政策，允许汉人士大夫组建地方团练，抵抗、打击太平军。于是，湘淮势力崛起，清帝国权力格局因此发生微妙变化，重大决策不再只是满蒙贵族集团的特权，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逐渐成为政治舞台重要角色。
满汉合力，又有太平天国本身不可克服的内在缺陷和狭隘视野，国际社会主流国家在经过尝试后也决定不与太平天国合作。太平天国成为“一场未完成的革命”，既没有推动国家政治转型，又没有延续旧轨道建构一个新帝国。
“后太平天国时代”，清帝国无法像鸦片战争结束后那样重回旧有统治秩序，湘淮军功集团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创建出来的那些军事工业不可能就此停工，反而因和平到来有了大规模扩充的机会。于是，自强新政各类事业风起云涌，一个新的时代悄然而至。严复后来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个新时代。
当然，如果不是发生重大家庭变故，严复肯定会在科举道路上跋涉，毕竟经过几代人奋斗，严家已属小康之家，可以供养他继续读书。然而，同治五年（1866），福州当地一场突如其来的霍乱夺去严父性命，严家失去了顶梁柱，家道中衰，严复也不可能继续一心只读圣贤书。
当此时，居忧在里的同邑巡抚沈葆桢奉命创办船政，以极为优惠的待遇招试英才，储海军将才。刚遭丧父之痛的严复前往应试，入学考题乃《大孝终身慕父母论》。触题生情，严复以诚挚笔调成文数百，沈公奇之，“用冠其曹”（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年十四，成为福建船政学堂第一届学生，当然也就是中国海军最早的种子。
古典中国为东方世界的宗主，尽管有漫长的海岸线，也有悠久的航海传统，但传统中国并不以海洋立国。尤其是大航海之后，原本并不太弱的航海技术渐渐被束之高阁，以致让老大帝国极为难堪的两次鸦片战争，均因英法拥有令中国人眼睛一亮的海军。知耻而后勇。失败并不可怕。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自强运动，之所以从创建海军开始，这并不难理解。
而且，那时的中国人也很清楚，甚至曾国藩很早就尝试过自主创造，当然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技术的创造需要基础科学的支撑，如果人们看到新东西就能仿造，就能超越，人类就不需要合作，不需要组织成社会。于是，自强新政不仅学西方，而且恭恭敬敬拜西人为师，既来教，又往学，总以学得真经为目的。所以，通观近二百年中国学习外人的历史，必须承认学得最好的就是以严复、容闳为代表的早期留洋的人，尤其是那些幼童。
福州船政学堂卒业，严复那批学员奉派赴英法继续深造。如果不发生意外，学成归国，严复就是第一批海军将领。只是人生具有许多不确定，偶然地与某人相识相交，很可能就改变了终生选择。当是时，出使英法的郭嵩焘与严复相见恨晚，结为忘年交，时常相与“议论纵横”（郭嵩焘《伦敦巴黎日记》534页），辨析中西学问之异同。严复那些非常异议可怪之论，深得郭嵩焘激赏。于是，不待毕业，郭嵩焘就推荐严复提前回国，从“学海军”改为“教海军”。先福州，再北洋，匆匆一干就是二十年，按部就班，终升为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虽没有海军将帅衔，但二十年辛苦课徒，实为中国海军教父级人物。那时，北洋海军官兵，不是严复的学生，就是其同学。
也正是因为这层因素，甲午海战失败让严复“大受刺激”（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迅速发表一组檄文，其愤怒远超同时代任何人。严复由一个专业的海军教育工作者迅速“出圈”，成为那时中国屈指可数的“公共知识人”，享誉朝野。
严复认为，中国这一次在黄海的失败并非偶然，并不是败在北洋，败在海军，而是败在之前几十年发展思路和中国人对世界趋势并不正确的认识。他指出，世界发展已经不是几十年的样子了，而主政诸公的脑子并没有随着时代而改变，“大家不知当年打长毛、捻匪诸公系以贼法子平贼，无论不足以当西洋节制之师，即东洋得其余绪，业已欺我有余。”中国没有像日本那样变制改革，诵读西洋真经， “中国今日之事，正坐平日学问之非，与士大夫心术之坏。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管、葛复生，亦无能为力也。”（《与长子严璩书》一）
在严复的信念里，社会发展演变是一个综合系统，必须按部就班协调发展。落后并不可怕，只要找对了方向，朝这个方向持久用功，即便不一定追上，也不至于跑偏。中国在十八、十九世纪之交那几十年，确实一度错过了与西方国家同步发展的良机；但当中国觉醒，开始自己的工业化之后，仍然应该以平常心对待世界，对待自己，无论如何不能老是想着弯道超车，单兵突进，更不能投机取巧，以“后发优势”的名义拒绝整体协调。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将体用分为两橛；在严复看来，这是中国在甲午失败最直接、最深层的原因。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是那个时代最先看到自强新政只治其末不治其本，原本想着优势互补，结果却是“四不像”，白白耽搁了几十年光阴。
严复指出，优势互补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假设，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不可能兑现的假说。他举例说，我们都知道马的优势为速度，牛的优势为负重。按照“中体西用”论者的看法，理想的方式就是将牛的负重与马的速度重组，创造出既能负重，又有速度的新物种。可能吗？火车、汽车、飞机等现代运输工具都做到了，不过这已经不是原物种的强强联合，而是另外的事情。所以，严复强调，一物有一物之用，牛有牛之体，马有马之用，仅就物种而言，人们不能理想化地期望牛与马优势重组。在纪念严复仙逝百年之际，我最先想到的就是严复社会变化整体性的观点，以及他对自强新政的敏锐观察与洞见。
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毕生反对激进变革，反对推倒重来，素来主张“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主张一点一滴的改良，主张从最基础的事情上做起，比如新教育，比如“新民智，新民德，新民力”的严氏“新三民主义”。这些功夫做到了，一个现代中国必将悄然而至。而这个现代中国，既有现代世界文明的因子，又有传统中国文明底色。1905年春，严复在伦敦与孙中山晤谈说，“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这就是严复所信守的渐进改良论，也是严复被誉为近代中国保守主义之祖的一个原因。而以“大革命家”自诩的孙中山却认为，“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侯官严先生年谱》）革命与改良，激进与保守，泾渭分明。
主编 汪征鲁 / 方宝川/ 马勇
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6月版
先前的研究者以为严复早年的思想激进，中年稳健，晚年趋于保守。这个三分法显然没有真正理解严复思想的进路。所谓严复的早年，其实也不算早，甲午战争爆发时，严复已经年届不惑，他那时不止是激进，简直就是愤怒，就是狂躁，因为他看到自己的学生、自己的同学，在这场不该失败的战争中丢掉了宝贵的生命。时代的一个微小错误，对于个体生命而言就是毁灭。这不能不让严复愤怒。
愤怒出诗人，愤怒也能出政论家。严复在那不太长的时间段集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数量不多，影响巨大，这几篇文章奠定了严复在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史上不朽的历史地位。文不在多，有料则灵。
在这些文章中，严复比较早，也比较深刻解读了中国失败的根源，而且借着这次失败的机缘，比较畅快地对照分析了中西社会与文化的异同。就其总体而言，严复此时对西方近代文明确实看得比较高，对于中国传统文明，更多的看到了问题。他的一系列比较深刻启发了后续的观察者，直至今日，也不能不承认严复是近代中国最懂西方文明，又理解中国文明之第一人。比如，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严复这段论述直至今日依然赢得人们的称许：
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胜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政化之极则。盖我中国圣人之意，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而人心之灵，苟日开瀹焉，其机巧智能，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盖生民之道，期于相安相养而已。
在严复看来，生民之初所面对的问题东西并无二致，只是到了后来渐行渐远，走上各自不同的路。而之所以如此，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自由不自由异耳”：
中国理道与西方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然谓之相似则可，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
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重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欢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祸灾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若斯之伦，举有与中国之理相抗，以并存于两间，而吾实未敢遽分其优绌也。
严复从伦理、社会、政治、风俗、知识生产等诸多方面分析了中西文明异同，是近代中国最经典表述，影响深远。
在《论世变之亟》之后，严复又发表一篇更具震撼力的《原强》，探究中国何以在经历了几十年自强新政之后依然如此孱弱，如此不堪一击。严复指出，西方国家在过去两百年突飞猛进，并不只是形而下的坚船利炮、声光电化，而是另有一种精神在，“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自其自由平等观之，则捐忌讳，去烦苛，决壅敝，人人得以行其意，申其言，上下之势不相悬，君不甚尊，民不甚贱，而联若一体者，是无法之胜也。自其官工商贾章程明备观之，则人知其职，不督而办，事至纤悉，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朝令夕改，而人不以为烦，则是以有法胜也。其民长大鸷悍既胜我矣，而德慧术知较而论之，又为吾民所必不及。故所谓耕凿陶冶，织纫树牧，上而至于官府刑政，战斗转输，凡所以保民养民之事，其精密广远，较之中国之所有所为，其相越之度，有言之而莫能信者。且其为事也，又一一皆本于学术；其为学术也，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层累阶级，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
严复“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不仅是其对西方富强原动力的判断，也给中国指出了一条极为清晰的道路。中国如果要富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完全释放社会，解开人们身上的全部枷锁，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空间中，让中国人的聪明才智获得充分施展。全面的自由，就是人们可以使用自己的脑子思考，使用自己的眼睛观察，使用自己的嘴巴讲话，自由居住，自由就业，在不违背公序良俗前提下，享有充分的自由。
“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其实就是说要标本兼治，尤其是要不懈提升“民智、民力、民德”，用渐进的改良推动社会持续进步，“不为其标，则无以救目前之溃败；不为其本，则虽治其标，而不久亦将自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何则？争自存而欲遗种者，固民所受于天，不教而同愿之者也。”（《原强》）
严复的这些言论，给人们以极大震撼，激活了知识界对传统的重新认识，以及对西方文明本质的再检讨。更重要的还在于，严复紧接着向中国人传递了进化的观念，这个影响在很大程度上规范了后来中国人的世界观、知识论。
进化的观念在中西都有久远的历史，胡适的《先秦名学史》大致梳理了中国古典进化思想的脉络。严复之前的《万国公报》等，也对西方的进化思想有过不少介绍。但是，真正引起中国人震撼，影响此后几代中国人的，还是严复1898年前后逐渐发表的《天演论》。
《天演论》的原本及严译细节，这儿就不展开论述了，这方面的研究特多。我想强调的是，在甲午战后相当多的中国知识人极端失望的背景下，严复传递过来的进化论，明白告诉人们现在的世界就是一个大丛林，众兽共处，弱肉强食，要想在这个丛林中存在下去，就必须遵守“丛林法则”。丛林法则无他，就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八个字。丛林不相信眼泪，只相信实力。这个思想在此后影响极为深远，所谓救亡，所谓图存，所谓复兴，所谓强国，其实都是这个思想的物化、具化。
严复传导的进化论，带有很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意味，这对于那时的中国人给予很强烈的刺激，先前自大狂妄的“天朝上国”意识受到了沉重打击，中国未来能否存续，端赖中国人能否摆正心态，走进丛林，参与竞争。
此时的西方资本主义处于发展早期，早期资本主义有许多不规范，许多不道德，但资本主义唯一长处就是没有东方儒家式的温情，只有竞争，只有做得比别人好比别人强，才能存活下去，才能获得发展。这样惨烈的竞争当然也有问题，财富的少数人占有与多数人的相对贫困、绝对贫困之间的矛盾；富国愈来愈富，穷国越来越穷，也不容易缓解。严复看到了资本主义体制的这些矛盾，只是这些矛盾的解决不能消极等待，坐享其成，唯一的解决之道，在严复看来，就是积极参与国际大循环的竞争。
传统儒家思想“不患寡而患不均”，因而中国社会长时期处于低水平状态。如果说中国与西方密切接触之前这种均平主义还有存在空间的话，比如新王朝、新君主的均田、均贫富措施，但到了大航海之后，全球逐步一体化之后，中国的“均富”传统就不可能继续存在。重建新的规则，重建新的价值观，也就是中国走向现代的关键一步。严复传递的进化论，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思想的力量，在这一点上反映最为明显。
在西方，思想启蒙走在社会变革前面；在中国，情形有点不一样。甲午失败让中国付出极大代价，尤其是允许外国资本在中国通商口岸自由办厂。这一方面，让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甚至包括条约签订者李鸿章这样极具世界眼光的人无法接受；另一方面，包括李鸿章在内，几乎没有中国人预料到，允许外国资本在通商口岸自由办厂的另一层意义，让中国的资本主义迅即发生，一个全新的不同于农业社会的地主，也不同于前资本主义时代那些先富阶级迅即出现。中国社会迅速发生变化，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不论中外。严复传递的进化思想、竞争意识，极大满足了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对思想的需求。这是严复的幸运，也是中国的运气。此后不二十年，中国资本主义就逐渐跻身于世界，至欧战爆发，中国资本主义释放出的动能已经可以给世界以影响。严复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想应该有一份功劳。这是我们纪念严复应该强调的另一点。
第三，纪念严复，我觉得还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都把严复誉为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启蒙思想家是一个群体，并不是严复一个人，只是严复起到的作用相对最大而已。中国的思想变动在社会变动之后，许多观念都是先有事实，再有补课。这是近代中国不同他国转型的一个突出特点，紧赶慢赶，边发展边补课便完善价值观。
严复对近代中国启蒙思想的突出贡献，是提供了近代国家建构模型。他认为，近代国家的根本要旨不再是传统中国的“保育政策”，一切由政府包揽，而是相反，还权于民，还权于社会，“自由为体，民主为用”，只要所有的产业向全体国民充分开放，社会就能找到自己的平衡点。在严复的概念中，每一个人的自由是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中国人一旦享有充分的自由，享有与西人一样的自由，那么中国的教育、技术进步、经济增长、国民意识，都会在充分竞争背景下渐趋于与世界一致。自由，在严复那里具有最根本的意义。这是我们纪念严复最值得注意的。
自由是发展的保障，垄断是社会窒息的原因。大航海之后，全球一体化逐步加快，许多新业态不经意就成为一个重要的领域。甲午之前，中国也有传媒业，上千年的邸报就承担着传媒的功能，到了近代，也有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新闻纸比如《万国公报》。然而，由于制度滞碍，甲午战前中国人并不能自由办报自由言说，这一个新业态就毫无意义。甲午后，释放社会，释放党禁，扩大言论空间，允许自由结社，允许自由言说，很快中国的面貌完全不一样了，政党勃兴，报馆林立，这不仅容纳巨大的就业，而且极大激活了人的创造性，众声喧哗，貌似混乱，其实给政治家政治决策提供了更多的智慧资源。至于个人，因政党、媒体等业态成名成家者更是不计其数。严复就是这个过程层中的获益者。甲午之后不久，严复就逐渐脱离体制，成为以言说、撰文、翻译为谋生途径的自主就业者。
自由为本，民主为用，不是一句空话，而是可以落地的构想。严复的这一思想一百多年来受到知识界高度重视，只是由于此后的政治环境再转再变，自由为本的理想渐去渐远。但我始终相信全球一体化终将打破对自由的遏阻。严复的理想一定会落地生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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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萧轶
编辑：张弘
排版：韩楚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