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业三年，今天才知道许多高校都已开学一周，提起高校，提起学生，就想起《记念刘和珍君》，不知这篇文章如今是否还在中学教材里。
刘和珍生前，最爱看鲁迅的文章，定了全年的《莽原》，因参加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自治委员会，在新校长杨荫榆上任后，被开除。
她被强行拖出学校的时候，有人指给鲁迅先生看：那就是刘和珍。
鲁迅才知道，哦，原来她竟是这样和蔼，一直微笑着，与想象中不为势利所屈，反抗广有羽翼的校长的学生，那桀骜不驯的样子，有许大差异。
“她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鲁迅写了两遍。
后来鲁迅在赁屋授课，她听过他的讲义，再后来，就是永别了。
1926年，国民军与奉军开战。奉军与日本军队合谋，日本连同英美诸国，对中国发出最后通牒。出于爱国热情，三月十八日，北京各界两万多人召开示威大会抗议列强，并在会后游行。
朱自清也在游行的队伍里，屠杀爆发后，作为亲证者，写下了《执政府大屠杀记》
游行的两万多人里，百分之九十是学生，其中女学生有三队。
在段祺瑞执政府的说辞里，工人是带了木棍的，带了“有铁钉”的木棍，学生是有枪的，说他们是暴徒、是受人利用。
但朱自清写道：“木棍约三尺长，一端削尖了，上贴书有口号的纸，做成旗帜的样子。至于有‘铁钉的木棍’我却不曾见！”
游行一开始还很正常，忽然，响起了枪声。朱自清写道：“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在进行！这时并不害怕，只静静的注意自己的运命，其余什么都忘记。全场除劈拍的枪声外，也是一片大静默，绝无一些人声。”
“什么哭声震天，只是记者先生们的想当然耳罢了。我上面流血的那一位，虽滴滴地流着血，直到第一次枪声稍歇，我们爬起来逃走的时候，他也不吭一声。这正是死的袭来，沉默便是死的消息。”
死的消息，是沉默的。
只是枪杀而已吗？还有虐杀。
魏士毅女士死于木棍之下，本想逃出门，被一个卫兵从后面用有楞的粗棍兜头一下，脑浆迸裂，卫队杀了人，还剥死人的衣服，无论男女，剥到只剩一条底裤。
刘和珍中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没有立刻死去，张静淑想扶起她，中了四弹，倒地不起，杨德群又想去扶她，子弹贯穿胸口，刚坐起来，卫兵在她头部及胸部又猛击两棍，倒地不起。
枪声越来越密，死者四十余，伤者两百余。
事后，段祺瑞执政府掩埋了些尸体，抹除痕迹，然后再将学生定性为暴徒，说是学生先“进攻”的。
警察总监李鸣钟匆匆去到执政府，说：“死了这么多人，叫我怎么办？”
他并不为死去的人感到哀痛，只是为后续该怎么维稳，怎么保住官帽而忧心。
游行的学生里，有三队都是女生。
朱自清写道：“后面有两个女学生，有一个我真佩服她；她还能微笑着对她的同伴说：‘他们也是中国人哪！’……在场中有两件事很值得纪念：一是清华同学韦杰三君受伤倒地的时候，别的两位同学冒死将他抬了出来；一是一位女学生曾经帮助两个男学生脱险。”
鲁迅也写道：“我目睹中国女子的办事，是始于去年的，虽然是少数，但看那干练坚决，百折不回的气概，曾经屡次为之感叹。至于这一回在弹雨中互相救助，虽殒身不恤的事实，则更足为中国女子的勇毅，虽遭阴谋秘计，压抑至数千年，而终于没有消亡的明证了。”
在《记念刘和珍君》倒数第二段，鲁迅写道：“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将更奋然而前行。”
什么样的奋然前行呢？或许只能在苟活中寻找希望吧，无数的血迹证明，学生的奋然前行，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至多，不过供无恶意的闲人以饭后的谈资，或者给有恶意的闲人作“流言”的种子。
此地，仅靠热血是无用的，靠热血不仅找不到希望，只会找到子弹，找到牢狱，需要靠一种远远超过一时激情热血的，深沉的承担。
有了承担之后，生下来的就是无数的冷静、计算、现实的考虑——我为了那点希望，我应该做什么，我还可以做什么，我应如何一步步趋近那个目标……
触发点是激情，但支撑为希望献身的，是哪怕被热血者鄙视也要坚持的冷静，那是一种更实际，更困难，也更接近信仰的东西。
身为苟活者，或许无法为希望献身，但总还可以为希望做点什么，至少，不做黑夜的帮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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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这句话很引人注目：说他们是暴徒，是受人利用。
夏**：我希望有一天可以骄傲地说，鲁迅写的文章永远的过时了。
L**：我明天开学了！虽然还比较停滞，但我已经尽全力让自己一点点靠近光明了。
S**：彼时彼刻，正如
夏**：历史总会有惊人相似的一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