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关军
他们说，别上学了，没什么必要。我哭着喊着进了学校。
他们说，中考报个中专吧，能保证分配到工作。我执拗地选择了高中。
他们说，在本地读个专科算了，方便照顾你。我头也不回地考到了外地。
这一次，那么珍视工作之稳定、安逸的我爸我妈，最终以这样的方式，亲手帮他们的儿子丢弃了铁饭碗。
配图 | 《刺杀小说家》剧照
那是我大学离校前的最后一夜。屋子中央的长条桌上，摆着一溜儿的老雪花和几根长蜡烛，一副喝到地老天荒的阵势。我们寝室多数男生都还在，班上没走的女生也来了，幽暗中挤得满满当当。夏夜的风穿堂而过，烛火被吹得一个接一个趔趄，映在那些湿润的眼睛里，明灭不定。
借着酒劲，原本未必多亲近的男女同学，这一刻竟赤诚起来，尽说些掏心窝子的话。
窗外能零星听到酒瓶子从高处落地的爆裂声，那是毕业季特有的，还有走廊里狼嚎一样的歌声。告别是疼痛的，而我的哀伤比他们要更深一层，似乎不光要离开校园，更是要滑向深渊。
当同学们完成赠言，毕业纪念册传回我手里，我忍不住抓过笔，飞快地为自己划拉了一整页——它是诗歌体，第二人称，写给“上天”的。概括一下中心思想，就是赞美了眼前这些灵魂的清纯美好，为我所爱，请“上天”给他们多些善意，多些顺遂，假如一定要有人承受磨难，请放过他们，一股脑儿压给我算了。
只是，别被诗句欺骗了。
我可不曾想过为寝室里的任何一个人去堵枪眼，这种逞英雄般的表白，无非是换个方式发泄怨气——上天不公，那就继续不公好了，来吧，继续祸害我吧。用东北话讲，“可我一个造。”
那一夜之前，深知先天条件吃亏的我，为毕业分配忙活了一整年。我到处寻找实习的好机会，然后拼命表现，期望着打动领导，最终能留下来。
1995年后，分配政策是双向选择，大学毕业可以主动联系接收单位，单位也到学校选人，如果都不成，国家再给兜底，好歹分一只“铁饭碗”给你。
然而，谁愿意被兜底啊，那肯定不是什么好职位，而且多数意味着哪来回哪去。这一点是我最不能接受的。那时的我，一心想的就是远离原生环境，在外面独立生存以证明“我可以”。而分配回家乡本溪，就如同把一条遨游过江湖水系的鱼，再投进水盆里——本溪的确因群山环抱而更觉闭塞。
大学生活开始没多久，我就确认了自己将来的志业，就是成为一个新闻人。它符合我的价值观，以及专长。而做新闻，怎么可以不在沈阳呢？
关于职业选择，我的同学、后来成为知名媒体人的李海鹏打过一个比喻：要踢球，就要在大俱乐部踢。大学时的我，觉得沈阳就是我最大的舞台，见得了世面，开得了眼界，还有一点很重要——我的好朋友几乎都在沈阳。
我执拗地想留下来，还因为——这小子的才华配得上大俱乐部，在漫长的实习期，我不断证明着这一点。
在《辽宁日报》，版面编辑给予我充分信任，稿件的遴选、编辑、版面设计都交给我，他做起甩手掌柜。这样的锻炼机会，对实习生而言真是奢侈。同一时期，我还在各家省级报刊写了二三十篇评论、报道，最值得吹嘘的是，我写的长篇人物特稿刊发在了《中国青年报》头版，印象中是整版。1995年的《中国青年报》，新闻的最高殿堂啊。
作为那一届辽宁大学中文系的实习生，李海鹏和我都成果丰厚。他在《辽沈晚报》的发稿量盖过了几个极其高产的明星记者，而我的特点是门类多，还有高规格的代表作。
我把自己的实习作品影印下来，装订得像一本书，为了显摆才艺，还附带了我的一些CI（企业文化识别系统）设计作品。那份到处递送的简历里，我觉得这是很有一些“光环”的。
在大学期间，我活跃在好几个社团，还亲手创办了一个社团，在中文系和校团委，我都是搞宣传的主力。带上这像模像样的求职册子，我心底还是有一点儿傲气的。
而那时的我，不仅自信满满，还属于不会轻易放弃的类型。在偌大的沈阳，我一再碰壁，一再尝试。面试中，每个主事者的语气都近似，这个小个子的才能嘛，确实是有，只可惜……
仅仅因为身高不足，完全先天的遗憾，就逼迫一颗有激情的、骄傲的心杀死自己？我不服，我还在自己能争取到的一切机会里挣扎着。那时候，李白那句“天生我材必有用”仍是我所笃信的。
在体制内，无论人事部门成员还是更高领导，心里都有一条不会写进条文的选人底线：不能有明显的生理缺陷。而我，恰好就处于他们的底线以下。
作为男生，我矮得超出了常规——不妨描述一下我的身高，有两次，我爸带我坐火车去大城市问诊发育迟缓，他都买的是半价票，一次蒙混过关，一次补了全票——在那些我撞碎头骨也进不去的用人单位里，才能不是优选项，何况才能这东西，不就是人嘴两张皮的事儿嘛。至于他们的隐形底线，不能随便突破，除非捞到巨大的好处。
我没什么“好处”送给他们，不仅没有，脑子里也压根儿没有这根筋，下文会提到，这方面是有家庭传承的。
我四处碰壁，一点点调低了期望值，觉得只要在沈阳，不是媒体也行啊，什么都行，慌乱中，甚至把一家筹备中的传销行业协会当作最后的稻草。
在中文系，家里有关系的，最先一批找到了工作；接下来，用人单位来面试了，带来那些可以留在沈阳的机会。先是选男生，几乎一扫而光，然后在女生里选一些合乎他们标准的。
至于我，仿佛是无性别的人、不存在的人，系里领导连推荐面试都不会考虑——那意味着浪费。
一次次地，得知某个既不爱文字也没什么理想、只是混了四年的同学，却进了媒体或机关，留在了沈阳，我就不无愤懑地想：凭什么？
艾略特在《荒原》里写道：四月是最残忍的季节。差不多在四月，我告别了李白，并杀死了自己的雄心。其实，何止四月，整个毕业季都是残忍的。
离校的日子在倒数，一扇一扇的门关上，我不再冲着他人抱怨。为什么你会认不清自己？为什么非要考到省城来？为什么实习时那么傻傻地卖力？为什么不能比爸妈多懂一点人情世故？在对自我的抽打中，最疼的一下是这个——对我这样的人而言，是不是，本来就不该知道外面的世界？
如果要选出我这一生的至暗时刻，毕业求职季会是全票。那一夜的烛光下，不记得喝了多少老雪花，不记得醉倒在谁的怀里。
醒过来，卷铺盖，从沈阳滚蛋，等着看命运怎么摆布。
对我妈来说，儿子又回到她的目光所及之地，回到羽翼庇护下，她再开心不过了。我爸也希望我安稳，但他不说，表面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到了秋天，国家兜底的结果出来了，我被分配到本钢（全称是本溪钢铁集团公司），有着二三十万员工的大国企。具体分配到什么地方，还不知道。在那时的本溪，本钢甚至比机关事业单位更吃香，收入高出一截，铁饭碗里镶金边儿的那类。
照理说，既然回到了家乡，求个亲戚朋友，运作一番，或许能分配到集团机关，或是《本钢报》，过上端茶看报的日子。而我却死活不想进本钢，至于企业报，和车间宣传栏有多大区别？这下也暴露出来了，我骄傲的心还没凉透呢。
我的想法是，既然都委屈到了回本溪的地步，总归要做新闻人吧。
我就这么一直拖着，不肯去报到。在爸妈面前，除了闷闷不乐，我做不了什么。解释自己的新闻理想？他们怎么会理解。让他们帮忙扭转乾坤？简直是痴人说梦。
我爸妈都是农民出身，在城里谋得饭碗，养下两个孩子，全家住在15平米的房间，还与两个工人家庭共用厨房和厕所。这是再普通不过的布衣生活吧，竟然养出我这么一个不认命的后生，简直像基因突变。
我爸是一个内科医生，自幼丧母，性情内向且执拗，他信奉凭本事吃饭，反感交际应酬，在医院里，几乎是绕着领导走路，凡是有提升机会到来，都主动放弃。假如让他去求人办事，还不如给他一刀呢。他有他为人的骄傲，最常和家人说的就是——身为医生，他没有与患者有过任何人情往来。
至于我妈，小学文化，副食商店的小职员，人际关系仅限于商店周边，她谨小慎微，一生都在忧惧生活的波动。
那年头，铁饭碗在东北比命都值钱，何况是我这种情况。能进本钢，在他们的观念里是烧了高香了。我从小发育迟缓，体弱多病，他们经常商议的话题是，这孩子咱们得养他一辈子。如此没尊严的未来，我才不要，于是成长期的几个节点，都是这样推进的——
他们说，别上学了，没什么必要。
我哭着喊着进了学校。
他们说，中考报个中专吧，能保证分配到工作。
我执拗地选择了高中。
他们说，在本地读个专科算了，方便照顾你。
我头也不回地考到了外地。
……
我抵触本钢的日子里，父母只是有点着急，并没表现出责怪，更没强迫，这已经足够让我欣慰了。他们知道我最想去的是本溪日报社，那就意味着放弃铁饭碗，即便这样，报社也不是没门路就能随便进的呀。
事情就这么僵持着，要“作”到哪一天，连我自己也不清楚。
我爸已经从医院退休，在老年卫生工作者协会的门诊出诊，安分地挣一份额外的工资，调侃自己成了“溢价老头儿”。那诊所离家不远，就在市委机关大门外。一天下班回来，他说他骗过市委大院的门卫，闯到了市委副书记的办公室，求对方帮他儿子实现做新闻的愿望。
那天，他是和我妈一起去的，带上了我曾为之骄傲的求职册，除此以外，没带任何表达心意的东西。他们的着装如何我不知道，但他们衣柜里翻不出任何能显得略有身份的衣服，这是肯定的。
1995年的市委机关大楼，外墙只用水泥涂了一层，虽不气派，终究是“衙门”。那时，门前还没有顶灯闪烁的警车，也没有防备冲击的隔离墩，不过，严谨的警卫总还是有的。他们怎么混进去的？我想不出来。
“你朱大爷，我那个小学同学，不是一直关心你的分配嘛，他和我说，他和刘福成认识，一起共过事，也有好多年没联系了。你朱大爷给我写了一张字条，让我去找刘福成。看看能不能有点用。”刘福成是当时的本溪市委副书记，分管宣传文教，他是一年前刚从辽西调过来的。我和我爸对他的了解，也就这么多。
进大门的时候，我爸说自己是刘福成的老同事，大老远来看望他，门卫于是接通了刘福成。拿起电话，我爸继续着自己的谎言，副书记也没仔细分辨，就请了进去。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我爸骗人——第一次，竟然骗到了市委副书记头上。
完全陌生的小老头小老太太出现在办公室，副书记的脸刷拉一下就变了颜色。我爸赶紧递上朱大爷的亲笔信，“请谅解，不撒这个谎，真的没法见到您。”然后就介绍起自己的儿子，说他如何受制于先天不足，如何不屈服，如何努力，以及他如何渴望做新闻。
我和我爸的交流一直非常少，更别说虚无缥缈的理想之类。从小到大，几乎没得到过他的赞许。偶尔有熟人闲聊，夸他儿子几句，我爸的回答通常是“也不咋地”或“就那么回事吧”。无从知道，他对我的真实评价是怎样的，不咋地、就那么回事？还是说给刘福成的那些？
刘福成的怒气收了回去，似乎还被什么东西打动了。他很快就表示，自己会过问一下，帮忙推荐。他把那本求职册子留下了。
我爸后来听说，副书记亲自去了报社，介绍了我这么一个独特的存在。
主管领导这样的态度，报社肯定格外当回事，身高什么的都不去计较了。没多久，我成了报社最早一批聘任制的采编人员，分到了刚成立的《本溪晚报》，一份具有市场化属性的报纸，有一些真正做新闻的空间。
我爸极少表露情感。说起勇闯副书记办公室的经历，只在讲到撒谎那段的时候，有些微的不好意思，总体上，他的语气平静如常。
但是，作为我的老爸，那分明是他绝无仅有的一段传奇——这事太意外了，那么珍视工作之稳定、安逸的我爸我妈，最终以这样的方式，亲手帮他们的儿子丢弃了铁饭碗。
进入本溪日报社的最初日子，总有人试探着，想知道我和主管副书记究竟什么关系。听完我的讲述，有的将信将疑，有的觉得我在撒谎。
在自己选择的工作中，我做得真还不赖，入职几个月就成了头版编辑。过了一年多，我担任了晚报的小主管，并破格获得了事业单位编制，这至少是给爸妈的一点宽慰。
被认可，被包容，被爱护，至暗时刻退却，光亮一点点又都回到我的内心。求职季的残忍，不再让我耿耿于怀。
毕业三年以后，沈阳的一些媒体开始市场化改革，一位朋友发来入伙邀请，是一份血气方刚的体育报。在我实习时，该报的总编和一些采编就对我很熟悉了。
回沈阳，加入“大俱乐部”，这诱惑大到我无可抗拒。爸妈不理解我的不安分，不理解我丢下在本溪日报社的好前程，但未曾强加阻拦。他们也没有强调，这个工作机会有他们怎样的付出。
从此以后，我彻底告别了体制内的生活，恰好又赶上了中国市场化媒体的“黄金期”。从沈阳到北京再到广州，然后又回到北京，在一家一家“大俱乐部”里，我做着给我足够价值感的工作。身高，不再是问题，完全不是。
去年夏天，我永远地失去了妈妈，最让我追悔的是，在她生前，我总抱怨她太缺乏安全感，“以爱的名义限制我”，这当然会令她寒心。
失去她以后我才意识到，其实妈妈从来没有用蛮力阻止我“冒险”，我每坚持，她必放手。
回想起，在本溪市委机关的门房，我的人生意外地迎来决定性瞬间，需要我感念的，不单单是我的爸妈。这样一个故事，仅凭他俩的勇气是拼凑不出来的，也需要那样一位副书记，需要那样的朱大爷（他叫朱祥丰，省委党校教授，已经故去）。
在本溪工作的时候，我想过怎么感激一下副书记，可是，以什么方式却始终想不出来。刘福成在本溪任职并不长，很快回到了辽西，现在网上能搜到的关于他的最新消息，是2020年春节前，他作为老领导接受锦州党政班子的探望。我辗转找到熟悉刘福成的人，想要来电话打过去，又担心唐突，毕竟26年过去了。
犹犹豫豫间，我决定先完成一件事，所以就有了这篇文章。
编辑 | 沈燕妮 运营 | 嘉宇 实习 | 文宁
关 军 前媒体人，非虚构写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