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瑞鹤
编辑：马戏团长
众所周知，我的爱好是二战的历史，我以这句话开头，那就是因为我单纯地想讲一些纳粹德国的往事。
讲到纳粹，当时德国人民的态度其实很值得一提。毕竟，纳粹的覆亡，不是因为内部的动乱，或者老百姓不堪忍受，而是因为四处征伐，最终被”境外势力“给灭亡的。德国老百姓对纳粹是什么态度呢？反对纳粹的当然有，但绝大多数还是默许纳粹的统治。
纳粹党在统治期间也通过各种手段“团结人民”，说得好听点叫和民众打成一片，说得不好听点叫利用民众。当然啦，这当中自然会有些见不得人的手段，比如说，纳粹党调动了德国老百姓的人性之恶，鼓励他们互相揭发告密。
可以说，纳粹能够做到对德国民众控制的如此严厉，在统治的时期，甚至当“境外势力”打上门的时候，都没有发生内乱，这套告密制度“功不可没”。
纳粹告密的设计理念
作为典型的独裁政权，纳粹是很希望德国老百姓参与告密，这样既能节约他们的统治成本，又能让底层人人自危，最终达到让民众“既觉悟极高，又有良好的自我管理意识”的效果。
不过，告密这件事，在整个基督教文化氛围浓厚的西方，是被看成非常可鄙的事情。所以，纳粹需要用一些手段，让德国的老百姓正义感爆棚，当正义感击垮心中腐朽的伦理价值观时，告密自然就会发生。
在这一点上，纳粹还是很有基础的。希特勒之所以选举中获得成功，是因为他利用了魏玛政府一系列的困境和失败，并对解决这些难题做出了承诺。
所谓“一个人的命运，除了要考虑自我的奋斗，当然也要考虑历史的行程”，时运给希特勒一个机会解决失业问题和提高国民生活水准，纳粹在这样好时机中巧妙地把一系列强制性的手段参杂在其中，人们都只看到了“成果”，赞同强制性暴力政策，所谓只有清除诸如犹太人这样的敌人，才能捍卫德意志民族共同体的健康和纯洁。
纳粹上台之后，德国老百姓就知道，如果一个人是犹太人，或者犯下了纳粹规定的罪行，那是要被送进集中营的。
不过，在纳粹的宣传中，集中营不是什么恐怖的杀人工厂，那里的犯人通过“劳动改造，能够获得新生”，至于犹太人吉普赛人，本来就是劣等民族，把他们送进集中营，这叫为民除害。
纳粹的种族主义在德国老百姓很有市场，再加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元首”的宣传，民众朴素的爱国热情得以激发。很多老百姓“觉醒了”，发现周围有犹太人，或者有任何妨碍纳粹的行为，眼里揉不得沙子，转头就去告密。
在他们看来，这叫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对个人对国家都好，眼看德国在元首的带领下越来越好，德国老百姓无限热爱元首和Nationaler Sozialismus，这种情况下，腐朽的基督教伦理就不那么牢固，老百姓对告密就没什么心理负担了。
在这个基础上，纳粹党卫军和盖世太保得到了普通德国人的广泛主动配合，创造了一个秘密警察布下天罗地网的“神话”，很多老百姓会主动给盖世太保提供情报，揭发自己的邻居是犹太人，或者自己的邻居做出了一些反对纳粹的举动。
这其中，妇女和小孩子占了相当的比例。
纳粹告密制度的运行
不过，德国老百姓告密，其实也不是表面上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什么为了德意志，为了元首，为了最终胜利，诸如此类。
但是，仔细阅读档案的话，很明显这些告密者大多带有各种不同琐屑的私人动机：物质利益、性爱的嫉妒或报复等等，很少是出于纳粹所谓“公共社会政治义务”、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信仰。档案中所见的案例，大多是平庸的动机，无非就是出于贪婪和嫉妒。
比如，为了独占一个本来公用的浴室、获得一套被害者居住着的公寓、垄断某种商品经营权、为了性爱陷害情敌等等。在一个案例中，一个丈夫为了跟犹太妻子离婚，与妹妹一起向盖世太保告密，这位妻子最终被投入集中营，并死在那里。
盖世太保对告密是采取默许的态度，哪怕举报人是在编造事实，也不会受到惩罚。
毕竟，德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必须被保护，不然就没人帮他们干活了。这次告密错了不要紧，只要坚持检举揭发，时刻用一只眼睛盯着纳粹可能的敌人，那就是德国的模范公民啦。
既然盖世太保都这态度了，德国人就不再犹豫。像犹太人、吉卜塞人，这是劣等民族，必须清除，发现一个就要揭发一个。
此外，不听话的基督徒、同性恋，他们伤风败俗，玷污了纯洁的日耳曼精神，也得被揭发。至于收听敌台、传播“谣言”、动摇民心的内部敌人，那更是得严肃对待。
1939年二战爆发以后，纳粹大肆宣扬德国的敌人遍布全世界，既然如此，这些境外势力随时可能渗透进来，要时刻绷紧斗争的这根弦。家庭成员之间、邻里、同事或亲友之间私下的言行，都可能被检举揭发上去。
其中不少还是肆意夸大，甚至是无中生有的诬告，比如说邻居早上跟他打招呼说“早上好”，而不是“希特勒万岁”，很可能就要被检举揭发上去，有不少人莫名其妙地就惹上了大麻烦。
在战争期间，盖世太保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案件，这其中最多的一种案件是收听敌台案。收听敌台案大部分都是出自普通德国人主动、积极写信给警察，对身边的亲友、邻里或同事的告密。
根据战后解密的资料分析，由盖世太保自身掌握线索、侦破的这类案子，不到10%，剩下的全靠告密。而75%的这类案件告密者，动机不是出于告密者政治信仰。
盖世太保把这些密告他人偷听敌台的动机分成两类：出于一时情感冲动和为了纯粹利己目的，但是大多数人的动机是这两种动机的混合物。告密只是工具、手段，真正目的是为了获得某种利益。
随着战争的进行，纳粹德国的这套告密制度走出德国，传遍了德国的占领区。
1939年德军占领波兰后，波兰人或德国人只是因为相互发生性关系就被作为“种族污染”，犯事儿的要被公开处决。即使如此，告密者仍然没有丝毫踌躇，甚至扩大了打击范围，不但禁止德国和波兰的男男女女发生关系，德国人和波兰人哪怕谈话聊天，都会被当作不正常的事情给报告上去。
直到1945年春，纳粹战败前夕，波兰眼看要“解放”了，这里的告密风气依然盛行。
在德国和德国占领区，告密制度随着战争的进行愈发完善，任何试图“颠覆纳粹德国”的言论和行为，都逃不过告密人的火眼金睛。
1942年，慕尼黑大学的几个学生和教授组建了一个叫“白玫瑰”的组织，在1942年6月至1943年2月间，他们印制并发散了6份传单，在其中，他们号召德国人民一起共同对抗纳粹的专制和暴政。
白玫瑰广泛引用圣经、亚里士多德、歌德、席勒的言论。他们诉诸那些德国知识分子，相信他们能唤起大家发自内心的反对纳粹政权，在爱国民众眼里，这是典型的公知行为。
看看传单上写的什么吧。
“国家从来就不是目的，唯有当他成为让人类实现目标的条件时，他才具有重要性。人类的目标不外是提升个人的力量来促成进步。如果有任何国家体制阻挠个人内在力量的发挥、妨碍思想的进步，即使她的思虑再细密、结构再完备，她还是有害而无用的。”
“难道不是每个正直的德国人这些日子以来都对他们的政府感到羞愧？我们之中，谁能想像当面纱从我们脸上滑落，而那些可怕程度远超出过去任何人所犯下的罪行被揭露于世时，我们及我们的后代将会感受到多大的羞耻？”
在元首领导的纳粹德国，这样的言论简直就是大毒草。这些传单警告大家，希特勒将会把德国带入万恶的深渊之中，随着联军力量的集结，德国无疑的将会战败。他们敦促看到这些传单的人“支持反抗运动”，为了“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保护个人免于受到罪恶的独裁国家之独裁行为所迫害”而奋斗！而这些原则将会成为“新欧洲的基础”。
在慕尼黑大学，白玫瑰散发了六次传单，前几次竟然都安然无恙，大学里这些知识分子的觉悟太低。在他们第六次散发传单时，校园管理人雅各布·施密特看到了这一幕并很快告密。
于是警察便来到了校园之中将白玫瑰的核心成员带走，并且交由盖世太保拘留——最终，白玫瑰核心成员朔尔兄妹被判处死刑，并用断头台执行——比起720事件之后挂在肉钩子钢琴弦上慢慢吊死的军官们，这种死法算是相当仁慈了。
1944年秋天，战局对纳粹德国越来越不利，一些德国老百姓开始怀疑起战争的前景。
这个时候，纳粹党开始变本加厉地鼓励民间告密，并对告密者施加越来越严格的处罚。纳粹禁止公开谈论、批评战局的恶化，这样做人都要付出沉重代价，不少因被人告密“偷听敌台”，或者做了一些打击德国士气的事情，而被判处死刑，他们尸体被挂在路灯杆上，以儆效尤。
这个时候，德国人其实是知道告密的后果，但这一切都没能阻挡告密在战争的最后时期愈演愈烈。这样的风气甚至蔓延到了德国军队里。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有三万到四万国防军官兵，可能仅仅就是抱怨了几句，结果被战友或亲友告密，因此被处以极刑。
直到1945年春，纳粹德国在各条战线上土崩瓦解，希特勒自杀，柏林陷落，德国无条件投降，这个时候，告密大军才跟纳粹德国一起，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
也就是说，如果没有盟军灭掉纳粹，纳粹党还会依赖告密者，一直将自己的统治持续下去，想想就可怕。
告密者有罪么？
德国战败之后，对纳粹时期所作所为的反思也成了德国老百姓必须做的事情。这其中，一桩关于告密者的审判，很典型地反映了战后德国人对告密的态度。
这个案子发生在1944年，一个德国士兵奉命出差执行任务，回家短暂探亲。有一天，他私下里向他妻子说了一些话，透露了他对纳粹当权者的不满。但是他根本不知道，在他长期离家服兵役期间，他的妻子早就有相好的，给他戴了绿帽子，正愁怎么甩掉他，于是赶紧把他的言论报告给了当地的纳粹党头目。
结果，她丈夫遭到了军事特别法庭的审讯，被判处死刑。不过，因为部队缺人，那位倒霉蛋最终被发配到前线，而且活到了战争结束。
纳粹完蛋之后，那个丈夫对自己的遭遇耿耿于怀，刨根问底，就牵出来了这桩旧事，他过去的妻子因为告密而被送上法庭。这就是著名的“告密者案件”。
在法庭上，妻子给自己辩护的理由充足，按她的意思，根据当时有效的法律，谈论纳粹领导人已经构成犯罪。因此，当她告发丈夫时，仅仅是履行“一个爱国群众的自觉”，让一个罪犯受到惩罚，并没有违法犯罪。
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而最终，德国法院援引了“良知”和 “正义”的观念，认为“妻子告密导致丈夫的自由被剥夺，这是有罪的。”
稍微解释一下，虽然妻子声称，自己向纳粹德国告密，完全合法，但是，纳粹德国的法律“违背所有正常人的健全良知和正义观念。”因此本来就应该是无效的法律，法院不应该适用这样的法律。
这其实牵涉到一个特别严肃的问题，那就是“恶法该不该遵守”，法院的这个判决，意味着法律之上有道德准则。
后来的许多案件也都采用了这种推理方式，在这些案件中，法院明确宣布，“完全否认人格价值和尊严的法律是无效的。”从这个判决就能看出来，德国人深刻的战争反思，他们把纳粹上升到了反人类的高度，自然，纳粹的法律也是反人类的恶法了，谁要是无脑遵守，谁就不是人。
抛开法院判决的思考和影响不谈，人们也应该能看到，告密无论如何不能被鼓励。如果一个社会跟纳粹德国一样鼓励告密，它会带来公民道德水平的直线下降，而这样有缺陷的道德，可能经过几代人都未必能修复。
电影《闻香识女人》当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台词，每次讨论告密的时候，它也经常被拿出来——“我不知道现在查理的沉默是对或错。我不是法官或陪审团。但是我能告诉你这个：他不会为了他的将来而出卖任何人！朋友们，这就是气节！这就是勇气！”
从这个意义上讲，告密真的是一种非常卑劣的行为，不管出于什么动机，只要去告密，那这就是混蛋，活该被鄙视。而当一个社会，在默许，甚至鼓励告密的时候，不管它叫什么名字，它其实可能甚至连纳粹德国都不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