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海边的西塞罗
几乎所有传统媒体，这次都保持了“得体的沉默”。
我记得若干年前，曾经看过一本小说，名字和故事今天都已经忘却了，只记得文末有这样一段描写：当主人公终于在社会的重压和自身不幸的际遇的夹击下死去后，作者写到：他死了，而世界对这场死亡，保持着得体的沉默。
“得体的沉默”，这个形容，我当时读出来的时候，感到一股寒气从脚底袭来，直冲头顶——真的恐惧莫名。
我觉得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对一场悲剧最大的不尊重，而是悲剧发生后，人们对它毫无感触，甚至连追问一下真相的兴趣和努力都没有。这种“得体的沉默”是一个社会的耻辱、也是终将让它丧失性命的癌症。
昨天，莆田凶案的嫌犯欧金中死了，警方公布的说法是“畏罪自杀”。而大多数主流媒体，都只是原文转发了这个消息。
看到这种普遍的报道方式之后，我在想，欧金中这人，不管他生前遭遇了什么、又做了什么，他都死的很潦草——因为我们这个社会对这场悲剧的反思，就是很潦草的。
你看，那么多媒体，都千篇一律的成了这份简稿的转发机器。
眼下的我坐在写字台前，想对这场被公众舆论关注了一个多星期的事件写几个字，却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写不出来。因为对于这场案件，很多基本而关键信息都是模糊、众说纷纭的：
欧金中这人，他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为什么他在已经办好盖房手续之后，却又住了五年的铁皮房？他称自己的遭遇了村霸的阻挠，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上诉的五年中，又是什么挡住了他的维权之路？案发前他与邻居的纠纷又是如何激化的？
所有这些疑问，现在都没有一个权威的解答。所以每一条关于该事件的报道下面，你都会看到对真相的不同解读者在捉对厮杀。可以说在这起案件中，公众陷入的是一个“无真相迷宫”当中，因为讨论的基准坐标是缺失的，所以不得不进行一场蒙眼的战争。
而随着欧的死亡和大众兴趣点的转移，估计这些疑问，也不会再有得到解答之日了。
其实不仅欧金中案，遍观这两年的很多社会事件，你会发现有一种东西正在离这类事件远去——这种东西叫做正规媒体的权威、深度报道。
曾几何时，这种报道在中国还是蛮多的，孙志刚案、杨永信案、温州动车事件，曾几何时，每一个公众事件之后，都会有几篇甚至十几篇来自主流媒体的高质量追问，这些报道促进着社会的改革，让悲剧没有白白发生。
但是，我昨天晚上翻了一晚的互联网，想找到一篇有关欧金中案的深度报道，发现一个都没有，居然!
甚至连肯到现场采访一下的媒体也不多。我所看到的当中，似乎只有新京报和中国新闻周刊，前者拍了一个很短的短视频，后者写了一个不长的稿件，且都是在凶案发生之初的，后面就都没声了。
直到欧金中“畏罪自杀”为止，大多数主流媒体都保持着“得体的沉默”。
当然，网上对此事的评论很多。有人说欧金中案至少给自媒体创造了几亿的点击量。
可是再有深度的评论，也是不能弥补新闻事实的欠缺的，前两天我曾经写过一篇《“老实人”欧金中的生存困局，是怎样炼成的》的文字。我看到有读者留言批评我写的过于“理论化”，建议我到当地实际调查之后再发言，因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我当时感觉真是哭笑不得——作为一个曾在媒体供职的前新闻人，我当然知道新闻事实的重要性，也承认“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可是，一个关键问题是，我有这个调查权吗？
按照目前国家的相关规定，非公有制实体是无法采编、播发新闻的。其实连点评严格说来也算违规。
所以这种事情我就是去查了也没用，作为普通受众，只能等待正规的传统媒体去帮我们调查真相。
但现在的传统媒体，除了发通稿，几乎都不理这茬事儿了。我曾工作的一家媒体早几年就取消了深度报道部了。写稿子之前，我还特意问了一下前同事们，得到的答案是现在那里已经没有能写这种报道的记者了，想派也派不出。问大家在忙啥，答曰都忙着去拍能出“爆款”的搞笑、暖心、小知识或正能量短视频去了。而那种东西，现在是大部分传统媒体都在着力“转型重点”。
我有个可能得罪人的观感，时下中国大多数传统媒体记者们的工作，跟散户自媒体人们是一样的，只不过前者有个编制而已。
传统媒体们也许还没有死，但已经无所谓了。
专业的媒体深度报道为什么会消失？
一谈这个问题，很多人本能的会往监管日严上想。可是我回忆了一下我曾经的从业经历，得到的结论并非完全如此。
杀死深度报道的真正凶手，是来自全社会的苛责与不宽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度报道绝对是媒体行当中的奢侈品。媒体需要高投入，调拨精兵强将长期追踪一个案件，才能够写出一篇新闻事实和见解俱佳的文稿。
但矛盾的是，这类报道从来也是最惹麻烦的存在。因为一篇报道写出来不可能是毫无倾向的，记者再费心调查，也只能报道事件的部分真相，不可能面面俱到。
可是当你把文字写出来，登上报纸，产生了社会影响力，就要承受来自全社会的挑剔。会有很多人质问你“为什么只报道一方面事实？”“你是不是立场有问题。”严重的时候还会给涉事记者、媒体，惹上没完没了的官司和麻烦。
我在传统媒体的时候主要是写专栏、做评论员，可是耳闻目睹，见识过不少深度报道记者因为一篇文章被人找上门来谩骂、甚至遭遇人身威胁。有个深度记者对我说的话，我印象极深：“我们这个行当都不敢做的太长，能干三五年就是极限了，因为再干下去，走到哪儿都会有你的仇人。”
跟我说这话的前辈，在总在他的包里常备一把便携式防暴棍，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他不干深度记者、辞职下海很多年以后。
不仅当事方会给深度报道记者施压，公众对为他们呈现深度报道的媒体也不怎么宽容。
比如国内将深度报道坚持到最后的几个报纸包括《南方周末》《新京报》等，可是你到各个网站上去搜一下，会发现这些媒体的“黑粉”是极多的，网上总有一堆的人在咒骂这些媒体“居心叵测”、骂他们“歪屁股”、甚至是“编内公知”。而这些人找的证据，往往都是这些媒体的深度报道如何“不全面”，并最终上升到道德批判高度。
虽然付出了极大的辛苦、承受了莫大的风险，深度报道在中国却始终是一种没有荣誉感和安全感的工作。过去这个行业能维系的主要原因，只是大家都读报纸、看电视，传统媒体当年还有比较好的收益，可以为相关记者发放对得起他们辛苦的酬劳。
可是这两年随着传统媒体越来越走下坡路，“地主家也没有余粮”，长工们当然要饿死。于是深度报道就成了一种费力、招骂还不挣钱的行当，媒体纷纷裁撤深度报道部、相关专业记者都转了行，深度报道的消亡成了一种必然。
我想起了一个词：“扒粪者”。
它来源于老罗斯福总统上世纪初对深入报道社会负面新闻的记者们的嘲笑。
1906年，老罗斯福在一次演讲上如此形容这些记者：“这些人拿着粪耙，目无旁视，只知道向下看；他被请求用天国王冠来与他的粪耙做交换，但他既不抬头，也不看王冠，仍继续清理地上的脏东西。”
老罗斯福说这话是含有对“扒粪者”记者们的道德批判的：我们的社会欣欣向荣（当时的美国确实高速发展）。你们这些记者怎么就不能报道点光明的东西呢？
但正因为社会是在前进道路上高速奔驰的，所以需要有人来给这台机器检修。扒粪者就是这种检修工，他们自身也许秽物满身，却帮助社会维护了它的干净和体面。
所以记者们自豪地将这个名字据为己用。
从此，“扒粪者”就成了形容揭露社会黑暗面的媒体人的尊称。在美国社会发展史上，为维护社会的正义、促进制度的完善，写下了不可或缺的一笔。
其实在“扒粪者”出现之前，美国19世纪的著名新闻人普利策就曾说过：专业记者不必也不能保证自己写下的内容能完全还原真相——那是上帝才能做的工作，而他们只要能保证自己写下的信息能为读者提供善意的帮助即可。
这段话的深意，我看很多人至今也未必明白。因为时至今日，我们的社会当中仍有大量的受众在以“不全面”苛责新闻人，甚至把他们的个人道德品质与他们报道的新闻进行关联——你这个记者（或你这家媒体），为什么总盯着社会的阴暗面看？你是不是歪屁股？你是不是居心叵测？你这个xxx！
这样无理的问责，问到最后，并不能消灭悲剧和社会的阴暗面。只能消灭那些敢于把它报道给你的“扒粪者”们。搞到最后，大家都不再做费力不讨好的深度调查了，社会在一片“短视频”“爆款文”的狂欢当中，对那些值得追问的事件，保持了麻木的无视和得体的沉默。
而今，我们正在陷入到这种麻木与沉默当中，我不知现如今再回过头来呼吁社会善待那些“只看阴暗面”的“扒粪者”是否还来得及。我只知道，如果这种来自社会的苛责与不宽容没有改变，当下一个欧金中死去的时候，迎接他的将仍是一片“得体的沉默”。
请善待扒粪者们，让他们为社会去污——如果这种人还有的话。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