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坚持报导维权者、行动者，只是没想到，步入了和他们类似的命运。」
【编者按】：本文由端传媒与NGOCN声音计划联合出品，首发于端传媒。
黄雪琴，中国独立调查记者，女权行动者。曾任职《新快报》、《南都周刊》等国有媒体，后辞职成为独立记者。2018年，她深度参与推动中国#MeToo运动，支持多例个案维权，并发起一系列反性骚扰行动。2019年，她在香港参加反修例游行并实名发表记录文章，因此被中国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并被采取强制措施“指定地点监视居住”3个月，原定于当年9月入读港大法学系硕士项目，也因被捕而无法前往。2020年1月17日她被取保候审。2021年秋，黄雪琴获得英国志奋领奖学金支持，原计划于9月20日赴萨塞克斯大学（University of Sussex）就读性别与发展学硕士，却再次因被捕而无法成行。
2021年9月19日，黄雪琴同广州职业病权益倡导者王建兵突然遭到广州警方抓捕。警方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于王建兵住处拘捕两人，并疑对其采取强制措施“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主要原因或涉及日常在王建兵家中的朋友聚会。在家属一再要求下，警方不仅拒绝向家属出具通知书，亦拒绝告知两人涉嫌罪名、采取何种强制措施等。另外，警方要求家属对该事件保持沉默，不可与外界沟通，不得接受媒体采访。10月26日，是两人失联第37天，亲友仍未获知两人关押情况（依照中国法律，在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或释放之前，公安机关可以拘留公民最长37天）。
2020年10月，台风要来了。黄雪琴打算拆掉楼下的监控摄像头，看到手机上的恶劣天气预警，感到开心。
距离取保候审已过去半年多，但她的生活没有恢复平静。因为参加、记录香港反修例运动，她被关押了三个月，并且进入了一个国保（负责中国国内安全保卫的警察）定期“访问”的名单。除了应对警察日常骚扰，处理抓捕带来的伤害，还要想办法舒缓给家人造成的压力和创伤。此外，受取保规定限制，她无法公开在被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的经历，这对一个坚持自由发声记者来说，带来的剥夺感和压迫感比常人更甚。
有天黄雪琴下楼遛狗，发现楼梯口的垃圾分类站上多了个摄像头。她走遍了小区其它20个垃圾分类站，确定只有她家楼下有。很明显，这摄像头是为了她而安装的。
黄雪琴决定，要趁台风天把这个摄像头砸掉。
“砸掉”的想法鼓舞了她的朋友们，作为用报导拉开中国#metoo运动的开端的记者，黄雪琴一直坚持透过平和理性的方式来争取社会公义：她做独立调查报告，书写记录社会不公不义，给受害者链接资源进行维权，发起联名诉求，公开演讲和组织培训。朋友们认为黄雪琴的做法一直都很温和，所以当她提出要砸掉摄像头，纷纷表示支持，甚至帮她想了很多砸掉的方式。
台风天来了又走，黄雪琴最后还是选择了一种更“雪琴”的方式来表达抗议。她在每天出门遛狗的时候去摄像头下举牌“非法安装摄像头，要求信息公开”；她唱了首《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还准备去摄像头下读《1984》。国保再次约谈时，她手抄了当时新近出台的《个人信息保护法案》给他们，要求他们提供安装摄像头的手续程序、购置费用等。
会面第二天，黄雪琴下楼准备去给摄像头读首诗，一看，摄像头已经被拆了。她在自己的社交帐号上记录了这件事，标签是“#抗争有用”。
做记者履行监督权，“就像呼吸一般自然”
抗争者，这并非黄雪琴原本为自己选择的角色。她曾是国有媒体的一员，相信体制内改良，并为此积极书写，出谋献策。
2010年，大学毕业后，黄雪琴成为中国新闻社广东分社的记者，后又进入《新快报》、《南都周刊》等新锐媒体做调查记者。
2000年到2015年前后，中国大陆媒体经历了辉煌而短暂的舆论监督时期。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为核心的南方报业媒体是推动社会改革的传媒主力之一：2003年《南方都市报》关于“孙志刚事件”的报导参与推动政府废除了实施多年的“收容遣送制度”；同年该报突破当局的新闻封锁，报导了非典疫情在广东省内蔓延的情况，促使当局放开有关疫情的相关信息。2012年，《南都周刊》的《起底王立军》系列文章，更是对中共高级官员的政治斗争进行了深度曝光。
黄雪琴正是抓着这段黄金时代的尾巴进入媒体行业。那时她所在的城市——广州，有着“中国最接近公民社会”状态的美誉。她在每周的“市长接待日”上，记录市民对市长的直接质问。时任广州市长万庆良因为一句“在珠江帝景租房子，每月交租600元”的言论，被媒体批评，一市之长沦为坊间笑谈。彼时的黄雪琴认为，做记者履行监督权，“就像呼吸一般自然”。
黄雪琴开始用手中的笔揭露社会的黑暗面，期待用报导推动社会改变。她写的关于越南乳猪走私的调查报导，导致该地检疫局两名官员下台；关于深圳自闭症儿童的文章，引来相关人士对该民间机构的支持…… 那时也需要与公权力博弈，与地方干部斗智斗勇，想尽办法拿料，在禁令到来前发稿——这是中国记者一直都要学习的一门功课。
那段记者生涯，黄雪琴快速成长，非常快乐。她还没有被后来经常出现的虚无感困住。至少，作为记者，她还能书写不公，做自己想做的报导。也因此，雪琴和很多知识分子一样，对体制的自我改良抱有信心。他们相信，通过媒体监督，知识分子建言献策，法律人士推行法治，公民社会发展，这个体制会越来越好。他们没想到，言论紧箍咒正在步步紧逼。
2013年初，《南方周末》新年献词事件后，形势急转直下。南方系媒体被纳入强力监管范围。2016年2月，习近平视察中央电视台，明确提出“党媒姓党”，要求新闻报导讲“导向”。此前党报办都市报、市场化媒体空间，逐渐不复存在。
黄雪琴看着媒体的调查部纷纷被撤除或削减人手，她所在的调查部门被改名为“创新部”，人员从十几个变成几个，最后都离开了。体制内舆论空间越来越小，能做的报导越来越少，薪资也大不如前。
肃杀环境下，2015年雪琴从报社辞职，决定做独立记者。独立调查报导仍有些许空间，她把略为敏感的稿子交给互联网平台，遇到审查，平台可以推说这不是自家的记者，无法管控；作者也可以推说自己只是独立记录，不对机构负责。
黄雪琴相信独立记录的重要性。她相信在历史的缝隙中留下些独立记录，未来或许可以对抗国家机器的统一叙事，记录和见证，让个体的记忆不再被轻易抹去、改写。
原来不用依靠一个机构，也能做独立调查
2015年8月，天津港危化品仓库因违规放置危化品引发爆炸，最终造成165人遇难，798人受伤。遇难的人中，有99名是消防员。
那时黄雪琴刚辞了职，在美国游学半年。看到消息，又得知国内同行被拦在现场外，她决定去纽约采访911事件中美国消防员的救援经历和现状，以此对照中国消防员面临的困境。她和国内报纸的编辑讨论完后，立刻定了从西雅图到纽约的火车票。
火车上，她找到相关部门的联络方式，一个个发邮件说明来意，然后再一个个打电话发出采访请求。碰钉子是经常的，受访者反复问她：你是谁？你属于哪个机构？你的采访目的是什么？为什么过了这么久突然对911感兴趣？雪琴回答一遍，电话转接给另一个部门，同样的问题又问一次，如此反复。
到了纽约，预定的民宿临时出了状况没有办法继续住，她只好拎着行李箱在市政厅、纽约警察局、消防局、咖啡店来回跑。最后，黄雪琴终于找到了受访者，坐在星巴克一口气把稿子写完，已是深夜，她看到放在身边的行李箱，这才想起来，住宿还没有着落。
《“911”14周年，三千余救援者确诊患癌》发出后，立刻登上国内各大媒体头条，同行都祝贺她稿子“火了”，黄雪琴没时间看那些赞美和评论，她在纽约一家洗衣店里，研究着怎么洗积攒了一周的脏衣服。
也是这次差点露宿街头的经历，黄雪琴开始对做一名独立记者有了信心：原来她不用依靠一个机构，也能做独立调查。
之后，黄雪琴去了柬埔寨，走进地雷村，探访曾经的埋雷和排雷战士，了解内战对平民百姓的伤害；她去新加坡研究垃圾分类体系，比照调查广州的垃圾分类现状；她跑去越南的监狱和医院，书写被非洲毒贩骗去贩毒并被判终身监禁在异国他乡的中国女孩的故事。
这些报导之外，让黄雪琴进一步为人熟知的，是她对性暴力案件的独立调查报导和对中国#MeToo运动的推动。
意外成为中国#MeToo运动标志性人物之一
2017年10月，美国女演员艾莉莎·米兰诺鼓励女性在用#MeToo标签来公开被侵犯的经历，使人们能认识到性侵犯的普遍性，引发全球#MeToo运动。当时，在新加坡参加亚洲记者奖学金项目的黄雪琴也与众多的记者谈起性骚扰话题，得知，大部分的记者都遭遇过性骚扰，却几乎都保持了沉默。
黄雪琴想知道，媒体行业里性骚扰到底有多严重，为什么时常为弱势群体发声的记者面对自身遭遇的不公却沉默不语？于是她10月回国后立刻发起了《中国女记者职场性骚扰》调查问卷。
彼时，罗茜茜刚刚实名向她的母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纪委举报了十多年前性骚扰自己的导师陈小武，但毫无进展，一筹莫展时，看到黄雪琴发起的调查，立刻联络她说“我要实名举报”。
了解了罗茜茜等幸存者的故事，黄雪琴帮她们收集证据，联系律师，联络媒体进行报导。但传统媒体纷纷表示，舆论空间受限，议题敏感，希望自媒体率先曝光，他们才能跟进报导。
于是，2018年1月1日到1月4日，黄雪琴在自己的公众号连发四篇关于“北航性骚扰事件”的调查文章，包括罗茜茜的实名举报信、多位幸存者的讲述以及图片、音频等证据。1月4日，她还发出了倡议北航建立校园反性骚扰机制的联署信。这次联署得到三千多人的参与。罗茜茜的实名举报微博当天下午就获得了超过三百万的阅读量。北航破例在假期当日回应，声称展开调查，并暂停了陈小武的工作。教育部也发文表示对性骚扰零容忍，并将研究出台校园反性骚扰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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