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天琴
第一部分
“不知道你是否愿意花几分钟写个短笺，”2020年秋季，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的通讯官嘱我写封感谢信，寄至日本的千叶敦子（Atsuko Chiba）基金会。信中客气地建议，其中可包括些我在尼曼的经历，及其对我的影响，诸如此类信息。
此时距离我从美国返回中国已有数月。2019-2020这个学年，我作为尼曼奖学金的获得者，在哈佛进修一年。我个人所获资助的资金来源，来自千叶基金会。千叶基金会是为纪念1987年去世的日本记者千叶敦子而设立，她本人是1968年尼曼学者，曾为《读卖新闻》的专栏作家，生前还为日本职业女性创立了月刊通讯。千叶基金会对尼曼的捐赠，指定用于资助亚洲的女性新闻工作者。
按照惯例，每年接受千叶基金会资助的尼曼学者都会写封感谢信。这件事在我离开美国前就该完成，因为疫情耽误了。尼曼的信中解释说，“由于春季的混乱，这个请求才被推迟到了现在。”
这封“花几分钟”就能写好的信，我一直拖到2020年底才交付，这固然是因为尼曼称“什么时候写都可以，等你有时间”，导致我缺乏紧迫感。但绑着我、让我迟迟不能动笔的，源自那些更深层的思考甚至疑惑：在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日益变得单一和脸谱化的当下，如何通过我个人自述，向美国和日本的朋友呈现一个层次更丰富、更复杂的中国，又该如何把我在美国这一年复杂感受浓缩到两页纸上。
这封感谢信的电子版，会被存入我在尼曼的个人档案。未来如有人（包括我自己）打开这份文档时，我希望读者能看到一份诚实的自述，那就是除了友谊带来的莫大的幸福回忆，还有一个中国人在一个特殊的时间点，在美国经历的内心风暴。
我是在一个令人极感兴趣的历史时刻来到美国的。选择在2018年年底申请尼曼，也是因为我有种隐隐约约的预感，大国之间的隔阂越来越深，在我们的天地之外，还有一个我们了解不多的天地，还是应该到另一个国度去看一看，只要能出去，只要世界还向我开放，就该为以后恐怕更不乐观的时代积累记忆。
黄金海岸在地平线后闪光，宛若自由的愿景——这是我申请尼曼那会儿的设想。在记者生涯中起起伏伏了十年后，我想象在哈佛大学所在的剑桥小城中享受闲适、与世隔绝的时光。在某种程度上，我实际经历的道路，稍稍偏离了我本来的愿望。这种偏离，最终把我引向了我最初没法看见的那个目标，我的好奇心，如饥似渴地地拓宽到了美国和世界。这趟美国之行前，我的报道领域和关注点，都是围绕着中国这个永恒的轴心。
受益于哈佛尼曼这个平台，我得以跟不同类型和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交往，知道或者了解了影响这个世界的各种力量和紧张关系。隔着大洋，我开始借助“他者”的视角观察自己的祖国，内心充满忧虑。我对美国的认知也发生了变化。我的评判标准也随之改变。早先可能被我奉为真知灼见的观点，现在会认为视野偏狭。在关于中国和美国的看法都日益分裂的当下，这甚至影响了我跟身边些许朋友的关系——我说服不了他们，他们也说服不了我。
“在美国，我目睹了特朗普总统任期和‘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 kang-yi活动，当然，我对一场失控的疫情也毫无准备，这些都让我深刻理解了美国的伟大和局限。”在写给千叶基金会的感谢信中，我如实陈述，我是如何感受到这一年对我的长远影响，“看着中美脱gou在眼前展开，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当下我作为中国人的身份和意义。”
收到这封信的拷贝后，尼曼方面回复称，这是一封“lovely letter（情真意切的信)。”
01
异国世界的礼物
2019年3月中旬，某晚十时许，看到手机上显示有一通来自美国马塞诸塞州的来电，我似乎听到了合唱团在耳边唱赞美歌。根据尼曼规则，获得奖学金的候选人，会收到来自项目负责人的确认电话。落选者则会收到通知邮件。
电话那头美妙的声音问我会不会接受奖学金，我连连称“是！是！是！” 相比起我的真实反应来说，这种过度的兴奋和热情，似乎也是一种迎合对方期望的表演么？毕竟，接到这通电话之前，内心直觉告诉我，尼曼的门对我并不是关闭的。
2019年2月，尼曼跟我约定Skype面试时间。面试时间敲定后，我接连收到两封来自尼曼的邮件，第一封邮件通知我，面试时请务必把我申请时递交的学习计划阐述清楚，第二封邮件就学习计划一事进一步提醒我“最好找朋友商讨下”，同时建议，面试时间只有15-20分钟，回答请务必简洁。
因为申请材料准备并不算充分，我递交的学习计划，只是我在查阅了哈佛课程表后罗列的的感兴趣的课程：
拉美比较政治；
民粹威权主义的崛起；
总统、政治和经济增长:从罗斯福到唐纳德·特朗普；
……
如何把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课程跟自身的过往经历结合起来，阐述未来的学习计划，成了我面试时的头等大事。结合“枪杆子”、“笔杆子”、“刀把子”、“钱袋子”四个支柱，我对着镜头解释，我的工作和职业路径的变迁，都是为了更好地理解中国，早先我对法治领域的关注、以及对原重庆gong-an-ju长wang-lijun的报道，源自我希望更好地理解“刀把子”的努力，后期涉足财经领域，源自对“钱袋子”的好奇，而我的职业本身，又属于广泛上的“笔杆子”。获得中国以外的不同视角，有助于更好地帮我理解这个国家。
Skype那头的面试官，尼曼的项目负责人（Curator）Ann Marie听完沉默片刻，“听上去你很有知识分子气息。”
2019年8月15日，我从上海直飞波士顿。入境处官员显然对中国媒体的属性和我中国记者的身份很感兴趣。他似乎认为所有中国媒体都是官方媒体，也询问了中国内地如何看待一些国际关注的热点话题。我解释了中国经济改革带来的市场化媒体的出现，并未将他的疑问当成一个冒犯，而是视之为一个表达自我的机会。
我的房东，一对亲善的白人夫妇，已在机场等我。在封闭的机舱里待了14个小时后，我以刚获释犯人的那种热情和新鲜感观察着眼前的世界。那是下午四时左右，阳光明丽，查尔斯河波光粼粼。房东开车带我绕过哈佛广场，为了让我熟悉下周围环境，还带我看了附近街道和超市。
我的公寓是一座花园尽头的半独立住宅，起居室是犹如小矮人居住的平房小屋，一道狭窄的楼梯通往二楼的卧室，卧室是房东主屋中分隔出来的一部分，楼下是房东的厨房。公寓距离哈佛广场步行约十五分钟。年逾七十的房东夫妇是一对永恒的园丁，勤于在花园里除草、松土、浇水、清扫落叶，灿烂的笑容跟花园里的鲜花相得益彰。他们拥有高贵的同情心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不爱出门，提起过的唯一一次出国游是坐游艇去欧洲，从讲述的表情看来，不是很享受。据说当地流传着一句话，“在哈佛，你不用去世界，世界会来到你身边。”或许是以另外一种方式满足对世界的好奇心，他们给尼曼当了20多年房东，迎进门的都是外国人。我是他们接待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尼曼学员。
某种意义上，小店林立的哈佛广场确实可算得上全世界的交叉路口。我在这里偶遇过不少熟人。到达数日后，有天我逛CVS，一家类似曼宁的零售商，突然听到一个人用中文喊我的名字。抬头一看，是有过一面之缘的香港大学历史系徐国琦教授。
徐恰好在哈佛闭关写作，为完成他跟哈佛大学出版社的最新书约，书名暂定 “Idea of China? （何为中国？）” 哈佛大学出版社已出版过他三本书，分别为《奥林匹克之梦：中国与体育，1895-2008》、《西线上的陌生人：一战华工》、《中国人与美国人: 一部共有的历史》。徐国琦研究重点为中国的国际化、中国与世界共有的历史，尤其是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其中涵盖了中国和奥林匹克、留美幼童等各个主题。他还在剑桥、牛津大学出版社各出版过一本关于一战的著作: 《中国与大战: 寻求新的国家认同与国际化》、 《亚洲与大战》。
著书立说是非常艰苦的工作，需要高度自律与非凡毅力。徐国琦自述，他每天八点多进图书馆，平均每天在里面约十小时以上，平时消遣就是看报纸和听听感兴趣的讲座。认识他的时间越长，就越能体会到他身上那股走路不看天的气质。不管时代的风往哪个方向吹，他都在书斋里，不随风倒。我数次于去听讲座的路上遇到他，他都是低头沉思、似在地上找钱的模样。
徐国琦的个人经历，也是中国与世界交流的一个独特故事：成长于积贫积弱的中国，上世纪80年代考上大学，经历了改革开放初期的理想中国；90年代留学哈佛，见证了冷战结束后处于权力之巅的美国，也是哈佛历史系第一个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博士生；哈佛毕业后在美国任教，见证和经历了911恐怖主义袭击到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彷徨不自信的美国、也以旁观者的身份感受到中国享受和平和国际化的红利；2008-09年后他观察到中美出现下行迹象的历史轨迹。2009年后任教于香港大学。
担心视野狭窄、或者知识储备不足导致个人偏见，在哈佛停留期间，我经常向徐国琦请教。他也偶尔会带领我在剑桥的大街小巷快步疾走。于他这是一种放松和锻炼。虽然脚底灼痛，我还是很高兴能跟他一起散步，通过他的解说，那些最不显眼的东西，也有了意味深长的含义。
02
敞开的大门
你为什么会申请尼曼，你对尼曼有何期望？
每个尼曼申请者，都要回答这个必答题。
尼曼是哈佛大学为媒体人提供深造的奖学金项目。获选学员可以在哈佛大学学习一年，享用哈佛、以及相邻麻省理工大学的教学资源。原则上每年遴选24名学员，美国本土和国际学员各半，但人数并无严格限制，尼曼2019-2020班共27人，是融合了各种不同年龄、不同风格、不同报道领域、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组合，如同一个色彩斑澜的马赛克。美国同学中包括白色、黑色、棕色人种，国际同学则来自亚洲（中国、印度）、非洲（津巴布韦、阿尔及利亚）、美洲（加拿大、墨西哥、哥伦比亚）、欧洲（匈牙利、俄罗斯）、中东（土耳其、黎巴嫩、叙利亚）、大洋洲（澳大利亚）。
2019年8月下旬，在哈佛开学前，尼曼开始了项目介绍和情况熟悉。尼曼所在的独栋小楼是典型的新英格兰建筑，周边一圈白色的篱笆，园中草木繁茂、静谧。集合第一天，在篱笆门入口，我跟一位美国男同学为谁该先进门，互相谦让许久。
沿着园中红色砖石小道，就会走到小楼门口。推开房门，尼曼所有的工作人员站成排，跟我们握手欢笑。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除了互相熟悉，还参观了哈佛和麻省理工的诸多院系。我们拥抱与被拥抱，握过无数双手，塞满一脑袋的人名。所有人都向我们敞开大门，说“请进”。
不管我们怎么回答尼曼的那个问题，我们同学中的大多数人，都把尼曼当作旅途中的一个驿站，在这里重新整装、补给物资。一位跑白宫条线的美国同学，因为在特朗普总统任期期间白宫成为了一个永不落幕的大剧院，每天都要发数条消息稿，过劳得在进急诊室后还要忙着采访，希望在尼曼获得喘口气的机会。一位来自中东的同学说来尼曼是“为了重振活力，为了有再做梦的时间，为了找回从前的部分自我。”
在尼曼，我们的脖子上，也稳稳地被绕上了缰绳，即我们对各自、对尼曼的义务。大疫之前，每周我们在尼曼小楼里因为各种研讨会、讲座等原因见面的次数，至少有四次。多数时间，我们都是腰板挺直地坐在板凳上听讲。尼曼还要求我们在哈佛或者麻省理工每学期至少跟完一门课程。
尼曼的国际同学大多都有给欧美主流媒体撰稿或者工作的经历。有些即便给当地媒体撰稿，比如印度和津巴布韦的同学，英文也是他们的官方语言。不久我就意识到一个不幸的事实：虽然我在国内自认英文不差，但在尼曼，恐怕属于垫底的水平。在最初的交流和课程中，我时常有一种无论跋涉到何地都已迟到的心情。
记者们的生活通常就像一个拥挤的剧院，生命中人来人往，多数人对我们来说都是过客，就像我们在别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一样。也许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在尼曼我们尽力创造机会了解彼此。
每周二是Sounding之晚。在尼曼，每位同学都必须做一次个人报告，其他同学除非有特殊情况必须参加。这晚同学们轮流登台成为主角，通过自我审问，回答一个同样没有标准答案的问题：你为什么在做现在这份工作？大家展现自己的人生和工作片段，报告各自在不同战役中取得的胜利，也谈谈为此付出的代价和自己的疑惑。对每位同学来说，sounding都是一个压在心头的重头戏。
要成为一根刺、要让有quan有shi的人负起责任、因为对当权者愤怒、因为当记者很酷、因为有话语权、因为要证明自己……不止我有这样的感觉：那个站在台上的人正手持探照灯，我们这些坐在下面产生共鸣的倾听者，也不时在脑海里挖掘自己。汇报结束后，大家排着队，跟当天的主角握手和拥抱。刚做完sounding的主角，脸上则洋溢着终获解脱的喜悦之情。
在尼曼、尤其通过sounding，我们似乎建立了一个超越国家的讨论中心。新闻业似乎在全世界都面临挑战。美国时任总统时时对主流媒体扔“fake news”的炸弹，部分民众更坚持自己对“事实”的看法，不少同行对本国新闻业充满忧患意识。不少国际记者，则带来了本国倒退的哀歌。在土耳其、匈牙利，以minzu-zhuyi为特征的政治强人在崛起，批评者的声音遭边缘化，言论尺度大大缩紧。本应作为民主制度样本的美国出现了特朗普，被这些政治强人引为未来的潮流。
对某些政治人物的警惕，本来就是记者这行的一个动力。但不少人也意识到，尽管我们都是为了内心自由而努力，在这个时代，这个目标却越来越艰巨。有位国际同学在本国以调查总统的生意伙伴而知名，在自己的sounding中重点讲述的是自己跟抑郁症搏斗的经历。
如果说sounding主要给了我们一个机会展现自己的职业面孔，周五上午尼曼安排的非虚构写作课，则给了我们一瞥对方私人空间的机会。写作课的老师建议“写你们最想写的题材”，除了日常数百字的练习，每学期每人还至少要交出一篇3000字以上的作业。第一学期还没结束，不少同学就调侃，我们似乎把写作课当成了心理治疗课。一位同学介绍了自己对讣告的热情，以及自己青少年时作为一个未出柜的tongxinglian者，读到死于艾滋的tongxinglian者的讣告是怎样的胆战心惊。另一位同学，则描写了自己被性侵的经历和创伤。比起书本和报纸来，这些来自美国同学的第一手叙述，对我的认知，尤其是对美国的认知产生的冲击，影响力更为持久，就像我正在发现这个民族的最隐秘之处。
03
身份危机
我对剑桥这个小城的了解，也正与日俱增。这是我第一次来美国，数年前我曾在德国待过数月，相比欧洲的有序，美国给人的第一感觉，稍显自发和随意。渐渐地，我的目光开始投向路边那些容易被忽视的地方。
几乎每天都我要经过布雷特尔街（Brattle Street），穿过哈佛广场和哈佛校园。路上会经过美国诗人朗费罗的故居，这座19世纪起就矗立于此的小楼十分亲民，丝毫不见桂冠诗人的神圣阴影，门前草坪上经常可见人遛狗。再往前数百米，是瑞德克里夫（Radcliffe）的领地，这里前身是哈佛女校瑞德克里夫学院，1999年才完全跟哈佛合并，现为瑞德克里夫高等研究院。这个漫长变迁的背后，是美国男女平权走过的复杂又漫长的历史。“1967年前，女生都进不了哈佛拉蒙（Lamont）图书馆。” 徐国琦本人从哈佛博士毕业后，也多次回到瑞德克里夫高研院做研究员，他介绍，因过去的女校背景，其研究员也以女性优先。
在哈佛周边，得益于徐国琦的指引，我也得以窥见中美文化交流的历史遗迹。距离我的住处不远有个花园式墓地，奥本山公墓（Mt. Auburn Cemetery），蒲安臣即葬在此地。蒲氏是美国人，1861年至1867年任首任美国驻华公使，他的重要性还在于他驻华任期届满后，摇身一变，成为近代中国首次出使世界的使臣——虽然1868年他对来自中国皇帝的任命书连一个字都不认识，在为中国出使期间，蒲安臣通过《蒲安臣条约》为中国争取到近代中国第一个平等条约，并在相当程度上将美国的排华法案推迟了十几年。
因尼曼所在的Lippmann House距离哈佛燕京学社很近，平时我偶尔去燕京图书馆自习。燕京图书馆的入口有一位身着清朝官服的中国人的大照片，那是哈佛1879年聘请的第一位中文老师，戈鲲化。
蒲安臣和戈鲲化，都是徐国琦在2014年出版的《中国人与美国人：一部共有的历史》中浓墨重彩描写的人物。“过分强调冲突、对抗和差异，可能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徐国琦解释，他希望以文化而非政治、经济、种族或外交为参照系，揭示双方共有的历史，以及它们如何为各自民族的发展带来的影响。
对于徐国琦所介绍的这些背景，当时我不过是怀着某种类似大学新生的责任感，努力往自己脑袋里多灌点知识。经历了数桩事件之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他所倡导的“文化国际主义”的重要性——侧重文化视角，采取国际视野、包容心态，摒弃狭隘的minzu-zhuyi视角，认同个体和普罗大众的作用和贡献，重视跨国沟通和人员、人才的流动。
哈佛开学头两周是选课，试听不适合后可不选或退课。当选课周接近尾声时，一位美国同学告诉我，他选的一门人文学科的课上，有个中国女性也申请旁听，被教授以“不接受旁听者”为由拒绝了。教授私下称，怀疑对方是个“spy”。我从未见过这位女性，但直觉在一门并不直接跟中国相关的人文课程上冒出个间谍，似乎存在某种误解，便问有没有证据。他解释，这位女性试听课上到处搭讪，导致有学生跟这位教授反应，希望别把她留在课上。
这位女性是因为过于热切而笨拙地把事情搞砸了么？我心中一直都存在这个疑团。
需要说明的是，来问我的这个美国同行，完全是出于好奇。他曾经到过中国，走马观花参观过北京，后来还数次找我和其他人探讨什么新闻网站才是帮助他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可靠途径。平日里这位同学和他的太太对我们这些国际生也颇多照顾，跟着他们一家出游是最省心的事。所有细节他们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你是谁？你为什么在这里？你信仰什么？作为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士，在当下的国际环境中，多少都要接受这样的打量和揣度。自证清白的责任，落到了我们肩膀上。但真正给我带来身份危机的，是发生在我sounding前的一件事。
那是2020年11月下旬，一个周三，傍晚6时许，尼曼例行的讲座时间。当天的嘉宾是一位美国普利策奖获得者，来尼曼分享他从事中国相关的商业报道和调查的经验。作为同行，我学习过他的作品，他对我的工作也有所了解，我到波士顿后不久，我们在哈佛见过一面。
11月的剑桥已进入湿冷的初冬，隔着马路看，尼曼那栋楼已经灯火通明，花园里潮湿的小径像黄金一样在发光。打开尼曼的门禁后，首先是脱掉外套卸下一身寒气。这时距离讲座开始仅有数分钟，嘉宾已经站在了讲台上，我赶紧前去跟他打招呼。
“她是个非常优秀的记者，”他指着我，对站在一旁同样也在跟他打招呼的一位国际同学大力推介，说我写过他读到的最好作品之一。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赞美，我赶紧称这是溢美之词。嘉宾又马上问我：“你做sounding了么？他们了解你做过什么报道么？”
我说还没有，我的sounding排在12月，临近学期末，还有数周。
“跟他们好好介绍一下你调查华信能源和ye-jianming的故事。”他说。
接下来的讲座中，他还有意无意地抬举了我。他列举的案例中，恰好包括曾位列世界500强华信能源和它传奇般的创始人ye-jianming，他暗示，这个会议室里“某人”对这家公司非常了解。
讲座结束后，我跟嘉宾在走廊话别。一位业务经常跟尼曼有交集、身处管理岗位的女性A，走近我们身边，用过分灿烂的笑容告诉我，这位嘉宾对我评价非常高。我照旧说当不起。“你太谦虚了。”她把手搭在我胳膊上，亲昵地说。
这更让我意识到：今天气氛不对劲。
这种亲密的肢体接触，不符合A的一贯风格。A是属于意识到自己社会重要性的那类人。缺乏亲和力是她最显著的特点之一。一位尼曼工作人员告诉我，她不仅对学员，对工作人员也是如此，这或许跟她的经历有关，她曾是美国备受尊敬的一位记者，也曾领导过一家高峰期员工上千人的地方性大报，“她习惯跟员工保持距离。”
数日之后，我才了解到，那天讲座开始前，A曾问那位嘉宾，“房间里有个中国人你觉得自在么？”
这个对话发生时三人在场，除A和嘉宾外，还有一位同样也有过多年中国报道经验的美国同学。正是得益于这位美国同学的善意提醒和分享，我知道了实情。这位同学告诉我，嘉宾听到A的问题一脸惊愕，马上说我做了了不起的工作。A听到嘉宾这么强烈地捍卫我，不敢置信地问“真的吗？”
“她没有驻外和国际报道的经验，认知过于本土化和美国化，” 美国同学从她的角度，帮助我分析A为什么会那么问，她解释，多数美国人对中国通常没有直观和具体的认知，理解不了中国的复杂性。
“你别生气。”这位同学建议，“等你做完了你的sounding再看看她的反应。”
我感谢她告知我实情，也感谢那位嘉宾对我的维护。那位嘉宾的现场辩护，和她的直言相告，某种意义上，这两位有过驻华经历的美国记者，充当了我和A理解对方的桥梁。
我跟A虽不熟，平时见面都还点头微笑，我从未想到，在她眼里，我额头上有个不一样的烙印。我跟数位平时处得不错的同学说了这事。这得感谢我们班致力于创造坦率交流的氛围，聊他们跟A交往的经历，聊他们眼中的中国。这次事件让我意识到，对我们来说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不少依据二手信息来了解另一个国家的人来说，似乎难以想象。
我的涩意，也冒到了徐国琦那里。“你别老自谦，”他首先给我指出了文化差异，“美国人的观念是，如果你自己都觉得自己不够优秀，别人为什么要觉得你重要？”
“相比中国，美国制度有延续性、变动相对较少，比起你的美国同班而言，你的经历和国家、时代更密切相连。” 徐国琦建议，我的sounding中要突出这一点。
正是来自各方面的宝贵意见，让我最终决定在约一个小时的sounding中，讲述了一个“三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解释了我对wang-lijun事件的报道、及调查华信的来龙去脉。在结尾时，我说，我开头介绍的那三个人，bo-xilai、wang-lijun和ye-jianming，现在都已失去了自由，而那位女性——我，那个谦卑的记者正站在你们面前，展现我自己和中国走过的不同寻常的旅程。
做完sounding后，一位来自美国西部的记者紧紧握住我双手，动情地说，“你是我现实世界中认识的第一个打倒世界500强巨头的记者！”
Sounding前一晚，A给尼曼群发了一封邮件，引用那位嘉宾对我的评价，并介绍了我的工作。
在我Sounding的提问环节，当我提到我的工作让我看到中国最好和最坏的一面时，一位平日直接、真诚热情的中东同学站起来，语带迷惑地问我，“请问什么是中国最好的那一面？”
在其它场合，A坦言，中国发生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谜。后来在那位告知我实情的美国同学的sounding上，她提的问题是“中国人平时都怎么获取信息？”
这些经历如同警钟，一直在我耳边嗡嗡作响。在跟他人的诸多交往中，我愈发体会到，多数人只是依靠模糊的印象展开对它国的想象。要解除他人的误读，最终只能靠我们自己。
对前述那位充当信使的美国记者来说，尼曼这一年正好给了她搬回美国的机会。看着越来越多的外mei记者离开中国，有天她也不无担忧地称，担心中国和其它国家的裂缝会越来越宽，而世界对中国的误读也会越来越多。
04
克什米尔女友
来自克什米尔，上过哥伦比亚大学，有哥大硕士学位。班里同学挨个自我介绍时，她这样说。我暗下断语，此人秉性似有些沾沾自喜。只有在熟悉之后，才了解她这句话背后的酸楚和负担。作为一个在冲突地区长大的musilin，她内心住着个不停张望的孩子，始终想寻求一个安全的港湾和一个容易的答案。履历上的常青藤名校，用她的话说，是打破别人对一个musilin刻板偏见的最快方式。
我给她的第一印象？后来她给我的卡片上给出了答案，“第一次见你时，我从没想过我们会成为朋友。”
我们的友谊对双方来说都有某种特殊意义：对来自文化专一环境中的我，她是我的第一个musilin好友；我也是她第一个可以与之交谈的中国人。
克什米尔，是理解她的关键。在数个场合，她介绍自己来自印度时，脸上都带着某种不情愿的迟疑。即便在哈佛，在美国，那个遥远地区的阴影从未从她的心头消失过。克什米尔是“印巴分治”的遗留问题。1947年，势力衰微的英国不得不放弃最大殖民地印度。一位对印度一无所知的英国勋爵西里尔·拉德克里夫被指定在36天之内划出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的国界。大英帝国最大的殖民地由一个享有自治权的地区变成了两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克什米尔居民musilin占多数，管辖权属以印度教徒为主的印度，而以musilin为主的巴基斯坦又自视克什米尔的保护人。近年来，迎合印度教徒min-zu主义情绪的总理莫迪，对克什米尔实行了feng-suo、duan-wang、致力于改变当地ren-kou结构的gao-ya政策。
在哈佛的第一学期，我跟她都作为旁听生，一起上政府学系的比较政治学基础（Foundations of Comparative Politics）这门课。课后我们经常到一街之隔的费正清中心所在那栋楼的食堂用餐。我端着餐盘，第一次跟她面对面坐下，她就马上问我，怎么看待某个跟中国相关的问题。我讲述了因为面部轮廓较深，我在国内偶被误认为西方人或者少数min-zu的经历。
比较政治学基础是主要针对哈佛本科生的一门课，涉及地域多，覆盖范围广，主题包括民主化、经济发展、种族冲突和社会革命的原因，以及国家、政治机构和公民社会的作用。课上审查和评价不同的政治理论，并学习非洲、亚洲、欧洲、中东和拉丁美洲的案例。她在课上跟本科生一样，踊跃提问。当课上对比中国和印度这两个人口大国，并用数字展现作为世界上最大wei-quan国家的中国，经济表现好于作为世界上最大min-zhu国家的印度时，她站起来问：是不是wei-quan比min-zhu制度更有效率？
“我就担心给你们留下这个印象，”这门课的讲师，一位东欧移民的后裔、研究俄罗斯和东欧转型的政治学学者解释，min-zhu能听取各种声音，走得慢或许也能走得更稳。
“印度算什么min-zhu？！”课后她不忿地说。
我赞扬她课上表现的活力。“你都不知道我提问时心也咚咚打鼓，”她说，这次来哈佛前，她决意在此地要做一个不同的人。哥大毕业后，她在德里工作过几年，关注边缘群体的利益。她的工作非常出色，获得了她那个领域里印度最高级别的奖项，莫迪亲自给她颁奖。她为这场仪式穿着隆重，从莫迪手里接过奖杯时，又撇嘴以示不以为意。作为一个少数族裔，她在德里很难找到归属感。西方人去她服务的机构参观时，雇主通常都会让她在场，作为机构多元化的体现，这让她自觉是个装饰。
跟我吃完午饭，下午她还要奔赴肯尼迪学院一门关于提高领导力的课程。那门课上，听课者轮流上台，发表演说，接受台下包括老师和同学在内的打分和评判。轮到她演讲当天，中午在餐厅她慌张地掏出几张纸，说在我面前先演练一遍。她讲的是关于她一个表兄的故事，因为参加了针对印度政府的gong-min不fu-cong运动，这位从小聪颖过人的表兄被抓、被打、学业中断，出狱后成了一个满心愤懑的普通人。
对那块受伤的土地和那里的人民，她有幸存者的负疚感。她的一生似乎都在往前奔跑，好把追在她身后的阴影甩掉。她也意识到，她获得的精英资源，奖学金、关注度，对她的大多数族人来说都不可得。比她更年轻的女性一辈来寻求她的意见，她乐于伸出援手，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称，如果克什米尔女性申请西方高校，她可以帮忙看申请信。
只有理解她努力离开的世界是什么样，才能了解她奔赴的这个世界对她而言意味着什么。这是一片有着新节律的土地，在这里不分宗教和国别，人们以对话的和平方式增进谅解和思想上的团结，她说，从没像在哈佛这段时间这样，交了这么多朋友。
这并不等于她摆脱了对故土的担忧。2019年年末，莫迪政府制定了被指“排斥musilin”的新公民法，引发了印度各地一系列大规模shi-wei。那会儿只要跟她讨论印度和克什米尔，她都气呼呼地说，“现在谁还不知道克什米尔，我就扇谁！”
她的理直气壮背后，又始终伴随着压抑自制。印度新公民法引发的地震甚至波及到了哈佛广场，有天我经过那里，看到无论是莫迪政府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都在那抗议。“你不去那看看？”我问她。她摇摇头，她希望尽可能远离喧嚣和混乱。这里的生活有序、按照既定的规则进行，区别于那些充满不快记忆的岁月。
在哈佛这样多元和自由之地，以及在了解克什米尔悲剧的小圈子中，她拥有道德声援。但在社会和官僚层面上，在我们暂时寄居的美国，我也看到作为一个戴头巾的musilin，她因被区别对待，也偶感无能无力。
我们身边有不少musilin。比如在尼曼，数名来自中东地区的同学也是musilin，但穿着和作风都已世俗化，跟一般人无异。戴头巾，在哈佛的musilin中也属少数。“我母亲那一代是不戴头巾的。”她说。在克什米尔这样充满长期对抗的地区，头巾作为反对和不服从的标志，在她这一代得以被恢复。但在特朗普的美国，戴着头巾，仿佛她就戴着yisilan的理念。特朗普当选前就曾呼吁禁止所有musilin进入美国，入主白宫后第七天即颁布了针对六个以musilin为主的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
寒假期间，我们相约一起去迈阿密。临行前她数次提及，“我在机场过安检的时间特别长。” 在安检口，过完安检、已收拾妥当的我看着还站在安检仪下的她，安检员拿着探测仪在她摊开的双手上反复扫，尽管那双光洁的手上什么都没有。她看看自己的手，一脸不满，翻着白眼。
在迈阿密，我们避雨时顺道躲进了当地分发免费食物的帐篷。一位能言善道、有着政客气质的女性在现场指挥分发，对我们两个明显的外来者很好奇。未等我开口，就听她跟这位能干女性介绍，“我们在哈佛读书。”
在美国，哈佛也基本可算品牌和认可度的最高殿堂。“她们来自哈佛！”这位女性在现场广为传播这个新闻，还要跟克什米尔朋友合影，跟我们握手告别时又说“请把我们的善意传播到全世界。”
“你为什么上来就跟人家说哈佛？”我问她。
“我觉得哈佛能转移别人对我外表的关注。”她说。
她说对自己的外表很敏感。这是对来自外界的审视目光的敏感。如同一面镜子的两面，在我们进入的这个世界，一方面我们享受贵宾待遇，但在某些场合不免偶遭怀疑看待。
某种程度，我们之所以能逐渐亲近，是因为我们多少意识到，有另外一个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文化的人，与自己正沿着相同的路径前进：对西方来说，我们都来自地球的另一边；我们都经历了认识和自我认识的数个阶段，都努力突破自己的狭小天地，竭力避免成为无知无识的人，这样我们才能在哈佛和美国这样一个大果园相会；得益于这里成熟的制度建设，我们在这里物质和精神生活无忧。但我们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带着客人的笨拙。
她聪明、才能杰出，熟练掌握英语、印度语、波斯语，在一个理想世界中是个世界公民，但在她身上，我看到的不安全感，是来自一个没有祖国的人。来哈佛前，她辞掉了在孟买的工作，希望离开哈佛后能在美国找一份工作——以zi-you为名的meiguo-梦。但在一番搜寻后，她不得不承认，这里很难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05
“Who are we？”
“我们是谁？”
在哈佛的第一学期，我摆正心态，认真听别人讲话，自认在这个大千世界里，我是一个新人，正在学习中。但空气中携带着时代的振荡，尤其在哈佛这种各种思潮汇集之地，日复一日，空气还是会把时代的主题不知不觉地传播到到每一个人的大脑里。具体地说，美国正处于一个充满激情的时刻。
在课堂上，或者尼曼的各种讲座上，随处可见时代情绪：政治具有高度极化的特点；对权力、财富和不平等的不满日益强烈；关注妇女quanli和刑事司法制度的社会yundong蓬勃发展；权威和专业知识受到质疑；关于平等、zi-you等基本价值观的讨论主导了公共舆论。
在各个思潮和文化趋势上，美国媒体仍引领话语权。2020年9月，开学不久，《纽约时报》两位女性记者Jodi Kantor 和Megan Twohey到访尼曼，分享二人调查好莱坞电影大亨Harvey Weinstein性侵指控的心得。这份爆炸性的调查报道于2017年后发表，引发了响彻全球的“MeToo”运动，至今仍势头不减。阅览美国几大主流媒体，也几乎是每个尼曼国际学员的日常必修课。很快我也养成了这个习惯。
特朗普是离不开的一个话题。我的房东夫妇自称liberal（自由派），每次谈到这位不时兜售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时任总统，总要用手覆面叹息“Shame（可耻）”，说“This is not who we are！（我们不是这样的人！） ” 我的一位同学，一位已经拿了美国护照的墨西哥移民，周末常带着我去麻省周边短途旅行，路上但凡看到“Make America Great Again”此类支持特朗普的保险杠贴纸，都会信誓旦旦地称一定要把特朗普选下去——哪一边胜出，将决定美国将成为什么样的国家。
“美国内部一直都是这样，争论不休，自揭疮疤，表面上看撕裂与混乱，实际上是在动态中寻求平衡。通过全民参与辩论，进行修复与反思。”徐国琦称，“短期看似乎是内部分裂，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美国一直是昂首向前。”
在徐国琦看来，这是美国作为一种政治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他引用《独立宣言》第二段第一句话,“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造物者创造了平等的个人……”，称之为美国的信条之一，“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迄今唯一一个基于政治理念而成功建立的政治实体。正因其独特的立国理念、开放的移民政策，吸引了无数来自世界各地的人，共同将美国打造了浓缩版的人类共同体。但由于其政治理念的超前，难免与现实存在诸多矛盾之处，包括人权、种族主义等问题。”
时至今日，美国还在强烈反思这一矛盾遗产。徐国琦建议我看一本书，是已故哈佛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对美国国民身份的挑战》。
1993年，亨廷顿在《外交事务》发表了《文明的冲突?》这篇著名又颇具争议的论文。“凯南是冷战的设计师，亨廷顿很明显想做冷战后的另一个凯南，”徐国琦称，“他的文明冲突就是思考冷战结束后，苏联不存在了，对美国的威胁在哪。”
在徐国琦看来，美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缔造者、维护者，它也可以成为终极破坏者。“美国也在寻找‘他者’，这个‘他者’有时就是敌人。美国人历来有危机感，有个敌人，政客就好办了，话语权就在自己手上。”他称，“所以不要在美国寻求敌人的时候，自己送上去。”
亨廷顿将文明描述为身份认同最广泛、最关键的层次，包括宗教、价值观、文化和历史。比起“你支持哪一边?”他认为，冷战后最重要的问题将是“你是谁?”
亨廷顿认为，相对于亚洲和伊斯兰世界，西方将继续缓慢衰落。在经济活力推动亚洲崛起的同时，musilin国家的人口增长“为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叛乱和移民提供新成员”。亨廷顿还批评了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等美国领导人，后者认为西方与伊斯兰没有矛盾，只与极端暴力分子有矛盾。“1400年的历史证明，事实并非如此，”亨氏评论称。
“亨廷顿的《我们是谁？》是对文明冲突论的一个补充和修正，他最核心的观点，就是美国——或者他眼中的西方在变，且在走向危机。”徐国琦介绍，“首先白人越来越不占优势，其次白人中拉丁裔在增加，拉丁裔说西班牙文，跟昂格鲁-撒克逊白人语言、宗教也不一样。”
在亨廷顿看来，美国身份的真正核心，只能是昂格鲁-撒克逊和新教文化的副产品——英语、基督教信仰、自我奋斗和个人主义。亨廷顿批评一些政客，他们将多样性作为美国的首要价值观，因为他们对所谓的受迫害者错误地感到内疚；尽管公众倾向于保护主义，但他们欢迎自由贸易。他认为文化多元主义是“反欧洲文明”，呼吁复兴min-zu主义，致力于维护和加强“自美国建国以来定义美国的那些品质”。
亨廷顿预见了一个被自我怀疑、白人min-zu主义搅动得躁动不安的美国。某种程度上，特朗普时期的不少政客，都是亨廷顿的信徒。美国时任国务卿蓬皮奥就曾批评文化多元主义，说“It is not who America is.(这不是美国)”
预言是一定的自我实现能力。我回忆起2000年初，我还是本科生时，《文明的冲突？》几乎是我身边每个大学生的必读书目。不少人对musilin的朦胧印象——伊斯兰世界有流xue的边界，多少源自这本书。“如果都把musilin当敌人看，”我问徐国琦，“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得到一个敌人？”
“这跟预言没关系，亨廷顿只是说未来可能要警惕这个问题，并不是说他鼓吹或者支持文明冲突论，”徐国琦认为，“从他的角度来说，一本好书永远是带有挑衅性的，温吞水要你干嘛？”
“约瑟夫•奈就曾警告过美国人，说你要把中国当成敌人，你得到的可能就是敌人。”徐称，“同理，要是把美国当敌人，你得到的可能也是敌人。
06
共处的时光
在日常相处之中，尼曼班级成员相识之初的陌生感和距离，在逐渐消融。起初大家见面不过是点头微笑，逐渐发展为拥抱，继而我也习惯了亲吻礼（基本都来自热情的拉丁裔同学）——左脸颊递上去，右脸颊又递上去，如同在接受亲吻者颁发过来的奖状。
2019年圣诞假期，一位在美国西部怀俄明州公共电台工作的同学主动向几个国际学员建议，她要从东部的波士顿开车回去，这一路行程约3000多公里，途径佛蒙特、纽约、俄亥俄、印第安纳、爱荷华、内拉布斯加等州，如我们对横贯美国感兴趣，可以跟车，到怀俄明后她可把我们送到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这样我们可飞回波士顿。
从美国同学的sounding和平时的各种讲座中，我已得知这个国家面貌层次多、贫富差距大，但亲眼目睹的直观感受往往会比间接经验会留下更深刻的印象，我欣然接受了这位同学的好意相邀。同行的还有一位土耳其同学。一位来自印第安纳的美国同学正好希望回家探望父母，也一并加入。
美国西部冬季雪量较大，温度能低至零下20多度。我为这趟旅行所作的准备简直就象去北极探险。临行前数天，我在波士顿花1300美元买了一件长至脚踝的加拿大鹅（Canada Goose）羽绒服。这是我迄今为止拥有的最贵的一件衣物。
在富裕、人均收入较高的波士顿，加拿大鹅在大街上比较常见。但这件羽绒服还是吸引了身边不少人的目光。大家对中国的收入水平产生了兴趣。
“你在中国属什么层次？”克什米尔女友追着我问。她在哈佛领取的补贴也负担得起加拿大鹅，克什米尔冬天也很冷，用得着羽绒服。但她家人亲戚的所有衣服加起来，价钱也不抵这一件。
我解释了中国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以及近几十年的变迁，比如我的父母辈年少时都有饥饿的记忆，他们一生度过的生活不是一种，而是好几种。
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的对比，让我更清晰地看到，个人和时代的繁荣如何密切相关，而中国又如何从全球化中获益。1990年，徐国琦于圣诞节平安夜到达波士顿，身边带着三个装满各种日用品的行李箱，还有100美金。因为国内的外汇管制，每个人最多只能带100美金，当时相当400元人民币。时过境迁。2019年我到美国时，只带着一个随身背包和一个装着四季基本衣物的行李箱——出发前一朋友建议“少带点东西，美国比国内便宜。”
而美国的工薪阶层则是全球化的牺牲品。一位来自底特律的美国同学，在sounding中讲述了自己父亲在1980年代失去通用汽车的工作后，变得游手好闲和酗酒的家庭往事。麻省理工大学经济学家大卫·奥托尔(David Autor)等人的研究显示，当男性失去良好的制造业工作后，会造成更多的未婚母亲、更多的孩子生活在贫困中、更多的人早逝。
我们这趟西部之行的第一站，是以景色和滑雪闻名的佛蒙特州，距离麻省不远。我们夜宿Grafton小镇，此处出产较高品质的芝士。邀请我们出行的同学的父亲居住在这座小镇，有一座建在溪水上的房子。当晚这位同学的父亲邀请我们去另外一座小镇看歌舞表演。在场观众除了我们几个外来过客，多数为白发苍苍的老人。年轻人为了寻找更好的工作机会，几乎都去了城市。
随着去工业化和科技经济的兴起，美国地区和城市发展的不平衡正在加剧，有些城市是赢者通吃——比如拥有时髦饭店和昂贵房地产的波士顿，很多地区则被抛在了后面。
下一站我们借宿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这里曾是柯达的总部。此地居民数代为柯达工作，据说在全盛期就连柯达的清洁工都有可观的年终奖。现在这座城市里随处可见工业衰退的迹象，建筑有一种败落敝旧的气息。接下来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此类曾是钢铁带（steel belt）如今已成锈带（rust belt）的城市，失去一份好工作对社会纹理带来的侵蚀，更是肉眼可见。这也让我更好地理解了特朗普现象——是对时代不满的人群把他给抬出来的。2016年大选，正是白人工薪阶层的巨大支持帮他赢得了总统大选。
在这趟为期一周的旅程中，美国同学们务求尽到地主的责任，本着帮助国际生更好地了解美国的善良愿望，数位同学的亲朋好友对我们打开大门，让我们借宿，还招待饭食。一路上我们谈笑风生。主要是他们谈，我听。路上第二天我就因发烧失去了声音。
从东部到西部，有时进入不同的州如同进入了不同的国家。土耳其同学问了车上美国同学一个问题：是什么把美国这样一个如此多元、异质的国家粘在了一起？
两位美国同学苦想不出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扯着嘶哑的嗓子说: xian-fa。
“美国是现代国家建设方面的元老。美国xian-fa是世界上第一部通行至今、运行极稳定的成文法律。200多年，所增补的修正案也仅有27条。美国人在1946年为日本所写的xian-fa一直为日本人延用至今，一条未改。”徐国琦问我，“你知道近代中国共出台了几部xian-fa么？”
在哈佛的第一学期，我在法学院上了一门美国xian-fa史的课程，到学期结束，才讲到美国内战时期，大致了解了每个xian-fa条文背后，都是各方压力团体力量博弈的结果。在日常的电视辩论中，也看到两党动不动就提xian-fa，似乎这些条文必须以教义的形式被阐明和捍卫。
大概一个外人，才更能觉察出另一个国家的独特之处。就如我对美国同学指出他们xian-fa的重要性，土耳其同学告诉我，中国传统针灸疗法，治好了她朋友的烟瘾。
一路向西，我们进入了有玉米带之称的农业区，公路边零星矗立着房屋，辽阔、空旷又寂静，手机信号时有时无，人烟越来越稀少，人种也越来越单一，爱荷华、内拉布斯加都是白人人口占绝对主导。海拔也越来越高。车子驶入怀俄明的那晚，我们抬头看到成千上万颗星星在深蓝的夜空中闪烁。这是波士顿看不到的盛景。车里一片掌声。
途径的加油站里售卖的印着各州州名的纪念品，从冰箱贴到T恤，不少都产自中国。美国人对自己的“国货”充满自豪感，货架旁也经常摆着“Proudly Made in the USA”的标签。
在怀俄明州的拉勒米 (Laramie)小城，即怀俄明州公共电台所在地，我和土耳其同学一起观看了美国国会对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对美国政治一向意见比较强烈的土耳其朋友日后提醒我：你当时看起来可真淡定！
我回答称，我也很怀念昨日的世界。
第二部分
2019-2020学年，我作为尼曼奖学金的获得者，在哈佛进修一年。隔着大洋，我开始借助“他者”的视角，观察和思考自己的祖国。我的好奇心，也拓宽到了美国和世界其它地方。因篇幅较长，这篇回忆文章分两部分刊发，第一部分请见 《我在哈佛这一年（一）》
7
“他者”与“我者”
西部之行中，中国也是不少接待过我们的东道主感兴趣的话题。听说我来自中国，有位女主人以审视的目光看着我，问我是否报道过香gang。
“你过去的参照性是不一样的，缺乏一个‘他者’，现在不一样了。” 徐国琦称，“不管你认不认，你肯不肯背这个十zi架，这都在那。”
“小国寡民时，你不需要证明你是中国人，因为没有一个‘他者’，现在到了海外或者你跟人家接触多了，就有了‘他者’，你就变成一个‘我者’。大家就要重新定位、重新评价自己。”徐国琦以自己写过的一战华工为例，“比如说那些华工，在村里他就是张三李四，村里都没出去过。一到欧洲，他就是中国人，马上跟民族国家联系起来。所以亨廷顿说只有接触、国际化了才有文明的冲突。”
2020年1月下旬，哈佛春季学期开学，在尼曼内部，来自匈牙利、土耳其、津巴布韦、俄罗斯的同学和我一起，跟班上其他同学，尤其是美国同学作了一次分享。这是2019年年底就安排好的日程。受徐国琦的启发，我着重于中国国际化以及寻求国家认同的历程，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Why is China here? Why I’m here?（为什么中国在这里？我为什么在这里？）
“自1912年以来，中国宣布自己成为共和国，是法国和美国的小兄弟。这是亚洲第一个放弃其儒家文明身份的共和国。”我告诉台下的美国同学，“一百年前，中国人决心加入自由的西方，成为平等的一员。不少有历史思维的人都记得，美国参加一战是为了结束所有战争、建立一个基于民族/自//决的公平世界秩序。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对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追随美国的领导非常兴奋。相反，在巴黎和会上，西方背叛了中国，把中国的山东省给了日本，而不是归还给中国。然后中国人对西方失望了。巴黎和会后，中国面临着一个新的问题，就是要遵循什么样的政治模式。”
我从1919年一战结束巴黎和会的召开开始，介绍了中国“逢九必有大事发生”的说法，简单讲述了中国追求“德先生”和“赛先生”走过的曲折历程，对比了百年前后的两个///中国——一百年前，中国穷、弱、被边缘化，中国人不喜欢它；现在它富、强、自信满满，世界不喜欢它。
“在这里我意识到，你是谁，不是个简单的问题，不是你真正是什么样的人，而是经常与他人对中国的看法或者误解紧密相连。对许多美国人来说，这里的中国人很容易被当作间//谍，偶尔也被当成异//议//分子。” 我分享了一些个人感受，也谈到了从他们的友谊中我的所得，“通过你们，我更好地了解了我自己，了解中国和美国，也了解世界的其它地方。”
这场分享在尼曼举行时，武汉已进入封城状态。但哈佛的日子，仍然相对平静又安逸。对我们班的其他同学来说，疫情是远方的事情，仅仅发生在媒体上，没人想到这一切也会降临到自己门前。
分享结束时，正好又是傍晚时分。跟往常一样，基本所有尼曼同学都聚集在厨房。集体活动尼曼管饭的时候居多，不管饭的时候冰箱里有剩菜剩饭。平常水果、曲奇、饮品不断。大家自取所需，都很能吃。几乎每个同学看到我都会问，“你家人在中国不要紧吧？”
全世界的目光都投到那个东方国家身上。它恰好又是我的祖国。我从遥远的地方跟那些在国内的朋友一样，关心武汉的命运。除了如饥似渴观看来自中文世界的消息，每天我打开纽约时报网站，也是在“World”这一栏里直奔“Asia Pacific”，查看关于中国的消息。
“我这算狭隘的爱国//主义么？”我问徐国琦。
“在西方国家，nationalism（min-zu主义）是一个狭隘的名词。借着min-zu主/义的旗号，战争发生了，种族mie-绝发生了，但patriotism（爱国主义）是好事。美国人会开心地接受自己是个爱国主义者，但你说他是min-zu主义者，他不接受。”徐称，“我也是爱国主义者，我爱的是这种兼容并包的传统文化。但对min-zu主义者来说，我可能是个卖-guo主义者。”
在李wen-liang去世前后，我跟许多国内朋友一样，觉得我们正在经历着一个一去不复返的时刻，每个人都得到召唤，就像整个国家都在进行痛苦的灵//魂反思。这是一种无私的情感迸发，或许这就是爱国主义的古老魅力吧。
春季学期我在肯尼迪学院上了《转型中国的政治经济学》这门课，有意识地为学期后回国做准备。课上不少中国人，包括现已旅居日本、法国的一些中国学者，课后数位朋友经常相约喝咖啡，一位台湾朋友还经常加入。大家密切关注着武汉，谈论的都是中国。
那位在我的sounding上问“什么是中国好的那面”的中东同学，也关切地来问中国的疫情。我跟她交流了我的所见所感。“我的心跟你们在一起。”她眼睛亮亮地说。
就连我的房东，碰面时都跟我提起“吹-shao人”。我感受到了一个普通人，能在世界上引起多么巨大的激情和影响。
我也不能避免那种不幸压在自己心头的“中国人”的负担。我勤喝水，多喝橙汁补充维生素C，生怕一不小心落个发烧感冒，被当成潜在的病毒传染体。“我最近在公共场合连喷嚏都不敢打。”已经慢慢学会从“他者”角度来看待问题的我，偶尔向来自他国的同学如此自嘲。听者一副了然的神情：“对哦，你是中国人嘛！”
在哈佛的第二学期，我有意识地在平日交往中，向同学们讲述我眼中的中国。在写作课平日的习作中，我写过一个在体制内工作的少时好友的故事。某个美国同学提到“C-C-P党员”一脸惊愕、似乎对方是怪物的表情，让我产生了提供一个更人性化的形象的想法。
写作课老师称希望把我的习作跟他太太分享，问我介不介意。
我也试图把我眼中中国的不同阶层、不同脸孔介绍给班内同学。我描写了那些根本不平凡的所谓普通人的奋斗和忍耐，他们辛辛苦苦赚取生活费，为孩子和家庭尽职服务。我也写了我报道过的那些风光不再的政商界人士，他们都有一个帝国梦，他们关于自己的叙述都是虚构，但他们自己信，虽然他们的愿景，最后都由社会来买单。我提到了我眼中新闻业的现状，至少希望课上读者能了解，中国记者为什么不能成为他们想象中的全职/斗/士。
土耳其同学说，她在其中看到了自己国家的影子，“我们并非美国所想的那样非黑即白，而是层层叠叠的灰色。”
8
疫情逼近
地球表面正变得越来越危险，这个消息是影响了尼曼的。2020年3月初，平常大家都往里随手抓一把的曲奇罐从厨房里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洗手液和消毒湿巾。曲奇罐不见后，每位同学的信箱里多了条奥利奥饼干。
病毒的传播，就像一根看不见的棘藤，以不可思议的速度生长。哈佛校方群发的消息，也在不停地更换口径：2月底，哈佛建议对中国大陆、韩国、意大利和伊/朗这些热点地区“避免不必要的旅行”；3月6日又宣布禁止一切跟大学事务相关的国际旅行和“非必要的国内旅行”，校内聚会不能超过100人。
尼曼每周一次的sounding还在进行，但严格遵守哈佛的人数限制。清洁要求也比平时要高：餐桌要消毒，负责分发餐食和酒水的人员带上了一次性手套。
对我最严厉的警告，恰恰来自于徐国琦。那时他已向哈佛大学出版社交了书稿，回到港大上课。有天他问我波士顿的情况，我提到一切基本正常，餐馆也都还开放，为了帮一位同学庆祝生日，那周我还预定了在哈佛旁边、麻省大道上一家非常受欢迎的日料餐厅Café sushi吃午餐。“你们为什么都跟特朗普一样，不把疫情当回事？！”他引用墨菲定律称，“凡是可能出错的地方，就一定会出错。”
他建议我做好准备，去CVS买口罩。我找了几家门店都没找到。这种短缺，既是由于当时美国产能不够，或许也跟疫情早期不少海外华人买空了当地口罩支援国内有关。
波士顿跟纽约一样，都处于美东北，都是国际交通枢纽，都在当地缺乏足够的设备、经验和方案时，受到第一波疫情冲击。
3月8日，美国冬令时改夏令时的那天，一位同学的父母从印第安纳州来访，这位同学是我们西部之行的旅伴，我们也投宿过其父母家。这对老夫妇蓝色的眼睛里透着善意，在我们留宿时为我们烤面包、煮汤。中午我赶到那位同学位于哈佛周边的公寓，已有几位同学在那。我给这对老夫妇带了个故宫的文创产品，《清明上河图》的书签套装。我们没有拥抱，改为撞肘这一新的社交礼仪。
我跟数位同学提到了买不到口罩的事。“这里只有生病的人才戴口罩。”一位美国同学说。另一位则对比了口罩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亚洲和西方的接受度并不相同，“是不是亚洲经历过非典，抑或那边空气污染比较严重？”
对于我买不到口罩这事，一位朋友劝我别担心，“美国这个国家一旦积极性调动起来，那是无可匹敌的。二战时福特的一条装配线每小时能生产一架新B-24轰–炸-机。”
气氛已日趋紧张，时间就像按了快捷键。3月10日上午9时许，哈佛宣布校内聚会不能超过25人。下午两点又通知学生在春假后将不用返校，改为线上授课。也许校方已经看到了飓风正在掠过海平面。一天后，哈佛宣布社区内两名成员正在接受病毒检测，邮件里特地告知，“请求您在此非常困难的时期尊重这些病人的隐私。”
3月13日，一位成员被测出Covid-19阳性。这是哈佛的首例。“没人知道未来几周我们将面临什么，”哈佛校长劳伦斯·巴科（Lawrence Bacow）在群发邮件结尾称，“但每个人都足以明白，xin-guan 肺炎将考验我们的能力，考验我们是否善良、慷慨、超越自己和自身利益。”
3月13日至23日原是春假，不少同学已预定了此间的旅行机票，临行前都已取消。保持社交疏离已成为常态。3月18日，鉴于大家春假期间都关在家中，尼曼在线组织了一场讲座。讲座结束嘉宾离场，一位同学提出要聊聊自己的健康状况，“我情况不好，这几天断断续续发烧。”当天有近十个同学说了自己最近出现的流感症状，包括我在内。
春假伊始，我曾出现过两天的流鼻涕症状。根据麻省规定，凡出现流感症状的自行在家隔离。那两天我自行服用退烧药，水喝得很多。灰暗的海雨笼罩着新英格兰，我睡得就更久。
或许是我那几天过分安静，引起了隔壁房东的不安。我们住的房屋是木质结构，平时鸡犬之声相闻。我跟房东夫妇相处得一向不错，每次见面都少不了互相恭维。我说身为他们的房客就跟中了彩///票一样幸运。这是实话，我的公寓周边环境好，租金比市价低，有什么问题房东都积极解决。我乐于跟他们沟通，出门旅行前都会知会。他们也不吝对我的夸奖。疫情蔓延前尼曼已在筹谋迎接下一个班级，问他们接下来想要什么样的租客，他们告诉尼曼，再来一个像我这样的就行。
但大疫时期物业里有个异国房客，对一对年事已高、且有基础性疾病的老人来说，多少有点心理负担。房东给我发短信：“如果你感染了冠状病毒，此地是否有人可以代你行事？具体来说，有没人可以联系你在中国的家人，或者在饭食和其它必要时刻帮助你，直到你康复? ”
我跟尼曼同学说了这事，他们都说别担心，真到那么一步有他们。为了让房东安心，我爬楼梯时故意蹬得咚咚响，向他们发射我还活嘭乱跳的信号。
9
在疫情的阴影下
2020年3月20日，尼曼所有国际学员在线上跟尼曼管理人员以及哈佛国际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开会。我们的核心诉求，是希望能延长签证。访问学者签证要求我们在6月30日前要离开美国，眼看疫情越来越严重，国际旅行也愈发不确定。
就在前一天，美国/国wu院发布了最高级别的旅行警告，敦促公民避免所有国际旅行，并建议当前在国外但居住在美国的公民如有可能立即回国。作为身在美国的外国人，我们也被建议立即回国。
“中国疫情不是控制住了么，你为什么不回去？”当时我面对着这样一个问题。
这背后是个人主义至上的美国人无法理解的悖论：如我在回国前必须提交的健康码上如实填报近期出现过流感症状，我就登不了机；如果我瞒报登机，回国还可能被追究法律责任。我解释称，与美国的个人至上相比，中国集体和社区意识更强，且中国的撤侨能力还不能跟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的美国相比。
当时一位黎女士瞒报信息从波士顿回国后被立案的消息，被广泛报道。一位美国同行看到这个新闻后，几乎不可置信，特地跟我核实。
“美国人骨子里是小政府大社会，”徐国琦解释，“中国是反的，是大政府小社会。”
3月下旬跟尼曼和哈佛国际办的沟通，只是接下来若干次协商的开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所有同学按同样的步伐，向同一个方向一起前进。尼曼也随时听取我们各自的顾虑和诉求。四月份，美国/国wu院宣布我们所属的签证类型将延期二个月，尼曼也表示，如果我们走不了的话，将报销我们在剑桥六月和七月的房租。
在与世隔绝的时候，同学们互相提供另外一种燃料，那就是爱心和同理心。2020年3月22日，一位同学过生日，大家策划中午为她举行在线生日会，还商量要穿些傻气的服装和道具来逗趣。这场生日会推迟到下午四点，因为中午我们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另一位同学的身上——她去测试了！她曾数次要求检测但都遭拒，终因高烧不退预约到了一个检测机会。
二天后，哈佛校长和太太都被测出阳性。当天稍晚些时候，我的邮箱里又收到一封邮件，来自那位去检测的同学，结果也是阳性。
“哈佛卫生服务中心表示，现在太多人生病，他们已没有能力追踪接触者了，”她告诉我们，“我会通知那些在我感觉不舒服的前一周里就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们。”
“也许我是症状最严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是你们身边的零号病人。不管是责备还是荣誉，我都乐于接受。”她坦荡地称。在同学们对她的回复中，大家或请她好好休息，或感谢她做旗手为我们探路，或说每个人都有可能是零号病人，请她不要担心。
跟她密切接触过的人接下来该自行隔离几天，成了我们的疑惑。诚然，春假起我们就没接触过。数位同学咨询了数个热线，答复是自上次接触后14天。但14天后，仍有数位同学和朋友陆续宣布失去嗅觉和味觉。
因为缺乏足够的检测和追踪能力，病毒在黑暗中蔓延。每个州的资源有限，需要联邦政府的投入和动员。但联邦政府层面基本完全放弃了作为。约一个月，我和身边其他人一样，每天盯着特朗普的疫情发布会，得出的结论是如果疫情控制要依靠个人做正确的事，特朗普让这事变得更难了。我也明白了美国同学们提到特朗普时的忧虑之情：在空前需要团结的时候，他让这个国家更分裂了。
直到7月底我离开美国前，波士顿仍没实现口罩自足。我在美国用的一次性口罩，都来自中国朋友的支援。一位朋友3月份从香港给我寄了30个产自美国的口罩，在跨越山河和经过清关后，我只收到了15个。另一位朋友后又从北京给我寄了100个产自俄罗斯的口罩。
克什米尔女友有天戴着口罩走在剑桥的街上，一位开车经过的白人男子冲她喊：“It’s a hoax!”特朗普认为疫情是主流媒体夸大其词的“hoax”（骗///局），这个男子的呼喊不过是特朗普的观点在其忠实受众中的一个回音。戴不戴口罩，也成了医学意义上政治身份的象征。
“我居然感到有点高兴，”她事后回忆，“他吼我是因为我的口罩，不是因为头巾。”
尽管在小气候中，我和周边的朋友致力于对话，去净化用一切shan动手段制造的仇//恨气氛。但shan动chou恨的人，通常比希望和解的人更激烈，更有侵略性。在疫情中，中美关系变得更不乐观。
媒体报道，针对亚裔的攻击行为正在上升。房东关切地给我发消息：“你一切都好吧？有什么需要跟我们说。” 4月份复活节，他们从网上定了餐，用盘子装了一份，用托盘放在我门前。
每个人的苦闷都是显而易见的。我试图想象房东夫妇的心情。他们是我身边自我隔离进行得最彻底的人，起码3个月都没出过院子门。退休前他是建筑师，她为英文老师，他们的一生没有动荡，没有危险，安逸又平静，现在竟要忍受这样的不自由，尽管这不是他们个人的过错。
这种监禁也带来了社会层面的愤怒。有个朋友犯了烟瘾，忍不住下楼摘口罩抽了根烟。邻居在楼上冲她竖中指,大吼“Shame on you!” “你们说我该怎么抽烟？”她在线上问，“难不成我要在口罩鼻孔部位剪个洞？”
周边朋友对酒精的消费量似乎也在上升。我认识的人中，除了我和克什米尔女友——我是因为过敏，她是文化原因，疫情后大家喝得普遍比平常多。“我晚上六点多开了瓶酒，本打算就喝一杯，结果停不下来，睡前一瓶都喝光了。”一位女性朋友称。
自我隔离期满后，我每周找些午间时段独自出门散步。春天来得很快，空气温暖又湿润，有时关在家中数日，出门后看到路边成千上万朵鲜花似乎商量好了一起怒放，有种感官被突袭的感觉。
尼曼们也尽可能分享自己的力量，把各自从孤独中拉出来：有同学为他人缝制口罩；sounding在线举行后，不少同学自愿充当了快递员的角色，把主讲人给大家准备的特产或零食送至每个同学；由于没有打印机，我的报税单和签证延期材料，都由同学帮忙打印好了送到家门口。
除了美国朋友的善意，还有来自国内亲友排山倒海般的关怀。
波士顿比国内慢12个小时。有时我上午醒过来，发现手机上有好几个来自国内家人的未接电话。他们读到关于美国的报道都在渲染灰暗和绝望，难免也担心我会客死他乡。为让他们安心，我用照片分享了我从大自然和身边朋友们感受到的温柔。
10
线上线下课堂
从哈佛宣布所有活动转为网上后，课上的效率和氛围，有些变得更沉闷，因为屏幕后能偷懒和走神；有些则更活跃，因为课堂外大家还有群聊等其它渠道交流心得。
2020年4月，我参加了一场由哈佛知名心理学教授主讲的有关implicit bias（内隐偏见）的讲座。所谓内隐偏见，是指即便在那些自称是平等主义者的人士当中，也隐藏着无意识的偏见，因为个体经验、认知习惯等因素影响下，我们总是下意识把人分类，或对某些群体产生片面的看法。比如研究显示，在美国出生的亚裔名人面孔与那些实为欧洲人的白人名人相比，显得不那么像美国人；又或者，不少人认为跟男生相比，女生更不适合从事某些行业。
主持人是一名年逾六十的白人女性，开场前对与她年龄相当的这名白人女性教授大加赞赏，说数年前听过这场讲座，让她反思了自己的无意识偏见。或许是听众属于更年轻的代际、背景更多样化、又兼具批判性思维，对这场讲座的解读走向了不同的方向。
讲座开头展示了对某些群体的刻板偏见，比如黑人喜欢“吹嘘”，中国人“狡猾”之类。这个40多人参加的讲座中只有极少数在Zoom上开着镜头，但大家在WhatsApp上讨论热烈。
来自中东的同学抛出了白眼表情符号：在关于内隐偏见的研讨会上，她不断使用对群体的概括化描述和“我们”和“我们文化”这种说法，谁是“我们”？
非裔美国同学：我觉得她落后和时代脱节。
非洲同学：我倒不觉得被冒犯，就是觉得过于平平。
另一中东同学：这些所谓的内隐偏见就是种族主义和厌-女症，为什么不直接说出来？
白人美国女同学：这讲座真让我抓狂。
……
特朗普执政期间对美政府内进行的此类培训持反对态度，认为此类进步意义上的培训“分裂”和“反美”。我的同学们显然认为这不够多元和包容。看到他们每个人从自己的经验、认知对这场讲座进行解读甚至批判，就像面前摆着各种不同的镜子，让我得以在一个多文化、多种族的环境中，检视自身认知上的盲点。
“在美国，人家一看到白人就觉得你有White privilege。看到白人，你没有危险感；看见黑人迎面走来，你会不自觉地加快脚步。重要的是有一个参照系在脑子里。”徐国琦解释，“就像台wan、大陆、香gang甚至日韩，在西方人眼里你都是亚洲人，尽管他们彼此之间可能互不认同。这还是所谓的‘我者’和‘他者’，只要这个‘他者’在，你的形象，对你的认知和误解，就不一样。”
亚裔在美国历史上曾是被合法歧视的对象，1965年林登·约翰逊总统签署《移民与国籍法》废除了基于种族的配额制度，亚裔才获得了入籍权。民//权运动也为这项事业提供了助力。徐国琦三个孩子都是美国籍，“ 现在公开的种族歧视是非法的，但这并不否认潜在的种族主义还是随处可见。另一方面，美国也在不断的自我反省，自我改革、自我更新，这就是进步。”
2020年5月，PBS播出了《Asian American》的五集纪录片，讲述亚裔移民在美国贡献与抗–争形影相随的150余年历史。我把这部适逢其时的纪录片推荐给了其他同学。
5月，哈佛春季学期结束。作为毕业仪式的一部分，尼曼有个“Reading Night”（朗读之夜）的活动，当晚同学们可以阅读自己在这一年内创作的任何作品。一位来自欧洲的同学针对他看到的变化中的美国写了一篇短文，朗读前还征求了美国同学的意见。
这位欧洲同学九年前曾作为富布莱特学者在美国待过一年，他对比了他经历的前后两个美国的不同：现在的美国更粗鲁、更排外，底层的处境未得到改善，黑人死于Covid-19的可能性也更高。美国同学们——即便他们对社会事务多持批评态度，也都相信美国例外论和这个国家的伟大，在屏幕前一脸严肃地听着来自“他者”的警告。
十余天后，5月中旬，乔治·弗洛伊德，一名非裔美国人在被警方制服期间死亡，引发了席卷全美乃至蔓延至全球的“黑人的命也是命”的运动。抗议取代疫情，成了新闻头条。
我跟身边每个人一样，密切关注着事态进展。2020年6月1日华盛顿，在圣约翰教堂和拉斐特公园之间的广场上，挤满了和平抗–议人群。国民警卫队在没有明显理由的情况下突然使用催泪瓦斯驱赶人群。因为特朗普想从白宫穿过拉斐特公园到圣公会教堂，针对抗–议发表首次演讲。
事后，Nieman Reports的编辑问我，可不可以作为中国人，针对此事发表下看法。
在来尼曼工作前，这位编辑、一位白人男子曾经作为美国某媒体的编辑，生活在欧洲。他说在外时偶尔也不自觉地感到自己在代表美国。“奥–巴–马当选时，我为我们能选出一位黑人总统骄傲，我们勇于正视自己的历史污点，”他称，毫无疑问，美国仍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但“要是让特朗普再干四年就不好说了”。
“美国对内、对外有别，对内充满批判精神，媒体政客天天对骂，这都是说给自己人听的，这是一种忧患意识。”徐国琦解释，“对外她却非常自信，觉得自己很伟大。”
2020年6月8日，“黑人的命也是命”在剑桥公园（Cambridge Common）举行集会，我跟数位同学相约去旁观。在我们的理解中，这也意味着“所有人的命都是命”。公园里人很多，不同年龄、肤色的人在阳光下为了同一个事业汇聚到一起，都自发有序。我拍下了一对头发灰白的白人夫妇离开时的背影，他们背后各自贴着手写的标语，合起来是Bob Dylan的那句歌词，“The answer, my friend, is blowing in the wind.”
我把这幅照片贴在微信朋友圈。一位美国朋友在下面留言：“这是民-权和反战运动时代非常重要的一首歌。对我来说很特别。”
11
漫长的告别
5月28日，哈佛在线举行第369届毕业典礼，这也是哈佛历史上第一次虚拟毕业典礼。当天的主要演讲嘉宾，是《华盛顿邮报》的执行主编马蒂·巴伦（Martin Baron）。2016年奥斯卡最佳影片《聚焦》，就是以他为原型，讲述了在他指挥下《波士顿环球报》调查天主教-神-父娈-童-案的经过。
他演讲的主题，是事实和真相的重要性。美国正处于疫情肆虐的肃穆时刻，就在数天前，《纽约时报》在封面头版刊登了1000名死者的姓名、年龄及生前信息，纪念这场疫情中的亡者。当时美国死于疫情的人数已接近十万。接下来还有一场非同寻常、显然也会吵吵闹闹的大选。
“错误的信息，虚假的信息，妄想和欺骗都会害人。可以使我们前进的是：科学和医学、学习和知识、专长和理性。”巴伦称，虽说面对真相会引起极大的不适，但是历史证明，作为一个国家，美国会为此变得更好，“这是我们宪–法序言的精神：‘形成更完美的联盟’。为此，这是一种爱国主义的行为。”
在哈佛毕业典礼前，尼曼已举行了“为2020级尼曼学员干杯”为主题的在线庆祝活动。这也是尼曼基金会成立82年来，学员们首次在线毕业。
毕业典礼前，尼曼工作人员开车给每位同学送去了毕业礼包，里面有一小瓶香槟、一小瓶杜松子酒、一包干果、毕业证书、尼曼的缎带和一枚玫瑰胸针，还有尼曼负责人Ann Marie在哈佛书店给每位同学挑的一本书。
镜头前大家都穿得跟吃酒席一般像样，至少上半身如此。一向清汤挂面的女同学们涂上了口红，男士们也大多身着西服。大家对着电脑发表祝词，频频举杯。这场在线鸡尾酒会持续了四个多小时。当一名喝高的同学开始八卦一哈佛名教授和一位来自她祖国的尼曼学员多年前的一桩韵事时，酒会宣布结束。事后一位同学宣布，当天他在Zoom的聊天对话框里，共数到49个“love”。
毕业典礼后，同学们陆续离开剑桥。国际学员中，来自加拿大和匈牙利的同学率先宣布回国。每周我们都会抽空送别一下即将告别的同学，通常在周六傍晚，在公园或者查尔斯河边。我们看着暮霭渐降，可爱的月亮升起来。直到7月底我离开美国前，此类告别聚会起码延续了2月有余。
这样的偶尔一聚基于一个前提：我们终于全都得到了检测，且结果都为阴性。5月以来，剑桥市公布了数个免费检测点，提前电话预约即可。下旬某天，我骑车前往一个监测点。三四月份还空无一人的马路上，车流已增多到要左顾右盼的程度。在经过两个月的封城后，一切都有了复苏的迹象。靠近时看到我们班的一位同学，正推着自行车往外走。我们挥手致意。
这些检测，帮助我们对自己、对身边人的健康状况有个初步了解，也有助于美国政府获得更全面的数据，对疫情做出更准确的评估。此时美国的感染人数已超百万。这仅是第一波。
疫情期间的告别仪式不比其它正常时期。诚然，我们在草地上隔开，席地而坐，各自带着自己的吃食，跟即将离开的同学道别，遐想下次我们可能在世界的哪个地方重逢，但对像我这样滞留在美的人士而言，这种每周一次的连续剧有其独特的辛酸之处——我希望自己的处决日能提前，这对我不啻将是个极大的解脱。
从四月起，我每天关注着机票的动向，密切注意各国的边境信息变动。机票压迫着我忧虑的神经。回国越来越难，签证期限却越来越近。每当尼曼为跟进了解信息、或其他同学来问我归程，我都要不厌其烦地解释我国民航局出台的“五个一”（民航局自3月底起实行的“一家航空公司一个国家一条航线一周一班”的砍国际航班政策），听众通常都会对我的处境表示同情，尽管我不想被看作被同情对象。
事实在提醒，我们岁月中的小日程跟世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经常数小时坐在自己房间里，在电脑前研究各种回国攻略，计算各种路线信息，然后感慨自己像一只苍蝇一样无能为力。驻美大使馆就搭乘临时包机意愿进行摸底时，我也两次提交过申请。
积压的愤怒、焦躁的等待，导致我心理上经常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即便美国-国-务–院四月初给了我们两个月的延期，我也必须在8月底前离开美国。尼曼对新一个班级的遴选工作也在进行，新班级成员绝大多数为美国同行，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说要搬来剑桥。按照惯例，新班级八月下旬也会开始入学介绍。
当时我的生活，几乎类似于某种介于好与坏之间的交流电：有时烦躁，有时欢欣；有时生气，有时感动。房东提出，如果我滞留在美，又失去了尼曼的补助，回头房租可以重新商量，给得起多少就多少。土耳其同学有天提议，实在不行可以跟她去土耳其，那里对中国人落地签，她在伊斯坦布尔有公寓，落地后可以居家隔离，总比黑在美国，将来一辈子入不了美国的境强。
转机突然出现。5月底，亏一位在肯尼迪学院做访问学者的国内学者提示，说他发现数月后从阿姆斯特丹回国的机票还有，让赶紧去下手。我花2.85万人民币预定了一张7月底东航从阿姆斯特丹回上海的机票，这是最便宜的经济舱。从美国到荷兰的机票并不紧张，我到6月中旬又花约750美元定了一张荷兰航空波士顿到阿姆斯特丹的机票。
6月下旬尼曼又来问我的离开计划。我不得不解释民航局从6月起实施的“熔断“措施（航空公司同一航线航班，若入境后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的旅客人数超过规定数字，暂定该航线1周或4周）。我说希望我的前一班飞机上没人测出阳性。对方回复：“很抱歉，没想到你回家这么复杂。”
我这趟行程，在回国票中已属良心价。疫情中有人找黄牛加价买票，一位朋友的儿子在英国留学，花了约六万人民币乘包机回家。但在尼曼，这张机票由于价格过于昂贵而成了一个新闻。我们国际学员中，匈牙利同学2019年来美时在荷兰航空定的是往返双程机票，疫情期间荷航改签了路线，但分文不加，把他一家四口送回了布达佩斯。同为远东国家的印度，疫情从美国撤侨专机价格分为三档，从1362（经济舱）、3372（商务舱）、5612（头等舱）美元不等。
墨西哥同学有次去超市购物。收银员跟她聊天，说疫情后大概会兴起一股去全球化的趋势，国际机票应该也会涨。墨西哥同学马上搬出了我的机票故事：“我有个中国同学，要花将近5000美元才能回国。”
12
着火的夏季
2020年麻省夏季特别热。白天太阳明晃晃炙烤着大地，连鸟都在寻找阴凉。包括房东在内，各个都在感慨气候异常。他们说，二十年前，哈佛宿舍里夏日里是用不着空调。现在房子里可少不了空调。
由于疫情，房东通知，他们没法进屋给我装空调挂机。冬季为了封窗保暖，他们拆了空调。我的阁楼里有个电扇，可拿出来用。从溽暑蒸腾的五月起，那台看上去至少30岁高龄的松下电扇从早摇到晚，但降温效果有限。日暮时跨出自我禁闭的房门，站在花园里吹个晚风，进屋时都觉被扑面而来的热气击倒。
留在当地的美国同学，尽量想在我们停留的最后数月中，给国际学员创造美好回忆。麻省周边有不少充满风情的郊区小镇，依偎在湖泊和海边，被郁郁葱葱的绿荫包围。恰好有两位同学的亲友在海边有房子，邀我们前往。在大家检测阴性后，尼曼基本进入了“内循环”状态，平日里接触的都是自己同学。
两次的海边之行，让我热爱上了皮划艇。嗅着海风，凝望着粼粼闪耀的海面，独自划着小艇，让人瞬间觉得恢复了纯真。
在闷热的室内呆久后，能享受一下海洋的气息，是再幸福不过的事。多数此类郊区出行，我们都搭其他同学的车。为了摆脱寄生状态，6月的一个周末，我和克什米尔女友随身带消毒液等防护物资，搭通勤火车去波士顿周边的临海小镇Manchester by the Sea（海边的曼彻斯特）。我们慕名去参观当地的Singing Beach（吟唱的海滩）。当地居民以白人为主。夏季的晴空像钻石一样清澈透明。不走运的是，疫情期间，海滩只对当地居民开放，在入口处我们被一个正在协调停车的瘦高白人男子拦了下来，对方要求出示能证明我们是当地居民的证件。
在一旁观望片刻，看到数拨过客经过后，我们意识到，我们是唯一被要求出示证件的，那些同样背着包的白人都没被拦下。
“要是Anne在这里，肯定不会遇到我们这个问题。”克什米尔女友说。Anne是班上的白人女同学，有两个看似洋娃娃的天使女儿。
我们决定上前理论。她英语比我好，所以她充当主力：出示证件没问题，但为什么不对所有人一视同仁？
对方粗暴地用手自上而下戳向她：“你要去海滩么？我现在打电话给警察，让警察带你去！”
“你这是歧视！”她也变得大声。
一位坐在车中的白人女性看似四十岁上下，正在路边等待安排车位。她先冲那位男子叫“告诉我停哪里！”又对我们喊“别给他找麻烦了，他只是干自己的工作！”
我们带着屈辱的心情，气呼呼地离开了。
我们受到的不一样对待，是因为我们一个是穆–斯–林，一个是中国人，外表和口音差别都很明显么？我问徐国琦。
“美国人对你们，那就是对不同文明、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差异。”他答道：“同一个人，面对不同‘他者’，你的形象是不一样的。就像你的穆–斯–林朋友，她可以义正词严谴责某些东西，但在海关你就是潜在的威胁者。中国人也好，她也好，都被严格检查。”
疫情期间，边境墙竖起得更快。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这已是过往。
2020年7月，我开始了回国的准备工作。中国几乎实施了世界上最为严格的防疫和边境控制措施。我开始每天登陆国际健康码，申报健康信息。国际健康码要求用户每24小时至少填报一次，否则绿码变色，甚至会影响回国。回国前二周，我每天定两个闹钟，生怕错过打码。
对其他国际同学来说，国际健康码闻所未闻。他们回国前无需经历这么复杂的门槛，大多也是回国后经过检测和居家隔离等举措。朋友们都知道国际健康码于我的重要性。就连克什米尔朋友都经常提醒，“别忘了登陆健康码！”
健康码中需要每天录入自己的体温。有天正午，我的体温量出了37摄氏度。我急得火烧火燎。在社交媒体上，有位同样从阿姆斯特丹转机回国的乘客上分享了因体温36.9度，被航空公司拦在回国登机口的故事。我深刻分析自己的健康状态，甚至怀疑使用的便宜的刻度温度计不准确。一位同学给我送来了额温枪，方便我对比。当天傍晚，我站在花园中，晚风徐徐吹来。看着体温每分钟往下降，谜底解开了——公寓已然成了一个闷热的牢笼。
我给房东发消息，跟他们强调了一个可靠的体温对我的归途是如何成败攸关，并跟他们协商，要么来装空调，要么我每天量体温前去他们屋里凉快半小时左右。他们同意后者。此后每日下午我戴口罩、携洗手液和体温计去房东屋里静坐，老两口则趁此开车出去兜风。
13
跨越边境
2020年7月下旬，我的归期进入倒计时，民航局又颁布了入境人员需提交五日内需提交核酸检测报告的新政策。我联系了剑桥以及周边几个小城的检测预约热线，工作人员告知，由于疫情出现反弹，检测需求渐长，要预约十天内的检测都不可能。在封城-复工这种摇摆的折中心态中，美国疫情也随之呈现低谷-高峰此类反复。
民航局的通知中称，大使馆将评估驻在国核酸检测能力，并在具体时候发布具体检测办法。我致电纽约总领事馆，讲述了我的所在地目前不具五日内核酸检测能力的情况。接线的外交官称他还不知道该如何解读该项政策，建议我多试试一些医学检测机构，尽量找检测机会。
“5月份纽约疫情控制时，提前一两天预约到检测不是问题，现在五日内要得到检测也不可能，”对方歉意地称，“对不起，现在回国是很不容易。”
美领馆很快阐明，鉴于美国现状，从美国回国人员暂还不需提交核酸检测报告。
疫情期间搬离美国，我放弃了邮寄行李这个途径，决计像乌龟一样，把家扛在背上。我把在美国的所有生活都塞进两个29寸的行李箱。塞不进的生活用品，被一位美国同学拉到了她的家中。我请她方便时帮我捐赠出去。
我的飞机是下午三点。房东考虑到我当天没时间做饭，提前一天提出，会给我备好午餐。中午，前述替我处理杂物的美国朋友依约来到门外，驾车送我至波士顿机场。随车送行的还有墨西哥同学和克什米尔朋友。
机场很冷清。进入安检前，我跟三位送行的朋友拍照合影，跟热泪盈眶的克什米尔朋友做最后的道别。
我乘坐的那班波士顿至阿姆斯特丹的航班，目测乘客起码四分之一都是华人面孔，都是选择在荷兰转机回国的同胞。在登机口办理完登机手续，我往机舱走。就在我认为起码第一段行程不成问题，可以缓口气后，还面临着最后一道挑战。
通往机舱的道路上有五名美国边境执法人员，分成了两组。我被其中一组拦了下来。另一组拦下来的也是一名中国女性。
从当时的情境看，这种检查是颇为随机的举动。对方问我随身携带了多少美金。美国海关规定，出入境美国携带超过1万美金需要申报。我掏出钱包，对方稍稍打量。钱包不是名牌，也不鼓，显然不像是装着巨额现金的模样。他们甚至没兴趣打开钱包看看。“女士，我相信你没有违反规定。”一个人说。
他们问我在美国干嘛。“我在哈佛做访问学者。”马上我就意识到，我已在活学活用克什米尔朋友的招数——先抛出常青藤的金字招牌。我向他们出示了随身拎着的置物袋上印着的尼曼基金会的字样。
“我相信你在中国一定是成功的记者。”其中一位说。在接下来的数十分钟中，他们询问了我在剑桥的住处，给我的物件和名片拍照，询问了对中美关系以及我对中国某些重点问题的看法。
我把阐述点放到常识和个体尊严上，也表达了对区别对待的看法：“不要把每个中国人都看成毫无面目和个性的傀-儡。”
我进入机舱时，飞机已进入准备起飞的最后一刻。尼曼国际学者群和那位驾车送行的美国朋友都发信息问我登机情况。我简介了被盘问的情况。“真是混蛋！”美国朋友称。
飞机飞入高空，麻省的海岸线越来越远。我吃了一颗褪黑素，争取能睡会儿，保持体力，应付包括转机在内这场全程30多个小时的旅程。
飞机离祖国越近，机上严以待阵的气氛就越强烈。相比戴口罩和着一次性手套的荷航空城，东航的空乘人员全身着防护服。荷航用餐盘提供提供正常的餐饮，东航则是上机后一人一个塑料袋，其中有水、面包和零食。进入亚洲的天空后，东航打开了空中Wi-Fi，方便乘客上网申报健康信息、以及归国路径。
对归国人员的检测和隔离，上海的应对流程已经非常顺畅。适逢上海推出居家隔离——第一周集中隔离，两次核酸检测阴性的，后一周可居家隔离，我正好符合条件。在隔离酒店住满一周后，我跟当天其他符合条件的申请者登上了一俩运送车。这辆车全程闭环，不跟外界接触，把我们送到各自的小区门口。居委会工作人员、社区医生和辖区派出所民警已在小区门口等待我们的到来。派出所民警在我的住所门前安装了门磁监控。居家隔离期间，我每天汇报体温，不得出门，但可以开门拿快递和外卖。
我在尼曼群里介绍了我的隔离生活。关于门磁监控这项，看重个人—权利的美国同学感慨：“Wow！”
解除隔离第一天，我在楼下遇到平时一位并不熟识的邻居，他跟我打招呼：“你解放了啊！”数日后碰见的另一位邻居又问：“听他们说，你刚从美国回来？”
我不在期间小区门禁进行了升级改造，我找门卫咨询门禁卡的事。他说：“原来你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那个！”
回国隔离期间，美国房东给我发信息，称他们探头看了下，不敢相信我临走前把房屋打扫得那么干净，他们给尼曼发邮件，称赞我是个理想的租客。他们希望我知道，我在那里永远都有个家。
“我为你骄傲，”一位美籍华人朋友听闻此事后称，“这样他们以后就愿意租房给中国人了。”
14
观点的裂缝
获得自由后，大街上看到的一切，就连广场舞，都有一种新奇的诱惑力。相比于还在疫情阴影下的美国，这片似乎浑身是劲的土地，有着完全不同的节律。
我把跟朋友们聚餐的图片发到尼曼群中。十几个人坐在大包间中，在圆桌前合影。这种笙歌夜宴，对还在忍受着一波又一波疫情冲击的外国朋友而言，几乎不可想象。
相比国外疫情感染的惨烈数字，抗疫成功带来了国内集体信心的普遍增强。“还是回来好。”亲友大多都这么说。不少人认为是mei-jun把疫情带到了武汉。我通常介绍自身经历和见闻，诉诸于常识。
不少在国内问题上认知接近的朋友，因为美国和特朗普带来了认知上的隔阂。
我从对美国和世界政治并不在意，到对美国发生强烈的兴趣，部分原因是因为国内朋友讨论美国时的语态，一些朋友会提及“我喜欢共和党的保守主义”此类话语，作为他们支持特朗普的理由。其时身在美国的我，颇感他们在微信上讨论的美国和我眼前目睹的美国，似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我开始了自己的检验和甄别之旅。这些疑惑，引导我踏上了一段再也无法停下来的路程。何况美国疫情封城期间，我每天有大把时间，坐在写字桌前当学生，而哈佛图书馆有无数可用的资源，比如西方几乎所有主要媒体的免费入口。
在“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不少自认开明的国内知识分子，都以污名化的方式称这场运动为“黑–命—贵”，并认为当下的美国过于进步，在种族问题上太过于追求“政治正确”，以至于变成了对白人的逆向歧视。至于女性–权益，一些男性朋友公开说“别跟我提谈政治正确”。我小心翼翼，避免被拽入争论之中，但免不了偶尔从个观感出发，介绍了自己的认知：少数族裔和弱势群体的平-权-之旅，在美国是一个历经不断斗争、抗议，目前尚未完全实现的过程。另外，在多元文化环境中，行事前想想他人的文化禁忌、不冒犯别人，实为修养和和平相处的底线，不应动辄以“讲政治正确”被嘲弄。
2020年9月，我在上海参加了一个约三十人参加的小型朋友聚会，现场每位师友阐述了自己更看好哪位美国总统候选人，拜登还是特朗普，以及支持的原因。现场绝大多数朋友支持特朗普，支持拜登的包括我在内，则屈指可数。
此类讨论多少给我留下了观感，那就是多数国内知识分子把中国问题当成评判美国的最重要的维度。以我接触的美国朋友而论，他们除了对香-gang、新–jiang、疫情chu-li此类热点话题的模糊印象外，对中国并没有那么热衷和关注。
“这是一个无限制放大和一个无限制缩小的问题。在美国，竞选是大事，经济是大事，内政是大事，外交不过是内政的延续。对美国人来说，中国是小事。但对中国人来说，这了不得。实际上中国也不是特朗普一个重要侧重点，但有时人会从自己角度为他人代言。”徐国琦解释，“另外美国这个国家骨子里还是自信的，他可以不在乎，关键时候他想在乎的话途径非常多。”
美国大选结果尘埃落定后，一位讨论问题时个人风度极佳的朋友跟我直言，说“你这次回来太进步–主义了，要学会戴上保守主义的眼镜看问题。”
此前我一直避免更直接的观点碰撞。有次这位朋友在自己的微信公号上翻译了一篇福克斯新闻的评论稿，我本想在翻译稿下写点不同意见，但在打出第一行字后就忍住了，一个个字往回删。福克斯其时是特朗普最看重的美国媒体。他的这次开口，倒是给了我一个宣泄看法的契机。
“什么是保守主义？你要保守什么？” 作为一个急躁而又容易投入感情的辩方，我的声音听起来应该不那么悦耳，“如果说保守主义是相信自由市场和个人主义，按照这个逻辑，白人工薪阶层不是想想如何提升自己，为什么特朗普要挑动最糟糕的那种情绪？”
我把我眼中所认为的“认知混乱”一一评判，甚至提了他翻译福克斯新闻稿的事，不乏严词厉色地问“为什么要跑去翻人家垃圾桶？”面对尊重的朋友，这是一种悲哀感带来的迫切心情，让我不能再保持缄默。
参与此类讨论，我感觉并不好，一是知道自身风度欠佳，另外一点，我隐隐觉得，这个社会并不欢迎一个意见过于强烈的女性。
“你以前话不多，是倾听者的形象，现在变得不讨喜了。”一位同样不喜特朗普的男性朋友表达了对我变化的担忧和不满，“成天叨逼叨地瞎炫耀什么呢？”此前他在网上论争时偶尔还艾特我，让我来做啦啦队。
我据理力争。但还是气极了，次日嘴角冒出了一串水泡。
这位朋友数日后跟我道歉，说过往对我态度并不公正。
“很多事情，比如性别这个话题，我跟美国同学日常讨论中也提及，但在美国时并未有特别的印象，回国时面对不同的语境和文化，才更深切地感受这段经历对自己的影响。” 我告诉徐国琦。
“在美国，有些事情你就是会慢慢敏感起来，他们就是靠无数次地重复、无数次地说，最后你就会发现有些词不能用了，有些话就不能说了。”徐国琦称。
15
Idea of China**？**
2020年岁末，恰逢徐国琦在内地授课，我得以再次跟他见面请教。“你为什么要写《Idea of China》(《何为中国?》)这本书？”我问徐国琦。虽然2019年初到哈佛我便知道他在写这一本书，但想到问他这个问题，是在归国后，深入检视这一年对我的影响时。
徐国琦介绍，刚去美国时，他本打算研究美国史，尤其是美国外交史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因素。在哈佛，他师从著名的跨国史教授、日本籍学者入江昭。在入江昭的国际史讨论班上，他被指定点评英国人James Joll所著*The Origins of the First World War*（《一战的起源》）这本书。徐国琦点评了人家的观点和写作方法，又说此人的致命伤是西方中心论，缺乏国际视野，对日本和中国在内的亚洲鲜少提及。“很好，”入江昭说，“既然如此，你就研究一战的中国因素吧。”
在写作一战与中国、一战华工、亚洲与一战、中国与奥运等题材中，徐国琦为了读档案，造访了英、法、德、加拿大、瑞士等国。他称，自己相当于跑过一个漫长的旅程又回到了原点，但转了一圈回来，整个视野和起跑时已完全不一样。
“然后突然我就意识到Idea of China出问题了。你一直写中国如何如何，那么中国究竟是什么？定义中国人的和中国的究竟是什么？比如我们说‘炎黄子孙’，这个名词是19世纪的新东西，黄种人也是19世纪的事，过去没有。”徐国琦解释，“如果你认为中国人是传统意义上、是文化上的，那么非炎黄子孙也可以，对不对？就像美国是移民国家，任何人到他们那去，认同美国-文明、美国政治、美国-民–主的就可成为美国人。那么我们中国过去也这样，只要认同中国文化、语言、儒家这一套，就是中国人。”
“比如奥林匹克，最早翻译成中文是‘我能比呀’，I can compete，就想证明我中国人不比你差，我们跟你在一个起跑线上也能跑得更高更快更强，”徐国琦以体育和奥运层面的国家认同为例，“但如果非得把金牌跟中国人的形象连在一起，你就要问了，这合理么？就像加拿大也主办了好几次奥运会，金牌从不是第一，但不妨碍他们感觉很好，加拿大国际形象也很好。”
我回想起跟国际同学交往的一些细节。一位俄罗斯朋友去波士顿的Chinatown走了一趟，称那里脏乱和吵闹，就像中国人把祖国带在身边了一样。这位朋友，似乎又加强了我们对俄罗斯人血液里都是酒精的印象。有天他拉着位加拿大朋友，滔滔不绝诉说对她热衷服务公共事业的欣赏。“他又醉了，”加拿大朋友转身告诉我，说闻到他保温杯里是酒。这些经历也让我反思，在跟来自其它国家的同学相处中，我有哪些地方加强或者破除了他们对中国的刻板印象。
“那如果你这次认识的是一位滴酒不沾的俄罗斯女性，你的观感会不会不一样？”徐国琦反问。
“世界是多元的，美国也是多元的，就像中国人本身也有进步和保守。没有完整统一的世界，有无数种故事，无数种窗口，无数种解读。”徐国琦称，“不同的东西总是在那，你总是可以对号入座。所以我解读历史，一般找shared history，找共同点。你可以说文明的冲突，但文明是移动的、活的、互相影响的，世界上有100%的美利坚文明么？冲突跟对抗是永久都在的，但强调这个你想表达什么？如果你非说我们不同，那么你就不同，因为你想跟人家不同。”
“某种程度上，我做的研究，是两条战线作战的，既不认同西方的 stereotype（刻板成见），骨子里又有东方的这种所谓孽缘，就是你不赞成，但又在血液里面的东西。”他说。
是不是里外不是人？我问徐。
徐国琦介绍了自己手头正在阅读的一本书，是美国学者Charlotte Brooks所著《美国移民：1901-1949年在中国的第二代华裔美国人》（*American Exodus: Second-Generation Chinese Americans in China, 1901-1949）。他正应《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的邀请，在给此书写书评。
这本书着重描写了1901-1949年间第二代美籍华人的困境。他们的出生地美国由于《排华法案》和普遍的反—华情绪，把这些人当作二等公民。这些人大规模地迁回父辈的祖国。而中国基于“血–统”的公民法案以及强烈的min-zu主义情绪，使得时任各政府和机构既不把他们当美国公民，也不把他们当中国人。同样讽刺地是，他们在中国的运气，在晚清或军阀统治时期，比在民国时期更好。无论在美国抑或是中国，这代人都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去哪里，或者如何定义这两个国家？离开美国还是不离开美国?他们应该搬到中国的哪个地方，他们祖先的村庄、城市、还是香gang？抗战期间，他们也要努力弄清楚他们应该生活或服务于哪个中国，是国民政府的中国，还是日本占领下的中国?
“这是一群没有国家的人。”徐介绍，尽管在中美都不受欢迎，这一代华裔美国公民仍然帮助塑造了中美关系，促进了中国关键经济领域的发展，改进了美国政府对待移民的方式。
“看得我感触颇深。”他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