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回避中国近代史的部分，也绝对不会碰当前的社会事件。
【编者按】7月，中国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各地不再审批新的校外培训机构，现有培训学校一律登记为非营利性机构，并禁止上市融资。在教学内容上，禁用境外教材。
8月31日，中国教育部印发《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要求一、二年级不能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原则上只组织一次期末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不传播，不得根据考试成绩设置“重点班”。
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是否真的能缓解内卷、降低育儿成本，又触及到中国应试教育系统的哪些痼疾？9月起，端传媒推出“中国教育专题”，试图从教培行业、职校教育、创新教育等领域回答上述问题。这是专题的第五篇，我们采访了一个为中国小孩编撰英语教材的外国编辑S。S曾亲历中国英语教育行业的繁荣，如今，面对“双减”政策，S的工作又发生了哪些改变？采访用英文进行，由端传媒翻译成中文。
美国人S今年41岁，在中国大陆某海外大学出版社任编辑，主要负责面向中国的英语教育相关书籍。8月初次见面，选在S家楼下的咖啡馆。S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T恤、踏着拖鞋赴约。自从“双减”政策出台后，S的工作忽然按下暂停键，已经宅在家里好几天没有出门。
S在九年前来中国教英语，一开始在一个北方城市做小学英语老师，后来到某南方城市做英语教材编辑的工作。疫情期间，S选择留在中国，可漫长的疫情之后，S忽然发现自己身边的美国朋友都逐渐离开了。“双减”的到来让S更加迷茫，怀疑自己的坚持是不是有点不合时宜。
以下是S的口述：
如果你是白人，你就会出现在每一张学校的照片里。
我在本科阶段学了中文。毕业之后，我有很多学生贷款要还，于是先去韩国教了几年英语。当时这些工作机会都是口耳相传的，没有广告，只有一堆网站。日本的声誉最好，工作的薪资也很可靠，但是那里生活成本太高了。中国的名声在当时并不好，好像有一些资产运作的问题。韩国对我来说是最好的选择，薪资不错，生活成本也可以接受。
在这之后，我念了一个东亚研究的硕士。我发现我喜欢上了教学，于是来到中国。
在那时，培训机构开始大量招聘英语老师，而且要求非常低。你只要是个白人，不要太老就行了。这些低标准造成大量非常糟糕的老师被雇佣。你拿他们没有办法。老师永远面临短缺，而且你不能解雇他们。如果这个老师离开，培训学校会损失一大笔钱。
我后来在北方一个城市的一所双语学校找到一份工作。许多学校在那个阶段都在扩张英语部门。学校有一点剥削我们。如果你是白人，你就会出现在每一张学校的照片里。学校五年级当时有个俄罗斯男孩，学校的每一张照片都有他，尽管他不会说英文。我们有时候被迫加班，在奇怪的时间点工作。
不管怎么说，相较于培训机构的英语老师，学校的英语老师能获得更多尊重。学生和家长把我们当成是严肃的教育者。在学校里，老师们每隔一周都会聚到一起讨论，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我很喜欢教小学阶段的孩子，他们足够聪明，能和你聊一些有趣的内容，但也不至于像初中生那样有复杂的人际关系。
四年前，中国出台了新的政策。 想要来中国教英语，你要通过一个教师资格证的考试，而且你必须来自英语为母语的国家。这是件好事，教师整体的质量提高了，他们也能获得更多尊重。不过那个资格考试不代表什么，非常容易通过。我希望政府未来能提高相关的要求。
离开学校后，我在一家网络英语公司干了几年，然后转到教材编辑的工作。偶尔我也帮我中国朋友的忙，给他们的小孩练练口语。这个行业里总是小学生比较多，因为他们有更多的时间。中学生的时间不多。他们已经需要辅导学校里其他正规科目了。
在出版社，我们一直在自我审查。
在出版社，我们一直在自我审查。在有些事情上我们不能犯错。比方说，你想要一个中国人举着国旗的插图，那你得知道国旗标准的数学维度是什么。它必须是完美的，不能是波浪形，不能印在衬衫上，星星必须按照一定角度排列。那些小细节都得正确。
在图书内容上，我们试图避免任何与政治或者政府相关的事情。但什么是政治，什么又不是呢？这个界限一直在改变。一个大的规则是，我们回避中国近代史的部分。它太棘手了，不值得我们冒这个风险。我们也绝对不会碰当前的社会事件。
在过去四五年，中国反对西方的情绪越来越高涨，我们行业的规则也发生了变化。我们的合作方想要我们删除那些原本关于西方的故事，出版更多关于中国的内容。我们谈论圣诞节的时候非常小心，因为它可能变成是一个宗教的故事。
有一次，我不得不编辑一个愚蠢的故事。在故事里，有人用十字架与吸血鬼战斗。我的同事问我是否可以把十字架去掉。它是吸血鬼，那是唯一可以对抗吸血鬼的东西。还有什么可以战胜吸血鬼呢？也许一个大蒜？在故事的下一页里，出现了一本圣经。同事说，我们不能有圣经，我们可以把圣经改成另一本书吗？我觉得这太荒谬了。
政府说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我们不清楚。我们只能避免所有可能被视作敏感的内容。你不想花费几百万出版一套会被禁掉的书。
我们开始把很多西方故事改成中国版本。比方说，我们开始写一些中国科学家的故事，或者中国传统的建筑和传说。之前有人委托我们写一个和“一带一路”有关的故事。这花费了我们特别大的功夫，因为有些政策上的用词都是固定好的，我们不能犯错。
我觉得这样的转型一部分是好的，因为一个人在学习语言的时候，第一个要学的就是如何讲述自己的故事。不过我也担心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会太过极端。语言本来就是关于另一种文化的。如果按照目前的出版策略，孩子们要如何学习到另一种文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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