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时候，加拿大记者Joanna Chiu（赵淇欣）一边工作，一边精进她的普通话。她专注于拓展“敏感词”的中文词库：逮捕（daibu, arrest）、国安（guo’an, secret police）、逼供（bigong, forced confession）……因为即便是向她的中国籍同事寻求翻译帮助，也会令他们陷入危险。所以，不如她自力更生。
从2014年开始，她在北京住了五年多，先后为德新社（Deutsche Presse Agentur）、法新社（Agence France-Presse）等媒体做驻华记者。见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数面。
因为外貌，她在中国通常都被当成普通老百姓，直到开口说话。有人指出她的国语有口音，起初，她耐心解释：“我是加拿大人。”
“你看起来不像外国人。”人家质疑。
“因为我出生在香港。”她答。
“那你是香港人，也就是中国人。香港是中国的。”对方表示。
在中国采访遇到麻烦时，她通常会担忧。她的加拿大护照上写着出生地香港，她总担心中国警察看到护照，“还会把我当成是中国人。”
这样的忧虑，许多海外华人都有。“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海外侨民被中国视为一种潜在的资产。”她在2021年秋天出版的新书China Unbound（不受束缚的中国）里面写到，“中国人到了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还是中国人……有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家庭在各个国家繁衍，有些人根本不会讲中文，甚至从未去过中国，但中国当局仍然无视外国公民的权利，仍将其视作是‘自己人’。”
这样的忧虑，许多海外华人都有。“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移居海外，海外侨民被中国视为一种潜在的资产。”她在2021年秋天出版的新书China Unbound（不受束缚的中国）里面写到，“中国人到了世界上的任何地方，都还是中国人……有数以百万计的华人家庭在各个国家繁衍，有些人根本不会讲中文，甚至从未去过中国，但中国当局仍然无视外国公民的权利，仍将其视作是‘自己人’。”
她在书里详尽地描写了“中国的长臂”（China’s long arm）。在加拿大温哥华东部的小城高贵林港（Port Coquitlam），有数十位第一代或第二代中国移民，接到来自中国政府的电话甚至上门拜访，被要求删掉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内容。市长Brad West对她说，这些中国移民出于恐惧，没有到警局报案，甚至在面见市长时，还要求拉上办公室的窗帘。
“加拿大政府在这方面给予的保护太少了，”Joanna Chiu对歪脑说。
一位中国留学生给她写邮件：“我住在加拿大，但我生活在对于中国政府的恐惧之中。”这位留学生在推特上只有两个粉丝，只转发过三条推特——一条关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一条是调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短视频，另一条是关于中国政府腐败的数据图表。他因此被中国当局“关注”。尽管他在推特上匿名，他在中国的家人仍然收到了警方的电话，一位中国警察甚至通过微信联系了他，要求他立刻删除推特。
这位留学生将与中国当局交流的录音和手机截屏，一并发给了Joanna Chiu。他也去当地警方报案，但加拿大警方无计可施，只表示，是否删除推特是他的个人自由。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中等国家’（middle power）一词指的是，不算全球巨头、但仍有重大影响力的主权国家。”Joanna Chiu在其书中指出，加拿大是一个很好的中等国家案例，让人们看到中国是如何对待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也说明当一个政府不能保护其国土上的居民时，会发生什么。
“北京更进一步”
Joanna Chiu的新闻事业起步于香港。2012年，她加入香港的英文日报《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做都市版记者。从那时，她开始意识到“中国的长臂”。在书中，她写道《南华早报》从彼时就有“自我审查”，“有一次，《南华早报》的编辑从网站上删除了整篇报道，因为一位高级官员认为我对他的采访是不光彩的。”还有一次，因为一篇关于香港新闻自由度下降的新闻报道，连《南华早报》的首席执行官都插手进来，编辑们被迫将报道删减。“自我审查，不知道禁区在哪，让人士气低落，报纸的员工纷纷辞职。”
在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她的家庭决定离开香港，移民加拿大。她反倒因此对中国充满兴趣。她在温哥华当地的图书馆找到中国历史的书籍，了解共产党如何掌权。在英属哥伦比亚大学（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她念的东亚和中国历史。因为太想了解中国，她从故乡香港起步，先做记者了解香港社会，再前往中国。
“虽然我是外国记者，但我尽可能地让我的报道里有中国人的声音，或者那些与中国有联系的人的声音，展现真正的人的生活。”Joanna Chiu对歪脑说。
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她第一次看到香港警察身着防暴装备。2014年9月28日，人群集结在香港政府门前，“不仅有学生，也有许多中年人在这天没有去上班，来参加游行。”“开路！开路！”她在现场看到人们用广东话齐喊，抗议警方封锁政府总部。警方举起“DISPERSE OR WE FIRE”的标志，几分钟后，她见到了催泪弹的烟雾——“这是近十年来在香港没出现过的武器。”
五年后，她在多伦多的一家星巴克见到了一位雨伞运动后避难加拿大的香港人。他曾是香港一间天主教中学的校长。在一场马拉松比赛里，他从民主运动人士手里拿了一张印有“D-689”的马拉松布条，并被一个学生拍照上传到Facebook。“D-689”在粤语中是对时任香港特首梁振英的蔑称，这张照片给这位校长惹了麻烦，他收到无数要求他辞职的匿名电话，并被举报到教育局。“有点像是白色恐怖。”他对Joanna Chiu说，哪怕在他抵达加拿大后，他的太太还继续被香港警方问询。
“这件事表明，北京的政治控制策略之中，一个关键组成部分是针对非精英个人和团体。”Joanna Chiu说，“当媒体的报道主要集中在贸易战、白宫与北京之间的口水战等高层冲突时，这个事实可能被忽视。”
到了2019年，香港爆发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Joanna Chiu在香港采访了亲北京的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叶刘淑仪称，虽然没有明确的证据，但香港的示威一定有幕后的策划者。
“我咬了一下嘴唇。”Joanna Chiu回忆。“我确实见过她口中的‘可疑的外国支持者’。许多人是加拿大华人，还有亲戚和朋友在香港。他们废寝忘食地搭建了一个广泛的国际网络，通过手机与香港当地的人保持联系，提供帮助和道义上的支持。一些人组织了筹款，买急救包，还有示威者的法律费用。”
她同时见到许多海外华人希望能够推动自己的政府为香港发声，“譬如加拿大、美国和德国。”但是，当国际舆论普遍对香港示威者表示同情时，“北京也更进一步。”
“赵姑娘干掉了麦大使”
前加拿大外交官康明凯（Michael Kovrig）是Joanna Chiu搬到北京之后最先认识的朋友之一。康明凯和她一样，都曾在香港工作，也都希望能在北京交到新朋友。在一场民谣音乐会之后，她和康明凯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意大利餐厅聚在了一起，聊起在香港的共同经历，以及在中国报道政治议题是多么地令人激动。那时，康明凯告诉她，他的工作是监测在中国高度敏感的话题，譬如少数民族和宗教团体的权利，他觉得自己也像是一名记者，只不过他是向加拿大政府报告，而非向公众报告。
康明凯“是一个出于对中国的喜爱和好奇而选择在中国生活的人，尽管这个国家有很多问题，”Joanna Chiu回忆。
2018年12月，中国信息与通信公司华为的副董事长和首席财务官孟晚舟在加拿大被捕，随后，康明凯和另一位加拿大公民迈克尔·斯帕弗（Michael Spavor）被中国政府逮捕。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表示，两位加国公民的被捕与孟晚舟被捕有关，并谴责中国的“人质外交”。
康明凯被逮捕时，Joanna已离开中国，在加拿大最大的日报《多伦多星报》（Toronto Star）的温哥华办公室任职。当天早上，她冲到了办公室，四处打电话求问、确认信息，并投书《星报》的观点版面，恳请外界关注康明凯的案件，因为“一本外国护照无法提供什么保护”（A foreign passport can provide little protection）。
“加拿大陷入了一种困境。”Joanna Chiu在其书写道，“加拿大这样的中等国家，确实有全球影响力和强大的联盟，但它的武器并不强大。如果加拿大用贸易制裁来威胁中国，北京可能连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相比之下，来自美国的制裁可以在一夜之间削弱中国的某些产业。”她指出，面对相似困境的还有其他的中等国家，比如澳大利亚、丹麦、荷兰等。
一个月后，她在温哥华市中心的一场慈善午宴见到了时任加拿大驻华大使麦家廉（John McCallum）。麦家廉当时在加拿大短暂停留，马上要回到北京。谈及危机中的中加关系，麦家廉对Joanna Chiu说，“从加拿大的角度来看，如果美国放弃引渡孟晚舟，那对加拿大就再好不过了。”大使的言论引发轩然大波。报道刊登的当天，特鲁多要求麦家廉辞职。
“我不过是在做自己的工作而已。”Joanna Chiu对歪脑说。但她因此一度从记者成为新闻里的人物。有媒体把这件事形容为“赵姑娘干掉了麦大使！”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指责她“生生把为孟晚舟说公道话的加拿大驻华大使搞下了台”，并称“西方主流媒体里出现一拨贬中媚西的华裔”。
美国右派政治人物、前特朗普高级顾问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甚至将此事演绎成影片《赤龙之爪》（Claws of the Red Dragon）。在影片中，以Joanna Chiu为原型的华裔加拿大女记者Jane Li，为了民主自由的价值和精神，勇敢地追踪报道加拿大政府逮捕中国科技公司“华星”首席财务官的故事，并揭露了这个公司与中国军方的关系。
“北京的行动有很多值得批评的地方，但离奇的评论和错误的信息激起了愤怒和混乱，同时让那些基于事实进行合理批评的人失去信誉。”听闻自己的故事被班农改为电影，Joanna Chiu有些哭笑不得。
“我来提供信息，而不是政策建议”
孟晚舟的聆讯于2020年1月开始。Joanna Chiu作为记者前往法庭旁听。“当孟晚舟走进来的时候，她的表情是平静的，她的肩膀是放松的。她穿着一件深绿色的休闲运动服，头发像丝绸一样。孟晚舟微笑着与加拿大最有经验的律师之一大卫·马丁（David Martin）聊天，她看起来像是在享受从繁忙的工作中获得的休息。”而彼时，康明凯已经在中国的狱中待了一年多，他有长达数月的时间住在24小时照明的单独牢房中，不能与律师和家人通话。
在加拿大，无论是公开场合还是社交媒体，Joanna Chiu听到的关于中国的谈话，往往都是带有仇外（xenophobic）的感情色彩，譬如来自中国的钱是如何毁掉了加拿大的城市，但是，只有少数本地记者，比如Sam Cooper，有能力对腐败的中国官员和有组织犯罪集团在加拿大本地洗钱等行为进行详细的调查和解释。她承认，孟晚舟被捕——一个巨大的国际新闻在加拿大落地，有可能唤起更多人关注中国的政治干预、数字监控和中国私营公司的模糊地位等问题。
“我的书就是写给普通人的，”Joanna Chiu对歪脑说，“比如我的那些在中学教书的老师朋友，他们想要了解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却还没来得及去了解。中国的历史、政治、体系和外交，以及威权政体是如何产生全球影响力的，人们对这些的认识还很有限。我的书或许可以帮一些忙。”除了中国、香港、加拿大和美国，书中还有篇章专门描述中国伸向俄罗斯、澳大利亚、土耳其、意大利、希腊等国家和地区的“长臂”。
在书的最后一章，她指出了西方国家在应对中国问题的不足之处。“尽管有‘战狼外交’成为最近中国对外的主旋律，北京的领导人依然希望与西方国家的领导人进行对话……西方国家政府应该学会聪明地利用这个机会。中国共产党不是铁板一块，党内也有温和的人存在。”
她觉得，直到现在，外界解读中国的时候，还经常把中国描述成非黑即白的一个庞然大物。“华人脸孔经常被质疑。”就像班农的电影一样，华裔女记者勇敢地捍卫西方自由民主的价值观、追求正义，她认为这其实强化了某种刻板印象。 “所以我的建议是，掌握关于中国的事实，但不要耸人听闻。”
她在2021年10月远程参加美国国会人权委员会的听证会，“我的书是想告诉人们，在美中关系恶化时，普通人——譬如科学家、学生，是最受苦的。”她觉得，若华人在海外总是被当作政治犯，或者被默认仍然效力于共产党，那么，恰好正中了北京的下怀。
“类似的事发生在我身上。我放弃了香港公民身份，我只是一个加拿大公民。但是因为我的中国血统，我仍被当作局外人。当世界各地因为新冠疫情等，出现种族主义的言行，中国大使馆、中国官方媒体都会非常积极地谴责，以此来加固海外华人对中国的忠诚，特别是对那些新近的华人移民。”
“我的立场是一个记者，我来提供信息，而不是政策建议。”她对歪脑强调，“我想发出的信号是，西方国家政府应该去审视这些问题，而不能忽略。但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之后，譬如两个麦克在中国被捕，加拿大政府并没有真的作出新的决策，或者改变对华的思维模式。加拿大人想要知道，我们如何才能避免这样的事情重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