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纳的秘密花园｜2021：失常

作者：蓝方

时刻准备出示登记的健康码。只要远行就需随身携带的核酸阴性报告。始终挂在脸上的白色口罩。随时可能被突然取消的航班行程。

这样的生活，又持续了一年。

一波又一波的疫情和紧张状态下，每个人都期待着回归 正常 的生活。而当这一年悄然无声滑至年底，或许我们得不得不正视的现实是：这就将是我们要面临的 正常。

以公共卫生与安全为名，被事无巨细收集的隐私数据让公民成为纯粹的透明人。公权力的膨胀，正肆无忌惮地加速。一轮又一轮的封锁与持续的闭关背后，是不同身份的群体之间日渐坚硬的隔阂与近乎偏执的排斥。

而在疫情肃杀冷清的基调之上，还有那么多人高唱着激昂的赞歌，并随时想要批斗那些不愿意加入合唱，甚至只是声音没有那么嘹亮的人。

这个社会的失常，恐怕正在于将没有人敢站出来再说一句：这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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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刚过，来自河北石家庄农村的一例阳性病例，拉开这一年第一轮病毒拉锯战的序幕。

这轮集中于石家庄、邢台的疫情，这被视作是武汉解封后，病毒第一次大规模的卷土重来。从1月2日到2月14日，前后942人确诊。而敌人袭击的，恰恰是公共卫生最为薄弱的环节——农村。环绕石家庄正定机场的村庄首先破防；临近新年的红白喜事与农村的大小市集，则加速病毒扩散。农村病人最先就诊的村级诊所并无核酸检测能力；等到病人层层辗转求医来到城市，历经反复核算筛查，才发现病毒或许早已潜入。

随着阳性数字不断上升，石家庄与河北立即进入战时状态。多个村庄“封村”，2020年年初的物资短缺、病人断药等情节再次出现；上万名村民被一刀切地强制转移，仓促安置，老幼病残叫苦不迭。主战场之外，种种举措也愈发严厉。如在河北廊坊，尽管只是固安县的一个小区被划为了中风险地区，整个廊坊全员居家隔离。30万每日穿梭于北京与燕郊的上班族停止通勤，连通北京的潮白河上拉起铁丝网；而若行程码上留下了河北的痕迹，则是就医出行处处受阻。

几乎与此同时，1月10日，黑龙江也爆发本土疫情，波及三省十地，前后感染者也近千人。1月20日，有了近百病例的吉林小城通化，再次升级防控措施：市区所有小区封闭管理，交通停运、超市关闭，等待全员核酸检测结果。整座城市骤然停摆，陷入全面瘫痪。仅仅依靠有限的工作人员与官方志愿者协会招募的志愿者们，“物资送上门”的承诺沦为空谈；政府指定的网络平台，上线即告崩溃；明明有充足的物资，能配送的人却都被封锁在了社区。“断粮断药”“告急救命”的狂呼，让这座23万人的县城成为舆论焦点。

随后零星爆发的疫情，便如同上帝掷骰子。谁也不知道突然哪个小区、哪栋写字楼就会被突然封锁甚至集体隔离，哪个社区乃至县城就会被全员核酸检查，哪个城市的健康码明明在出发前还是绿色、突然就变成黄色或被加上了星号，让出门在外的人被处处驱逐。

7月，这枚骰子扔中了南京。疫从空中来。来自俄罗斯的国际航班上，前后7人确诊新冠。他们留在飞机上的病毒，感染了防护不够规范的保洁人员，而后迅速通过南京四通八达的航空网络，传播至13省29市及澳门，确诊人数破千。这次的敌人，是Delta变异株——传播速度更快、潜伏期更短，而且——时不时还能突破疫苗的构筑的屏障。

又是一轮波及面巨大的封锁、隔离、检测。例如，在临近南京的扬州，社区工作人员挨家入户，发现有南京行程记录的人，随即被带走集中隔离。而这种“强制带走”，还是漏掉了借他人健康码“逃”出南京的毛姓老太太。这位1号病人，对社区工作颇不配合，拒不承认自己去过南京，也不自觉主动居家，最终传播链条从她频繁出入的棋牌室而起，在这座深度老龄化的城市蔓延，感染者超500例。生活停摆的愤怒和怨气，一概撒向这些隐瞒不报、随便乱跑的“毒王”们。出入棋牌室的老人们，一时间仿佛成了人人喊打的阶级敌人，打牌也成了令人耻辱的罪过。自毛老太太来到扬州起，所有出入过棋牌室的人都被要求居家隔离不得外出。为了揪出这些出入过棋牌室的人员，公安机构不惜发动群众力量相互举报，一经核实为确证病例还将给予奖励。这样的举报甚至进一步拓展到中高风险地区到来的人——发现一例“漏网之鱼”即可获奖5000元，要是对方碰巧还能被检查出阳性来，则还有望得到加倍奖励。相互举报，成为“群防群治”的另类注脚。人们似乎感受不出来这些举措有何问题，一切仿佛都是保障人民幸福健康的必要。

但当10月第三轮大规模的疫情再起时，怨气与不满，也随着病毒的传播链条开始更大规模的蔓延。

10月17日，一个八人自驾旅游团从上海等地出发，目标是甘肃、内蒙。但他们行至西安、银川后，就相继确诊新冠。随后，北京、湖南、四川多地通报相关病例，警备状态再次启动。而在此轮大规模费时费力的追查隔离之前，莆田、厦门、福州等地才刚刚扑灭一波感染400余人的疫情。

各种防疫手段明显加码。

因为火车上有确诊病例的秘接者，两趟进京高铁被紧急叫停——乘客们恐怕还以为自己坐上了通往釜山的列车。大量已经打过疫苗、核酸阴性、行程码绿码、也从未去过中高风险区域的北京人也回不了北京了，机票高铁票一律锁死——因为他们的行程与已报告确诊病例形成了“时空重合”，即被大数据抓取到14天内到过和患者同样的社区、商超、以及车站机场。成都也发明了类似的“时空伴随者”的概念——只要在移动电话基站800米的覆盖范围内与确诊者有过交集，健康码一律变黄，并强制核酸检测。11月8日，因为31日曾有疑似病例到访过，成都对体量巨大的环球中心进行封控检测核酸，现场拥挤混乱不堪，人们甚至翻越草丛围墙仓皇逃走。10月30日，江西铅山县因为有一人确诊，全县的红绿灯一律调成了红灯。就在同一天，出现了54例阳性的东北黑河市将所有户籍居民的健康码统一变更为黄色——大量长期在外居住工作的黑河人顿时举步维艰。11月12日，江西上饶，一位网友在网上曝光，自己所在的小区被强制转移隔离，不许携带宠物，滞留在家的宠物狗就直接被“无害化处理”——带走扑杀。

而在遥远的云南边界，已经经历连续三次长时间封城的瑞丽人，也再也承受不住了。一篇篇声泪俱下的帖子讲述着城内早已被崩溃的生活：商铺开不了门，连续多月没有收入；学校停课，除非学生全部住校、且周末也不得回家方得复学；每个社区每天有两个“离瑞”名额，且还要自费隔离7天；动辄大规模核酸检测，甚至有一岁婴儿被检测了数十次；一些小区被强制转移隔离，而集中隔离场所往往异常简陋……10月28日，曾在瑞丽挂职副市长的官员戴荣里，饱含深情地写下《瑞丽需要祖国的关爱》，称这个小城已被疫情榨干最后一丝生机。但这篇情真意切的文字，随后却换来现任市委书记的警告——“不法分子会利用民情舆论、虚假信息扰乱社会秩序”，而瑞丽“暂不需要援助”。

同在边疆的小城伊犁，也似乎早已被人们遗忘。因为10月3日出现了2例无症状感染者（后增加一例确诊），这座城市封城一月有余。深处此轮“陕甘宁”疫情中心的额济纳旗，因为确诊了多名新冠，数名官员被问责。这座只有3.3万居民的小城滞留了近万游客。短暂的旅游黄金月损失惨重，而游客们在经历了近10次核酸检测后被送到低风险地区，还要隔离14天方能回家……

越来越荒诞的防疫政策，早已让所有人疲惫不堪——无论是普通人、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还是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官员们。而骰子掉落的速度仍在不断加快。12月，浙江绍兴、陕西西安再度爆发大规模疫情。因为隐秘传播链迟迟未明确，西安全城封城，措施步步加码。几乎是年初通辽“休克”模式的升级版——每户家庭每两天由一人外出采购的政策暂停，所有居民都要有核酸阴性报告才能出门；市场超市关停，市场化的供应链条全面切断，依赖体制内的人手来满足庞大居民的配送需求，抢不到菜的焦虑再度大范围蔓延。孕妇无法入院，慢性病人断药，急诊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出门在外的西安人被排挤——所有的新闻，都是昨日再现。更多的荒诞，继续涌现：为了躲避疫情防控，一名男子竟然步行100多公里穿越秦岭，想要回家；另一位陕西人则在西安封城的当晚，在零下十几度的寒冬，连夜出发骑行10个小时，要绕道回到淳化县；还有一个周至人，途遇渭河大桥被封，强渡冰冷的河水，却陷入河道的淤泥之中。这些被当作笑话般讲述、抨击的新闻，终将成为这段盛世的荒唐注脚。

一系列过度防疫背后的官僚逻辑再是清晰不过：当“清零”成为一种严苛的政治任务，只要被上帝骰子掷中就有可能被撤官追责——层层加码追求万无一失，自然是最理性的选择。

但当全世界都开始逐步放开管控，甚至彻底“解封”之时，作为全世界最后一个还在坚持“清零”政策的国家，中国将成为国际交往重启中的孤岛。随着病毒变种的不断出现、传播速度加快，境外输入或本土出现的病例防不胜防、零零星星遍地开花，一次次大规模的严防死守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高。而另一方面，在超过12亿人已经完成疫苗全程接种的情况下——如果真如官方宣传那样，国产疫苗能真实有效地降低重症率与病死率——尽管仍有医疗资源挤兑的风险，但动辄封城、全员检测的运动式抗疫的正当性也被不断削弱。

即便如此，与病毒共存，依然是个敏感的说法。

在对其他国家的抗疫政策冷嘲热讽一年有余之后，中国的屡屡强硬“清零”也成为体制优势的重要证明。挑战或者否定这一政策的有效性或合理性，仿佛也在挑战某些人脆弱的民族自尊。

8月11日，扬州抗疫正轰轰烈烈，来自江西丰城的一位教师在网上发布一则口气温和的评论——“扬州面积不算大，人口也不算多，可不可以让扬州试验一下放弃严格防疫，与病毒共存，看看会产生什么结果，这样可以为全国后期防疫提供借鉴，仅仅是建议，勿喷”——随即面临15天的行政拘留。

而在媒体上更加委婉地表达相信中国未来能学会“与病毒共存”的公共卫生专家张文宏，更是遭遇来自官方和民间的“围剿”。卫生部前部长高强直接在《人民日报》上，用文革式的强硬措辞发文《“与病毒共存”绝不可行》。网民们则再次拉起民族主义的大旗，认定张文宏崇洋媚外，甚至动用起网络暴力的常规操作——举报张文宏博士论文涉嫌抄袭。好在复旦大学最终认定的结论，承认综述部分存在写作不规范，但不构成学术不端。

此等规模的网络暴力，在这个年代，已几乎变得根本不足为奇。任何一起社会事件，都能让暴民们找到宣泄暴力的角度与出口。而任何一个人或者机构，都有可能在某个时候，被带上高帽，压上批斗台，站在群情激昂的群众面前，被迫低头认罪。

可能是冠军。2021年奥运会上，为中国夺得第一枚金牌的气步枪选手杨倩，因为去年曾晒过四双耐克球鞋的照片，被称作“跪族女孩”，铺天盖地而来的评论要求她滚出中国。而把耐克与叛国联系在一起的，则是另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抵制。2021年3月，瑞典时装公司H&M首先撞上枪口。起因，是它在2020年9月发表的一份不使用新疆棉的声明。而这则声明，则缘起于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对新疆强迫劳动的指控。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下，为了扶贫，为了提升新疆民众的就业技能，地方政府积极热心地组织基层少数民族参加培训、为他们对接工作机会、开辟就业机会，从改善经济状况入手，遏制极端宗教主义的蔓延。而其中的一大就业类型，便是棉花工。但在西方的观察角度中，这只是中共对新疆社会的再造策略，村民们在政府的强制要求下，被迫进入中国本来就欠缺劳工保护的工厂体系从事高强度的劳作，并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人身自由或选择自由。这场劳动改造的行动，与“集中营”一同成为西方对中国人权状况最为尖锐、敏感的指控——后者也同样在两套话语体系中被演绎成不同的模样：在中国的宣传中，村民们进入到“职业技能培训中心”接受就业教育，而人权组织搜集的详尽证据则表明，这些“培训中心”严格限制参与者的人身自由，实为法外监禁的“集中营”。这些指控，已在国际社会交锋多年。2020年3月，良好棉花发展协会（BCI）因此宣布在即将到来的棉花季暂停在新疆地区的工作，暂停在新疆发放良好棉花许可证。9月，作为BCI成员的H&M声明不再使用新疆棉——做出这一决定的服装企业并不仅此一家，还包括优衣库、耐克等国际巨头。但抵制的浪潮，却到了2021年3月美国、欧盟再次因新疆问题制裁中国时，才终于被共青团官方账号的谴责而引爆。新疆到底发生了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赚着人民币的西方企业——胆敢如此赤裸裸的反对中国。大规模的抵制开始了。人们顿时以使用穿着这些品牌为耻，拒绝新疆棉的厂商从线上到线下遭到全方位的骚扰；明星们忙不迭地终止代言，各类品牌都恨不得把“支持新疆棉”贴满橱窗。在这种情况下，身为一国的冠军却流露出——即便是曾经流露出对这些品牌的喜爱，似乎就足够把一个人钉在叛国的耻辱柱上了。

可能是“中国骄傲”。同2021年4月25日，赵婷凭《无依之地》拿下奥斯卡最佳导演奖和最佳影片——人们还没来得及为这一期待已久的“中国第一次”鼓呼，赵婷就直接被打进了黑名单——因为她在2013年的一段采访中，说到中国是“一个遍地谎言的地方”，还表示“美国如今是我的国家”（但后来勘误发现她的原话是“终究美国不是我的国家”）。不仅电影的上映遥遥无期，连带这届奥斯卡奖的消息也直接从媒体上消失，网络空间里留下的只有对这一叛徒的辱骂。

可能是男人。2021年6月底，当妻儿曾死于恶性纵火事件的“痴情男人”林生斌公布自己的新妻子产下一女时，恐怕想不到自己得到的不是祝福，而是无情的质疑、诅咒、辱骂以及没完没了的谣言。2017月6月，在杭州蓝色钱江小区，一位保姆为了“假立功”向雇主借钱，纵火烧毁雇主房屋，林生斌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丧失火海。历经如此悲痛绝望的惨剧，林生斌的反应和做法在当时看来却颇为体面。他不吝于在媒体和微博上表达自己的痛苦，但始终坚持诉诸法律为妻儿讨回公道，并表示将成立公益基金以提升中国高层住宅防火减灾水平。此后，林生斌继续开网店、卖童装，人们对此也无异议——许多网友专程支持他的事业，表达对他的祝福，希望他能走出痛苦，重新找回世俗生活的意义。但林生斌他能并没有带着人们的同情、敬重离开公共舞台，或许出于赤裸裸的利益考虑，或许出于某种表演性的人格，他继续以“老婆孩子在天堂“为标签打造着深情人设，雕琢在公共平台上的每一次亮相——以至于当他真的在四年后走出了阴影，重新娶妻生女，那些一厢情愿期待着他继续痛苦、继续深情以安放自我寄托的人们，实在是坐不住了。当人们认为他应该是个渣男，他做的一切都能证明他就是个渣男。与亡妻家人的不睦被搬上了前台，网友根据种种蛛丝马迹指控他其实婚内早已出轨，举着放大镜查找一切可能的证据论证他勾搭上现任对象的速度过于迅速，将他为寺庙捐赠的一口水井解读成是要镇住妻儿的法物、刻在身上的纹身是邪恶的诅咒，更狠不得指控他才是当年惨剧背后的真正凶手——还有那迟迟没有成立的、存在“诈捐”嫌疑的公益基金，一切都可以成为砸向罪人的石头……流量的反噬能量巨大。当林生斌忙不迭地关停账号、下架商铺商品，他与家人私人生活应有的安宁也早已被摧毁殆尽。

可能是女人。例如以嘲讽“普信男”成名的脱口秀演员杨笠。3月，在为英特尔说出广告词“英特尔的眼光太高了，比我挑对象的眼光都高”之后，“普信男”们再次感到被冒犯。他们涌入品牌商的账户，掷出污言秽语，兴奋地组织着更大规模的“打拳”，逼迫英特尔下架有关广告视频。当行动者发现这样的攻击行之有效后，后续行动一发不可收拾，甚至把靶子指向杨笠代言的液体卫生巾——于是杨笠的声援者们也不得不出手相助，一个商业直播间活生生沦为性别撕裂的网络恶战战场。

可能是学者。12月中旬，国家公祭日后，上海一所职业学校开除了一位姓宋的老师。再一次因为学生举报。在网上广为传播的这则学生上课偷录的剪辑版视频中，宋老师用冷漠的语气说着南京大屠杀的死亡人数没有30万，不要仇恨日本。视频一上线，激起全网震怒。人民日报用“枉为人师”“枉为国人”大加鞭笞，一呼百应，批判、辱骂顿时涌向这所学校和老师。学院忙不迭“成立工作组”，以最快速度处理了老师。而随后流出的视频显示，这是一起太过明显的移花接木、断章取义。这位宋老师批判中国未能将死难者一一记录在册，没有严谨的人数统计，导致在日方面前拿不出扎实的证据作为支撑。她最后呼吁，不要仇恨，要反思战争是怎么来的——这句看上去绝对政治正确的话，也被解读为“让受害者反思”的反动观点。为宋老师“平反”的声音旋即被删除——包括湘西一位叫做李田田的老师发出的微博。两年前，李老师曾因为一篇批判乡村学校形式化迎检的文章备受关注——包括地方有关部门的关注。而此番发表声援宋老师的“不当言论”，再次给她带来麻烦。当地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以李田田有抑郁症为由，与家属再三“沟通”，试图将她送进精神病院治疗。几位网友紧急呼救，引起全网关注，李田田最终得以安全回家。在声援李田田的浪潮中，人们翻出这位年轻老师的诗作。她写到她的学生们。张三父母离婚/李四父母离婚/王二父母离婚/麻子是留守儿童/全班学生同病相怜/可是在作文里/他们都很热爱这个伟大的时代。生在如此的盛世，却觉得这个时代不够伟大，或者对这种伟大不够热爱的人——或许在某些人眼中，都是一群精神病人。

可能是病人。25岁的B站up主赵上上，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读研究生时被查出肺癌晚期。当她以抗癌为主题开始在B站发布vlog的时候，这个看上去阳光积极的年轻女孩恐怕想不到自己生命的最后阶段会被网络暴力死死咬定。2020年2月，一位男性网友在她健身后的自拍照下评价她有小肚腩。一向对body shame颇为敏感的她，发了一则视频回怼这一言论。有的网友支持她，而去攻击给她留言的人；也有的网友攻击她，认为她心胸过于狭隘。于是她又对挂出这些攻击她的人——当攻击她的人被攻击，她也被网络暴力反噬。网民开始辱骂她，人肉她，制作她的遗像，诅咒她早日死去，说她装病骗钱。甚至那些留言安慰她、对她表达善意的网友，也可能被扒出被辱骂。2020年12月11日，在她死去之后，世间的恶意仍未散去，甚至还有人想要“开香槟庆祝”。而网络暴力的死循环还在继续——那些网暴她的人又被扒出挂起，在新的一年，继续成为下一轮网暴的对象。

当网络暴力已经成为日常，背后有吃人血馒头的嗜血流量，有“法不责众”下人性之恶的宣泄，更有越来越清晰的意识形态的分裂。

最为活跃的网暴者们，其实正是中国式“政治正确”的绝对拥护者。他们有着浓烈的民族情绪——也往往是强烈的大汉族主义或种族歧视者，同理圈更难跨越到其他物种之上，对动物保护嗤之以鼻；他们捍卫传统家庭价值——对“女权”有着本能的反感，视LGBT运动为大忌，更是容易谈性色变；他们认为安全与稳定是最重要的价值——因而认可政府管制、严刑峻法，无法理解隐私与个人自由的意义，为多数人的利益牺牲少数群体似乎天经地义；他们也有着前现代的朴素的正义观——嫉恶如仇到瑕疵必报，从来都会要求完美受害者，更是赞同以暴制暴，完全漠视程序价值……这些僵硬却狂热的卫道士，同时又缺乏道德自省、缺乏对复杂问题的理解能力。网络暴力、举报这样的手段对他们而言也再是正当不过，他们始终坚信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代表正义来消灭你们。

在这种让上一代人似成相识的文革氛围中，对党国的热爱和高歌，在这个七月达到了顶峰。

那套还在试图辨析爱国不等于爱党爱政府、讨论爱国主义是否是一种义务或美德的常识话语，不仅仅被网络管理员们噤声，也更被主流舆论场抛弃。

时代真的变了。

这个体制本质的问题——缺乏民主制度下的党派竞争、分权制衡，权力傲慢且腐败——在今天的很多人看来，似乎根本就不再是一个问题。

一方面，是曾经饱受指责和抨击的执政能力问题——公共服务不足、效率低下——确实在这十年间有了巨大改观。政绩冲动下基建狂人的成绩正在凸显；而纵向对比，各种公共服务与社会福利大幅度提升；辅以极为强大的大数据精细管理和基于移动互联网的政务电子化带来的快捷便利——人们确实能感受到当下生活的舒适与稳定，发自内心地赞颂社会的和谐和美好。即便是疫情之下种种过度举措——能在如此人口规模的大国再三清零，也恰恰是一个强势政府的例证。至于此间的牺牲，则不过是确保大局安全稳定的必须。

另一方面，是更为致命的意愿问题——官僚体系冗余腐败，系统性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且全然没有选举的制约、司法的钳制——则通过进一步的权力集中来解决。由上至下大规模的反腐，事无巨细且极为严苛的内部监察，一批批被清除出队伍的“老虎”和“苍蝇”，仿佛成为这一路径有效性的绝佳力证。

当权力向一个绝对强势的统治集团大规模集中——人们似乎不仅察觉不出这背后的危险，反而对此歌功颂德。他们期待着一个强有力的贤君形象——这位政治强人总是做出明智的决策，总是坚定不移的高效执行，带领全体人民走向伟大复兴，make China great again.

而这位“贤君”，恐怕还真是一位坚定的理想主义者，正按照着他心中的蓝图，重塑着这个社会的方方面面。

各种行业性、社会性的举措，从未像今年来的这般密集。

互联网业。4月10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以反垄断为名，对阿里巴巴集团开出182亿的“天价”罚单。这只是拉开对互联网行业一系列清理整肃的序幕。强迫实施“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掐尖并购”、烧钱抢占“社区团购”市场、实施“大数据杀熟”、漠视“假冒伪劣”、“信息泄露”以及实施涉税违法行为——官方文件将这些行业乱局定性为“资本任性、无序扩张”的表现。针对几大互联网巨头的监管动作频频。BOSS直聘、腾讯、美团等悉数上榜，滴滴更是上市就遭遇网络安全审查。一家家公司市值蒸发，投资者和经营者们噤若寒蝉。在《反垄断法》等法律框架下，清理行业沉疴乱相，似乎无可厚非。放在“共同富裕”的大框架下，对这些“暴利”行业的整顿之举更是顺理成章。

作为收入分配改革的传统组合拳之一，“限高”的对象继续指向敛财疯狂的娱乐圈。1月18日，流量艺人郑爽与前夫张恒矛盾公开化，后者曝光两人在美国代孕生下的孩子被郑爽弃养。这个娱乐圈的“塌房”大瓜，却因当事人的相互攻讦揭发，引来税务部门对其财务问题的彻查。8月，因拆分合同、隐瞒片酬、偷税逃税，郑爽被追缴税款并处罚金2.99亿，张恒则被处3227万罚款。天文数字背后，一部电影1.6亿的“天价片酬”高到令人震惊。但这个震惊的记录在年底再次被刷新。12月20日，被称作“直播一姐”的“带货女王”、网络主播薇娅被罚，追缴税款加滞纳金、罚款，共计13.41亿元。踩在行业造富的风头上，薇娅累积财富的速度和规模远远超越人们的想象。尽管对税种的划分、税率的计算以及避税行为的合法性等仍有争议，但这一番罚缴操作还是精确地调动起民间的仇富情绪。

是啊，短短几年间，富人们的形象完全变了。他们不再是人们向往、崇拜的马爸爸了。在种种调查中隐身的马云，已经成了被“无产者”们无情挂上路灯的吸血鬼、资本家。5月20日，链家和贝壳公司的创始人左晖去世，舆情评价迎来前所未有的两极分化。当财经媒体还在惋惜这位行业领军者、赞颂其企业家精神时，席卷网络的，是毫不留情的咒骂与攻击。贫富分化、基尼系数过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隐患，收入分配体系改革早已是各界共识。打击黑色、灰色收入，发挥税收调节功能，加强行业监管——都是政治正确的老生常谈。但另一方面，当监管的政策与法律的执行充满不确定性，以权力驯服资本的欲望叠加强烈的民粹情绪，依然让人忍不住担心：这会是《阿特拉斯耸耸肩》的开篇、又会让六七十年前那场让人熟悉的运动的重演吗？

当然，对互联网、演艺行业的“重罚”，还有另一种解读——财政绷不住了。

到年底，越来越多公务员降薪、财政发不出工资的消息传出。疫情对经济带来的影响显而易见，诸多行业在监管整肃中收缩，而其中就包括地方财政最为得力的支柱——房地产行业。

高涨的房价背负着太多民怨，其后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畸形的土地制度。在城乡双轨的体系下，地方政府从农民手中低价拿地，高价出让，垄断市场供应制造稀缺，创造土地财政的同时也不断推高房价。业界多年倡导方向之一，是根本性地改革土地出让制度，建立更市场化的供应体系，并同步完善兜底的保障房制度。然而在“房住不炒”的基调下，调控的手段重在打击需求。这一显然充满社会主义理想色彩的口号，落地成各种限购、限贷政策。2020年12月31日，被称作“两道红线”的监管政策，将个人住房贷款纳入涉房贷款监管，严控涉房贷款占比。而房地产行业以“高周转模式”运行多年后，企业加足杠杆快速拿地，对个人定金与按揭贷款的依赖越来越深。为严控金融风险，监管部门同时加码监管政策，以“三道红线”逼迫地产企业去杠杆——房地产企业的资金链顿时岌岌可危。第一个倒下的，便是恒大。这家年7000亿元销售额的行业巨人，表内债务规模高达近2亿元，表外负债则更是难以估量。自身激进的经营策略，始终紧绷的资金链条，叠加政策和市场环境风险，恒大轰然倒塌，留下500多个停工的项目，和遍及全国的大小维权者。而整个行业以及上下游产业，也迎来凛冽寒冬。

另一个直接被政策消灭的行业，则是教育培训。7月24日，中央政府下发的一份被简称为“双减”的文件（《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要求现有学科类培训机构统一登记为非盈利性机构，所有已经备案的学科培训机构重新从严审批，且一律不得资本化运作；而机构培训的内容、时间、价格都被严格管控。一整个行业，就此被清零——因为一纸政策文件，逾越所有的法律程序。崩溃的不只有资本市场，还有多年心血付诸东流的创业者，突然失业、前途未卜的上百万从业者。随着政策的强硬落地，各种荒唐戏码悉数上演。有老师在咖啡店里为学生补课，被认定为“无办学资质擅自组织学科培训”而被处罚；有执法人员一脚踹开补课教室的大门，压着老师的脖子将其拽出；有的省市直接将查处培训机构纳入扫黑治理考核内容，或“扫黄打非”的项目之中。各种机构突然倒闭跑路，拖欠员工工资的新闻轮番上演；老师们斯文扫地，仿佛行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罪恶；家长们匆忙消课，或加入追讨学费的维权队伍……

人们似乎可以从很多角度去解读这一政策。例如说此举为了国家人才培养——教培行业疯狂内卷，年轻一代将大量时间投入无意义的应试军备竞赛之中，重创身心健康，抑制创新与独立思考能力；例如说为了提升生育率——城市教育焦虑泛滥，教育负担过重，抑制生育意愿；例如说为了保障意识形态安全——教育毕竟特殊行业，大量资本进入，从运作模式到教学内容不再为教育部门所能控制，整个教育行业“国进民退”、强化管控本就是大趋势；例如再次从“限高”角度观察——疫情之下、资本加持，线上教育跑马圈地疯狂造富，资本家狂敛“不义之财”……

然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那便是当政者的社会理想。一个人人共富、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教育公平自然是社会公平极其重要的一环。而教育竞争的白热化，导致越来越严重的两极分化、赢者通吃，带来的是阶层固化的社会风险。这当然是当今社会需要关注和解决的问题。一条改革路径，是增加赛道，降低每个赛道的竞争烈度——从校内、升学评价到社会评价体系的多元化，不仅需要允许更多元的就学选择、高考选拔机制的制度性革新，更需要整个社会观念水位的提升；而政府要做的是保障底线，提供均等优质的公立资源，而不是直接干预市场和个人的选择。然而所谓的双减，显然选择的是对立的另一条路径——关闭市场、切断个体选择权。压制中产阶级抢跑，强行将这些家庭和孩子拉回起跑线。一方面，面对依然激烈的升学竞争，有资源的家庭仍然会用更加隐秘、门槛更高的方式抢跑；另一方面，要承接原本由市场分流的托管、补课等需求，学校延长放学时间、提供课外服务，体制内的教师疲于奔命、苦不堪言。教育行业内的这番“取缔市场”和“国进民退”，还会蔓延到其他行业吗？

而我们的当政者，还在积极地为人民群众塑造着他理想中，健康向上的新生活。

这些长期霸占着屏幕、娱乐大众的都是什么样的人啊！这一年内娱明星们一个比一个惨烈的“塌房事故”，岂止于代孕弃养、偷税漏税这样的丑闻？出轨、招嫖、吸毒、睡粉、强奸……9月2日，广电总局发文要求把政治素养、道德品行作为演员嘉宾的选用标准，违背公序良俗、言行失德失范的人员坚决不用；12月初，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发布警示名单，直接把吴亦凡、郑爽、张哲瀚等人列入封禁名单。五年前曾因吸毒被封的艺人宋冬野，因“走投无路”上网质疑自己的合法工作权利凭何被剥夺之时，网络毫无同情之声，官媒纷纷下场对其大加鞭笞。12月15日，洪范研究所的法学专家们还想像若干年前一样，就事论事地讨论这些封杀禁令究竟于法何依——结果多个直播平台直接封杀了研究所的直播间。

这电视上整天播的都是些什么节目啊！广电总局的文件还要要求各类节目要“树立正确审美导向”，坚决杜绝“娘炮”等畸形审美。

一天到晚骂来骂去乱七八糟的饭圈都是什么玩意啊！网信办牵头，针对饭圈的“专项整顿行动”和红头文件连连出手，严控未成年人参与其中。

孩子们日以继夜玩的都是什么垃圾游戏啊！8月，《经济参考报》一篇文章直接将网络游戏定性为“新型毒品”“精神鸦片”，官媒纷纷转载，诸多游戏企业股价应声跳水。在9月新学期开学前，国家新闻出版署直接明确，未成年人只能在周末的晚上玩一个小时的游戏。

人造网红脸怎么能成为现代人审美的新风尚？！11月，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针对医美广告的《医疗美容广告监管执法指南》出台，打击违背社会良好风尚、制造“容貌焦虑”的现象。

……

毫无疑问，在不久的将来，我们不仅最幸福，nothing to envy, 思想更是最澄澈、最健康。

每次这些政令出台，人们高声叫好、双手拥护——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平等、更高尚，有什么不对？沉浸对乌托邦美好幻想之中的人们很难看到，由巨大的权力，逾越法律的框架去整肃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漠视终将为我们的生活带来多么灾难性的结局。

在这一年，让人们心存畏惧的一场灾难，发生在甘肃白银。5月22日，在当地的著名景点——黄河石林举行的山地马拉松百公里越野赛上，突发的降温、降水、冰雹和八级大风，让参赛选手们猝不及防。而赛事承办者的不够专业与草率，则根本无法应对这样的极端天气。172名跑者中，21名选手因失温倒在了赛道上——这被认为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起户外运动事故。

当这样的极端天气，规模被数倍放大、并来到人口密集的地区——灾难的后果，更是让人们难以承受。

7月20日前后，整个河南经历了一场极其罕见的特大暴雨。从7月17日到20日三天，郑州的降雨量就接近于以往的一年。20日下午4点到5点，201.9毫米的降雨量更是超过了中国陆地小时降雨量的极值。大水从空中骤然倾泻，整座城市瞬间沦为泽国。马路变成宽阔的大河，车辆漂浮其中，人们爬上车顶求救；疯狂上涨的大水迅速淹没堵车的隧道，人们仓皇弃车而逃。最为恐怕和揪心的一幕发生在地铁5号线。这条环城路线，在地面交通瘫痪之时，是许多人回家的唯一希望。当天，37.42万人次通过这条地铁出行，谁都不会想到自己的性命会终结于此。傍晚6点左右，被倒灌进隧道的洪水逼停的地铁车厢开始进水。一部分乘客通过隧道侧面的平台撤离，还有部分人被困在了车厢中。仿佛是一场大型的噩梦直播。一条条呼救的信息和短视频从车厢里传出。人们眼睁睁看着水位不断上涨，从地面上站到座位上，在可怕的寂静中等待着洪流悄然没过头顶的命运。所幸水位在距离地铁门顶约10厘米处平稳了下来，乘客用灭火器砸开窗户，为车厢注入新的空气。等到晚上9点左右，车厢里的水慢慢退去，乘客们陆续走出了隧道。但还有12个人，再也无法走出来了。

这12个人中，便有他的“妞妞”。7月27日，地铁遇难者的头七。一位中年男子，穿着蓝色雨衣，默默坐在地上。他身边的自行车上写着，“妞妞，爸爸还想接你回家”。当这让人心碎的一幕被传到网上后，迅速涌来的，却是令人恶心的质疑之声——认为这是被反动势力操纵的、别有用心的恶人，无非是要来吃人血馒头，给境外势力递刀子。同样别有用心的，还有现场的鲜花。从当天上午开始，便有市民陆续到事发附近的沙口路站献花。很快，鲜花聚集之处，被“有关部门”围上围挡。随着社交网络上的抗议、嘲讽声越来越高，围挡才被撤掉。

人们当然知道这是一场天灾。但如何才能绝口不提背后可能的人祸？7月20日前后，郑州市气象台发布了五道红色预警，为何未引起应有的重视？地铁被困的数个小时里，停运的指令如何在官僚系统层层上传与下达中迟滞？

最终，这场暴雨造成整个河南省302人遇难，其中292人在郑州。全省受灾人数达1400多万，暴雨洪水峰值时147万人被转移避难，三万余户房屋倒塌，上千万亩农地被淹。郑州这座城市在雨后一度陷入全面瘫痪——停水，停电，断网——当人们不得不回到没有二维码的十年前，发现自己将是寸步难行。而在镜头之外的县城、乡村，灾情同样惨烈。新乡北部的小城卫辉，几十万人被迫全城转移；菜地、牲畜、民宅——一户户人家的希望就这样被淹没在洪流之中。

当10月国庆节期间，山西再次遭遇暴雨、发生洪灾时，人们不得不直面这个现实——气候变化，绝对不再是遥远的、抽象的词汇。9月，在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对气候变化问题作出承诺：中国因燃烧煤炭、天然气和石油而产生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气体将在2030年前后达到峰值，并将在那之后，在2060年左右实现碳中和。

当政者对“绿水青山”显然有着自己的追求和理想，这一承诺也受到环保主义者与国际社会的肯定。然后现实却更加复杂。对煤电项目的控制、对煤炭行业的监管强化、因为中澳关系恶化而对澳洲煤矿的制裁，煤炭价格节节上涨的同时电价机制并无根本性变革；与此同时，叠加水电供应的季节性短缺、疫情后的产业恢复，需求一端大幅增加。当“能耗双控”的政策压力在下半年加码，从9月开始，各地陆续采取的最后一招便是——拉闸限电。生活在2021年的人们很难想象，时至今日，还会经历突然长时间停电的生活。有人因为突然停电被困在电梯；有人因为家里没了热水无法给婴儿泡奶粉；有城市路口红绿灯全停交通一片混乱；有企业因为断电导致排风系统停运，发生高炉煤气中毒事故……

时代的沙，究竟不管以什么形式落到普通人身上，都是一座山。

4月5日，一位叫做金德强的卡车司机，在唐山丰润区超限检查站办公室内服毒自杀。他留下一封遗书，两个关键词：北斗掉线，2000元罚款——这2000元罚款，成为压倒他的最后一根稻草。2013年，全国的卡车司机们被迫缴纳一笔三四千元的安装费，装上了一个北斗卫星定位记录仪——这个定位设备的作用之一，是限制司机疲劳驾驶，监督他们是否在行驶4小时后按照规定休息20分钟。仪器安装好后，每年还有数百元的服务费。但是这台定位仪却频频出现掉线问题——一旦被查到北斗不在线，即有可能被当作”恶意破坏记录仪“，面临2000到5000不等的罚款。而这天，金德强的北斗系统，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掉线了。当工作人员再三表示无法通融后，金德强掏出了一瓶“敌草快”。

以如此惨烈的方式抗议维权的，不止金德强。1月11日，江苏泰州。“饿了么”的一名外卖员，与配送服务费的结算与公司发生矛盾，多次协商未果后，选择了点燃自己。而在这起惨剧的背后，依然是叠屋架床般复杂的劳务外包，一层层架空劳动者真实的劳动关系，让他们在维权的迷宫中反复打转，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

而另一起让人愤怒的死亡事件，则出自近年来突飞猛进、快速崛起的“拼多多”。2020年12月29日，拼多多一名22岁的年轻员工，在凌晨1点多下班后，猝死在了回家路上。而对此事，拼多多官网的回复居然是——你们看看底层的人民，哪一个不是用命换钱……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人是可以控制自己的努力的，我们都可以。

如此冷血、社达的观点，顿时激起众怒。每一起死亡事件，每一例拖欠工资，每一次“自愿加班”，都是资本之恶的罪证。可是要摆脱被剥削的不公状态，恐怕靠的不是把资本家们挂上路灯，而是完善的法律保障与充分的劳工赋权。

这一年，还有一些死亡事件让人惶恐。

1月22日，昆明云南师范大学实验中学门口，一名男子挥刀砍向多名学生后，劫持了一个13岁的男孩。在与其对峙了近两个小时后，狙击手终于将其击毙。被劫持的镇定的男孩，勇敢上前的对话的记者，下跪以求换人质的警察——这起恐怖事件中闪烁着人性的光亮。但这个挥刀的男人究竟是谁，他为什么要这样做——这一次，没有任何的报道和声音。

5月22日，大连闹市街头，一辆黑色轿车突然冲闯红灯、撞击路人，最终导致5人死亡、5人受伤。在官方的通报中，他因投资失败失去生活信心、报复社会；5月29日，南京一名男子因“情感纠纷”驾车撞人、持刀捅人，多人受伤。

6月5日，安徽省安庆市的步行街，一名男子无差别捅刺了20名路人，其中7人不幸身亡。官方通报称，25岁的凶手“因家庭不顺悲观厌世而泄愤行凶”。网友们随后发现，早在八年前，凶手便在网上咨询律师，问11岁辍学的孩子15岁能否继续上学。而后，他絮絮叨叨在各个贴吧语无伦次地讲述着自己的“不公”遭遇，放言要人们记住他的名字“别让以后成为你们的恶梦”。但这八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看似精神错乱的年轻人究竟遭遇了什么？同样没有更多的信息。

10月10日，莆田平海镇一名叫做欧金中的的中年人，砍杀邻居家一家五口，两死三伤，其中还包括一个九岁的男孩。欧金中也曾在微博上多次发布求助信息，指责邻居家阻碍其房屋翻新工程，基层干部也不作为。八天后，躲在山洞中的欧金中“拒捕并畏罪自杀”，最终抢救无效身亡。网络涌现的消息，呈现出一个悲情的“老实人”的形象——30年前，欧金中甚至还跳海救下一名男孩；乡邻们对这一悲剧也深感痛惜，理解他一定受了很大的刺激。欧金中和邻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乡村治理困局——遗憾的是，我们终究没有等到这样一篇深度报道。

这些个案悲剧，不再有记者呈现详尽的调查报道，不再有媒体去追问背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它们一概都只是盛世中的意外，作恶者终得严惩，似乎就是解决问题的答案。

作为曾经知名的调查记者，前媒体人马金瑜肯定没有想到自己重回公共舆论场，不是因为自己的某一篇重磅新闻报道，而是因为一场“家事”。11年前，马金瑜因为一个养蜂人的选题，来到青海藏区。在采访完蜂农扎西47天后，马金瑜选择嫁给了他。在当时的叙事中，这是一个跨越阶层、民族、信仰的“嫁给爱情”的童话故事。然后2021年2月6日，马金瑜的一篇名为《另一个“拉姆”》的文章，却揭开童话的真实面目——她在文章中称，自己遭遇丈夫长期的家暴和出轨。这则新闻，激起的不仅仅是对家暴者的愤怒，还有另外一些复杂奇怪的情绪。很多人指责她活该，自己做出轻率的人生选择，自作自受；有的人质疑她和帮助她发出这篇文章、处理债务的南方系记者们，认为他们无非在“恶意炒作”，以赚取公众同情、骗钱还债；还有的人则彻底质疑此事的真实性，试图将男方塑造成双方互殴的同等“受害者”，叠加地方政府对马金瑜文章中提到的当地家暴之风的一概否认，此事仿佛又可以成为“女拳”诬告的又一例证。

当女性站在公共舆论场上控诉自己遭遇的不公时，是有多少人一手拿着放大镜想去“反转”事实，另一手摇着铃喊：shame，shame，又一个自作自受的荡妇。8月7日，阿里巴巴的一名女员工周某在微博上发布了一份足足有11页的自述，激起无数深受酒桌文化之害的职业女性的巨大共鸣。她在文中描述了自己在出差期间，如何被上司要求陪酒并被灌醉，随后遭遇客户张某和上司王某的猥亵、强奸。事后，她多次与公司管理部门交涉未得到任何实质性的回应，只好选择在公司食堂拉横幅抗议。随即站出来反驳这一言之确凿的指控的，是当事男方的妻子们。她们指责周某谎话连篇，明明是自己主动勾引，却将责任全部推卸给男方。而后，济南警方认定“没有证据证明有强奸犯罪事实发生”，并展示出女方很多令人费解的行为——例如周某在前一晚被猥亵后，为何还在第二天清早邀请张某来她房间？尽管最后张某依然被以强制猥亵罪批捕，王某也因强制猥亵行为被处15日行政拘留，但此案仍被很多人视作诬告的典型，周某也最终被阿里巴巴解雇。

如果说这些隐蔽在摄像头之外的性侵控诉，确实不乏诬告风险，而那些发生在监控之下、赤裸裸的暴力事件——首先受到审视与指责的，却依然是女性。8月30日，在西安地铁中，一位女孩与一名中年男子因琐事发生执争执，前来处理纠纷的安保人员在劝说女孩下车未果的情况下，直接强行拖拽，导致女孩衣服被撕破，身体大部分被裸露在人们面前。在西安地铁的第一份官方回应中，呈现的也首先是一个“疯女人”的形象——是这个女孩在辱骂他人、是她在大声吵闹、是她反应太激烈——只字不提安保人员的粗暴。当女人变疯、变成了泼妇，无论是有意或无意暴露她的身体，不正是一种罪有应得的羞辱吗？

很多男人很难想象，一个女性在现代文明生活中的不安全感究竟从何而来。2月6日，长沙一名23岁的女孩从帮她搬家的货拉拉面包车上突然纵身跳下时，人们也很难代入体会到她那时所经历的恐惧。一边是涉世不深的年轻女孩，另一边是面露凶相的中年司机。或许因为对价格不满，或许就是当天心情不佳，又或许就是司机本来的性格长相，女孩一上车就感受到司机流露出的某种敌意；当导航一再提示车辆偏航并行驶到越发偏僻的角落时——她在慌乱中做出最理性的抉择便是跳车，而代价则是自己的性命。但事实上，司机并无谋财害命之心，一再偏航仅仅是因为他知道一条更便捷省时的路线。

我们如何才能确定，自己真的是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上还是真的已经偏航呢？

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能唯一确定的，恐怕只有自己认知的局限。拒绝声称自己永远正确，也拒绝相信有一个永远正确的权威，更拒绝为那个声称自己永远正确的权威高唱赞歌。

即便我们没有勇气站出来成为那个戳破皇帝新衣的人——但也应该有勇气守住底线，保持愤怒，保持怜悯，保持对痛苦的感同身受，保持对人之为人的尊重。

新的一年，让更多元的声音，可以在这个世界交织回响。

参考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