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很多法律界人士介入拐卖妇女的刑罚讨论，热度从春节前延续到春节后。在讨论刑罚措施之外，更需要去挖掘买妻盛行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原因，才能真正深入到现象背后的问题核心。仅仅就眼前发生的现象去寻找药方，未必能解决拐卖妇女的违法行为。
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一些农村仍有拐卖妇女现象，而在当时严厉打击下，犯罪行为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大龄男青年娶不上媳妇（俗说的“光棍”）。为了婚配，不少家庭花钱从更穷的偏僻地区（其中以中国西南、西北地区为甚）甚至境外“购买”育龄妇女。这一庞大的需求，刺激了诱骗、拐卖妇女等犯罪行为的产生。
在中国的传统乡村，一个村庄是否有生气有活力，是否兴旺稳定，一个重要指数就是村里有没有光棍，有多少光棍。如果某村有多位光棍不能娶亲，别人会认为这是个穷村，年轻人大多没出息，于是又陷入恶性循环，下一代青年如果走不出去，更难娶亲。
贾平凹在介绍《极花》时曾说：“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段话在近期招来猛烈批评，但我以为，不能从字面理解为贾平凹对拐卖妇女现象持同情态度。作为作家，他只是用笔写出一个残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认同“事实存在是合理的”。
农村青年的婚姻半径
光棍的话题，使我忆起少年时生活在湘中农村的一些片段。
我生长的那个自然村是聚族而居，坐落在一个山坡上，村旁是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古驿道。一出门便下岭上坡，很不方便。常有过路的老妪爬坡到村口，在水井边歇息，气喘吁吁地说：“这样的村子，哪个愿意把女儿嫁过来呀？”每听说此言，族祖母便会接过话茬说：“可别看不起我们这村子，没有一个打光棍的，连哑巴都讨了婆娘。”
这位族祖母说的是实话，她所指的哑巴是我的叔辈，聪明而英俊，娶了一位个子很矮但泼辣能干的女子为妻，生育一对儿女，儿子后来考入西安一所985大学本硕连读。我的二伯胆小懦弱，有些族中长辈瞧不起他，我的父亲常为他鸣不平说：“我二哥能给五个儿子都娶亲成家，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和我同一个生产大队的其他几个自然村，总会有一两个光棍，二队一户姓黄的人家三兄弟，只有老大娶了亲。老二叫“社伢”，做事勤奋，诸般农活样样精通。可是，因家穷而无女子愿意上门，而乡亲们传出他的一件丑闻更使他名誉扫地，女孩子在一起玩耍，常常说：“哪个讲话不算数哪个就是社伢的婆娘。”——这近乎毒誓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识到在少年时代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乡村男青年恰逢历史上娶亲难度最小的时期，尚且还有不少光棍，那就更不用说此前和此后了。分析起来，大约有这些原因：
1949年后，中国农村医疗条件有很大改善，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新政权移风易俗，以强大的行政力量，几乎禁绝了溺杀女婴现象，并实施“一夫一妻制”；而在1980年初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自然增长，性别比例平衡；在农村实行承包到户之前，持续三十来年的社队集体经济模式，再加上户口“二元化”壁垒，将八亿农民栓在土地上，难以走出乡村。
这也使得农村青年的婚姻半径小，绝大多数农村女青年只能嫁附近的男青年——想嫁给城里人，难于上青天，而一个有城镇户口即便肢体轻度残疾的人，也可能娶上漂亮的农村女青年。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得知自己能跳出农门吃国家粮，就抛弃了漂亮贤惠的巧珍，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
光棍背后的社会结构矛盾
在这个历史阶段之前，中国社会的婚配是什么情况呢？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是男权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决定着儿子才能干活养家，养老送终：女儿成人后要嫁出去，养女儿等于替别人培育劳动力（彩礼是一种补偿机制）。
理性经济人的自私，导致了全社会的“重男轻女”。最甚者，为了节省养育成本，一些人家把刚生下来的女婴溺杀，如此导致了性别失衡。再加上传统社会富人可以纳妾，占有了更多的婚配资源；穷苦人家的男子娶亲难，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我老家的村庄，在1949年前，兄弟几人中总有一两个打光棍，是代代相传的现象。翻看族谱，往往会发现好些男丁在纸面上过继给伯伯或叔叔——并不是其伯叔不能生育，而是压根儿娶不上老婆。
应对穷人家男子娶亲难，社会就会自然调整而产生一些办法。一是“童养媳”现象盛行，在一定程度减少了溺杀女婴。穷人家生了女儿，养到四五岁就给了另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将养育成本从娘家转嫁到婆家。还有一些地区，出现了事实上的“一妻多夫”习俗。如郑义的小说《远村》，描写了太行山区的“拉边套”现象。这是一种非常态的婚姻形式，以“赶大车”来做比拟。车把式负责驾辕赶马，左右两边的人助力拉车，即一个男人娶了一房媳妇：他是名义上的丈夫，为了养家，和其他男性共享妻子。
不过，更多的光棍连“拉边套”的机会都没有。在动乱时期，战乱频仍，兵匪交加，损失的人口青壮年男性占大多数。每次大的战乱过后，男女比例趋向平衡甚至女多于男。可一旦承平日久，这个传统的农耕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又愈来愈烈，造成越来越多的光棍，这些光棍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往往把某位不安分的男青年娶上媳妇说成“野马套上笼头”，一个个小家庭是一个个社会减震器。光棍没有后顾之忧，又不满于无妻室的现状，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若有人倡乱，光棍是追随的基本力量。
清雍正乾隆年间，四川、云南、贵州等地闹“啯噜”（哥老会前身），这是一种以结拜弟兄方式结成的武装集团，其产生的原因是清初开始，两湖地区和广东北部持续向四川移民，移民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带女眷的少）。这些青壮男子一旦找不到正当职业，又不能娶亲生子，为了生存就结成犯罪团伙。
“啯噜”平时在各州县集市，或偏僻的道路边、或水面上上持械抢掠民间财物，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纵横于皖、苏、鲁、豫等省份的捻军，就是一支“光棍军”。19世纪时期的淮北地区，重男轻女导致的男女性别比例高达129：100。据人统计，捻军兵锋最盛时有10万光棍，他们公开说：“抢钱、抢粮、抢地盘、抢女人。”
农村青年进城后的性别差异
我在读《水浒传》时，想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李逵如果一直待在老家沂水县百丈村，能娶上妻子吗？在大概率上，他得打光棍。其父早逝，母亲把他和哥哥拉扯大，哥哥能娶上亲，已是烧高香了。没有家庭羁绊的李铁牛打架赌博，纵横江湖，后来到江州做了戴宗的马仔，遇到了大哥宋江。他一直没有娶亲的条件，只有上了梁山，被朝廷招安，当了镇江润州都统制，大约才有女子愿意嫁给他。在梁山好汉中，像李逵这样的光棍很多；在阮氏三兄弟中，也只有哥哥阮小二娶了老婆：一位带着孩子的寡妇。
《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一书认为：在高性别比例失衡的社会中，过剩男性拥有很多共同特征。他们大多数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没有筹码谈论婚嫁，多数孤独终老。他们多为失业游民，多屈就一些低层次的、危险的、重劳力的或季节性的工作。他们像浮萍一样频繁更换工作，与工作地点基本没有地缘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男青年娶亲的难度反而增加，比此前几十年似乎产生更多的光棍。原因何在？
改革开放将广大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青年男女可以离乡进城打工。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迈进，城市化的加速造福于农村女青年甚于男青年；或者说，城市对农村女青年更为友好，在城市里农村女青年更好地实现了自我价值。
这一点，从同村一起进城打工的男女青年的变化就看得出来：女青年过得一两年就很能适应城市生活，举手投足包括说话腔调都能迅速城市化，而男青年则相形见绌。如此的社会变化，对婚恋市场必然产生巨大的冲击。以前，一个男子在婚姻市场只和方圆几十里地的同龄男子竞争；而进了城，他面临的竞争对手来自全国各地，婚姻市场的“马太效应”加大，更多处于社会底层的男青年娶不上媳妇。简而言之，农村青年的婚姻半径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大，女性择偶的范围很广。
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状况雪上加霜。那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而重男轻女的陋俗并未消除，一些地区的夫妇采取非法的医学手段鉴别胎儿性别，将许多女胎儿扼杀于腹中。这是重演了旧时代溺杀女婴的悲剧，使男女性别比进一步失衡，男多女少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这两重原因叠加，加剧了农村男青年娶亲的难度，导致高额“彩礼”现象在许多地区愈演愈烈。对这些现象，做表面的道德评判意义不大，政府提倡不收彩礼或少收彩礼也难起什么作用，因为这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
如何解决买妻的违法之风
农村男青年娶妻难，光棍数量在增加，这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产生的负面影响，社会管理者了然入心，也做了不少工作以求解决。
江西某县政府出台文件，希望通过提供一系列激励措施，鼓励大龄女性干部职工与失业男子结婚，引发了网上的争议。如果对中国社会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这种办法不可行，女性择偶一般会找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经济收入高于自己至少差不多的男性，很少会找低于自己的男性。《红楼梦》中的妙玉宁愿出家做尼姑，大约也不愿意嫁给焦大。这么说，并没有歧视失业男士的意思，只是做一种事实层面的分析。
湖南某县《关于重视农村大龄青年择偶难的建议》，被网友戏称为“农村大龄男暖被窝工程”，拟采取的措施包括：“教育和引导农村女青年进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鼓励她们留在家乡，改变家乡的面貌，努力降低农村男女青年失调的比例。”这一“工程”遭到讥诮，有人说买个热水袋就可以暖被窝呀。人人向往幸福生活，人往高处走，农村女青年进城，在更大范围内选择结婚的对象，是其天经地义的权利，凭什么要将其留在家乡？
有人认为，中国城市化程度还远远不够，足够的城市化或许能解决大龄男的婚配问题。在根本上，这个问题其实是贫富差距问题，而不仅是城乡差别问题，只是今天中国乡村居民的收入普遍少于城市就业者，在许多问题上贫富差距被城乡差别遮蔽了。
即使城市化程度足够高，乡村男青年几乎都进城了，就会减少光棍吗？未必，看看欧美一些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就知道，在城市贫穷家庭里，男性打光棍的也不少。因为贫与富是相对的，不管社会的富裕程度整体有多大提高，贫富差距任何时候是客观存在的，总会有一部分家境贫困的大龄男娶不上妻子，尤其在男女比例失衡严重的当下。
一方面，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增加就业率，减少底层贫穷男青年的总体数量；另一方面，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使男女比例趋向平衡。这是解决光棍数量庞大的根本之道，但这需要时间，需要政策的稳定性，需要社会管理者有足够的定力。
目前看来，是不是可以退而求其次？接受有数量庞大的大龄男青年不能娶妻成家的现实，而在解决他们的生理需求、精神生活和养老等方面出台一些办法，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将性、婚姻和生育适当地分离，尽可能消减这个庞大群体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力。
要解决一个存在时间长而又很复杂的社会难题，如果总是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追求最佳目标而制定对策，很可能是“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成效反而不好。如果接受现实，制定次优对策，倒可能会达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效果。
十年砍柴，文史专家、时评人。本文原标题为“李逵娶不上亲是大概率的事，要阻止他上梁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