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十年砍柴

近期,很多法律界人士介入拐卖妇女的刑罚讨论,热度从春节前延续到春节后。在讨论刑罚措施之外,更需要去挖掘买妻盛行的社会因素和历史原因,才能真正深入到现象背后的问题核心。仅仅就眼前发生的现象去寻找药方,未必能解决拐卖妇女的违法行为。

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一些农村仍有拐卖妇女现象,而在当时严厉打击下,犯罪行为未能得到有效遏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济欠发达地区特别是农村地区,存在着数量庞大的大龄男青年娶不上媳妇(俗说的“光棍”)。为了婚配,不少家庭花钱从更穷的偏僻地区(其中以中国西南、西北地区为甚)甚至境外“购买”育龄妇女。这一庞大的需求,刺激了诱骗、拐卖妇女等犯罪行为的产生。

在中国的传统乡村,一个村庄是否有生气有活力,是否兴旺稳定,一个重要指数就是村里有没有光棍,有多少光棍。如果某村有多位光棍不能娶亲,别人会认为这是个穷村,年轻人大多没出息,于是又陷入恶性循环,下一代青年如果走不出去,更难娶亲。

贾平凹在介绍《极花》时曾说:“但是如果他不买媳妇,就永远没有媳妇;如果这个村子永远不买媳妇,这个村子就消亡了……为什么打击拐卖几十年,还是不能杜绝?这只是表面危机,社会深层的危机是社会结构、社会分配发生变化,产生了很多城市和农村的不协调,导致了各种的情况。”这段话在近期招来猛烈批评,但我以为,不能从字面理解为贾平凹对拐卖妇女现象持同情态度。作为作家,他只是用笔写出一个残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他认同“事实存在是合理的”。

农村青年的婚姻半径

光棍的话题,使我忆起少年时生活在湘中农村的一些片段。

我生长的那个自然村是聚族而居,坐落在一个山坡上,村旁是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古驿道。一出门便下岭上坡,很不方便。常有过路的老妪爬坡到村口,在水井边歇息,气喘吁吁地说:“这样的村子,哪个愿意把女儿嫁过来呀?”每听说此言,族祖母便会接过话茬说:“可别看不起我们这村子,没有一个打光棍的,连哑巴都讨了婆娘。”

这位族祖母说的是实话,她所指的哑巴是我的叔辈,聪明而英俊,娶了一位个子很矮但泼辣能干的女子为妻,生育一对儿女,儿子后来考入西安一所985大学本硕连读。我的二伯胆小懦弱,有些族中长辈瞧不起他,我的父亲常为他鸣不平说:“我二哥能给五个儿子都娶亲成家,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和我同一个生产大队的其他几个自然村,总会有一两个光棍,二队一户姓黄的人家三兄弟,只有老大娶了亲。老二叫“社伢”,做事勤奋,诸般农活样样精通。可是,因家穷而无女子愿意上门,而乡亲们传出他的一件丑闻更使他名誉扫地,女孩子在一起玩耍,常常说:“哪个讲话不算数哪个就是社伢的婆娘。”——这近乎毒誓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识到在少年时代即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乡村男青年恰逢历史上娶亲难度最小的时期,尚且还有不少光棍,那就更不用说此前和此后了。分析起来,大约有这些原因:

1949年后,中国农村医疗条件有很大改善,婴儿死亡率大幅降低;新政权移风易俗,以强大的行政力量,几乎禁绝了溺杀女婴现象,并实施“一夫一妻制”;而在1980年初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之前,人口自然增长,性别比例平衡;在农村实行承包到户之前,持续三十来年的社队集体经济模式,再加上户口“二元化”壁垒,将八亿农民栓在土地上,难以走出乡村。

这也使得农村青年的婚姻半径小,绝大多数农村女青年只能嫁附近的男青年——想嫁给城里人,难于上青天,而一个有城镇户口即便肢体轻度残疾的人,也可能娶上漂亮的农村女青年。路遥小说《人生》中的高加林,得知自己能跳出农门吃国家粮,就抛弃了漂亮贤惠的巧珍,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

光棍背后的社会结构矛盾

在这个历史阶段之前,中国社会的婚配是什么情况呢?中国长期的农业社会是男权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决定着儿子才能干活养家,养老送终:女儿成人后要嫁出去,养女儿等于替别人培育劳动力(彩礼是一种补偿机制)。

理性经济人的自私,导致了全社会的“重男轻女”。最甚者,为了节省养育成本,一些人家把刚生下来的女婴溺杀,如此导致了性别失衡。再加上传统社会富人可以纳妾,占有了更多的婚配资源;穷苦人家的男子娶亲难,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我老家的村庄,在1949年前,兄弟几人中总有一两个打光棍,是代代相传的现象。翻看族谱,往往会发现好些男丁在纸面上过继给伯伯或叔叔——并不是其伯叔不能生育,而是压根儿娶不上老婆。

应对穷人家男子娶亲难,社会就会自然调整而产生一些办法。一是“童养媳”现象盛行,在一定程度减少了溺杀女婴。穷人家生了女儿,养到四五岁就给了另一户人家做童养媳,将养育成本从娘家转嫁到婆家。还有一些地区,出现了事实上的“一妻多夫”习俗。如郑义的小说《远村》,描写了太行山区的“拉边套”现象。这是一种非常态的婚姻形式,以“赶大车”来做比拟。车把式负责驾辕赶马,左右两边的人助力拉车,即一个男人娶了一房媳妇:他是名义上的丈夫,为了养家,和其他男性共享妻子。

不过,更多的光棍连“拉边套”的机会都没有。在动乱时期,战乱频仍,兵匪交加,损失的人口青壮年男性占大多数。每次大的战乱过后,男女比例趋向平衡甚至女多于男。可一旦承平日久,这个传统的农耕社会结构性的矛盾又愈来愈烈,造成越来越多的光棍,这些光棍是社会不稳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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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盲山》剧照

一个家庭、一个村庄,往往把某位不安分的男青年娶上媳妇说成“野马套上笼头”,一个个小家庭是一个个社会减震器。光棍没有后顾之忧,又不满于无妻室的现状,更容易走上犯罪道路,若有人倡乱,光棍是追随的基本力量。

清雍正乾隆年间,四川、云南、贵州等地闹“啯噜”(哥老会前身),这是一种以结拜弟兄方式结成的武装集团,其产生的原因是清初开始,两湖地区和广东北部持续向四川移民,移民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带女眷的少)。这些青壮男子一旦找不到正当职业,又不能娶亲生子,为了生存就结成犯罪团伙。

“啯噜”平时在各州县集市,或偏僻的道路边、或水面上上持械抢掠民间财物,从事赌博、杀人、放火、强奸等各种犯罪活动。咸丰、同治、光绪年间纵横于皖、苏、鲁、豫等省份的捻军,就是一支“光棍军”。19世纪时期的淮北地区,重男轻女导致的男女性别比例高达129:100。据人统计,捻军兵锋最盛时有10万光棍,他们公开说:“抢钱、抢粮、抢地盘、抢女人。”

农村青年进城后的性别差异

我在读《水浒传》时,想到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李逵如果一直待在老家沂水县百丈村,能娶上妻子吗?在大概率上,他得打光棍。其父早逝,母亲把他和哥哥拉扯大,哥哥能娶上亲,已是烧高香了。没有家庭羁绊的李铁牛打架赌博,纵横江湖,后来到江州做了戴宗的马仔,遇到了大哥宋江。他一直没有娶亲的条件,只有上了梁山,被朝廷招安,当了镇江润州都统制,大约才有女子愿意嫁给他。在梁山好汉中,像李逵这样的光棍很多;在阮氏三兄弟中,也只有哥哥阮小二娶了老婆:一位带着孩子的寡妇。

《光棍危机:亚洲男性人口过剩的安全启示》一书认为:在高性别比例失衡的社会中,过剩男性拥有很多共同特征。他们大多数处于社会最底层,他们没有筹码谈论婚嫁,多数孤独终老。他们多为失业游民,多屈就一些低层次的、危险的、重劳力的或季节性的工作。他们像浮萍一样频繁更换工作,与工作地点基本没有地缘关系。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农村男青年娶亲的难度反而增加,比此前几十年似乎产生更多的光棍。原因何在?

改革开放将广大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脱出来,青年男女可以离乡进城打工。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商业社会迈进,城市化的加速造福于农村女青年甚于男青年;或者说,城市对农村女青年更为友好,在城市里农村女青年更好地实现了自我价值。

这一点,从同村一起进城打工的男女青年的变化就看得出来:女青年过得一两年就很能适应城市生活,举手投足包括说话腔调都能迅速城市化,而男青年则相形见绌。如此的社会变化,对婚恋市场必然产生巨大的冲击。以前,一个男子在婚姻市场只和方圆几十里地的同龄男子竞争;而进了城,他面临的竞争对手来自全国各地,婚姻市场的“马太效应”加大,更多处于社会底层的男青年娶不上媳妇。简而言之,农村青年的婚姻半径有了相当程度的扩大,女性择偶的范围很广。

还有一个原因,使这种状况雪上加霜。那就是从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实施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而重男轻女的陋俗并未消除,一些地区的夫妇采取非法的医学手段鉴别胎儿性别,将许多女胎儿扼杀于腹中。这是重演了旧时代溺杀女婴的悲剧,使男女性别比进一步失衡,男多女少到触目惊心的地步。

这两重原因叠加,加剧了农村男青年娶亲的难度,导致高额“彩礼”现象在许多地区愈演愈烈。对这些现象,做表面的道德评判意义不大,政府提倡不收彩礼或少收彩礼也难起什么作用,因为这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

如何解决买妻的违法之风

农村男青年娶妻难,光棍数量在增加,这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将产生的负面影响,社会管理者了然入心,也做了不少工作以求解决。

江西某县政府出台文件,希望通过提供一系列激励措施,鼓励大龄女性干部职工与失业男子结婚,引发了网上的争议。如果对中国社会有所了解的话,应该知道这种办法不可行,女性择偶一般会找社会地位、教育水平、经济收入高于自己至少差不多的男性,很少会找低于自己的男性。《红楼梦》中的妙玉宁愿出家做尼姑,大约也不愿意嫁给焦大。这么说,并没有歧视失业男士的意思,只是做一种事实层面的分析。

湖南某县《关于重视农村大龄青年择偶难的建议》,被网友戏称为“农村大龄男暖被窝工程”,拟采取的措施包括:“教育和引导农村女青年进行热爱家乡、建设家乡,鼓励她们留在家乡,改变家乡的面貌,努力降低农村男女青年失调的比例。”这一“工程”遭到讥诮,有人说买个热水袋就可以暖被窝呀。人人向往幸福生活,人往高处走,农村女青年进城,在更大范围内选择结婚的对象,是其天经地义的权利,凭什么要将其留在家乡?

有人认为,中国城市化程度还远远不够,足够的城市化或许能解决大龄男的婚配问题。在根本上,这个问题其实是贫富差距问题,而不仅是城乡差别问题,只是今天中国乡村居民的收入普遍少于城市就业者,在许多问题上贫富差距被城乡差别遮蔽了。

即使城市化程度足够高,乡村男青年几乎都进城了,就会减少光棍吗?未必,看看欧美一些城市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就知道,在城市贫穷家庭里,男性打光棍的也不少。因为贫与富是相对的,不管社会的富裕程度整体有多大提高,贫富差距任何时候是客观存在的,总会有一部分家境贫困的大龄男娶不上妻子,尤其在男女比例失衡严重的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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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盲山》

一方面,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增加就业率,减少底层贫穷男青年的总体数量;另一方面,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使男女比例趋向平衡。这是解决光棍数量庞大的根本之道,但这需要时间,需要政策的稳定性,需要社会管理者有足够的定力。

目前看来,是不是可以退而求其次?接受有数量庞大的大龄男青年不能娶妻成家的现实,而在解决他们的生理需求、精神生活和养老等方面出台一些办法,从法律和政策层面,将性、婚姻和生育适当地分离,尽可能消减这个庞大群体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力。

要解决一个存在时间长而又很复杂的社会难题,如果总是抱着理想主义的态度,追求最佳目标而制定对策,很可能是“理想太丰满,现实太骨感”,成效反而不好。如果接受现实,制定次优对策,倒可能会达到“退一步海阔天空”的效果。

十年砍柴,文史专家、时评人。本文原标题为“李逵娶不上亲是大概率的事,要阻止他上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