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木工李大勇觉得自己的57岁太倒霉了，在山东干活，出了车祸，来上海看病，又被困在宾馆。
文|周航 编辑|王姗
躺在宾馆隔离的第12天，看着伤腿不断渗出血液，李大勇更急了，从早到晚都在打电话，给家人，给医院，给医生，急切地想知道隔离结束的周日，他能去哪治疗。
这个57岁的农民工觉得自己太倒霉了，在山东干活，出了车祸，来上海看病，现在又被困。
去年9月4日，他在山东一个工地干活，下班路上走着被一个外卖骑手撞倒，右腿“胫骨粉碎性骨折”。外卖员24岁，道歉自己刹车不好，被判全责，但小伙说自己穷，父亲残疾。推脱到现在，李大勇一分钱赔偿都还没拿到。
从山东到江苏老家，手术做了好几次，一直没见好，一个月前，他来到上海六院，拿掉感染胫骨和钢板，装上了现在这副庞大的支架，21根钢针穿肉而过，将整条腿固定得动弹不得。
如果没有发生在上海的疫情，李大勇大概早就回老家了。3月4日，医生就说可以出院了，这里床位紧张，但他刚换了药，不放心，想观察个周末，医生安排了周一出院。这一等，就等来了疫情，3月6日，星期天，上海六院筛查发现了一例阳性，随即封院。
忙乱开始了，和很多患者一样，他从里面搬了出来，迁入急诊科四楼日间病房。原来的病房三人一间，有独立卫生间，据说要腾出来给密接，新入住的日间病房六人一间，人们聚在一起拿盒饭，有的连口罩都没戴，卫生间也共用，有时几个人挤在一起用。
疫情发生之初，病房有过混乱，李大勇亲眼看到，一个护士突然倒在了地上，大概是累的，紧急地被挂盐水。事实上，急诊科发生过医生和护士之间的肢体冲突，据“丁香园”报道，四楼日间病房发现阳性，医生要求急诊科护士上去，双方发生了矛盾。但在李大勇眼里，四楼的护士们显得很尽职，“不管自己有没有睡着觉，有没有吃顿饭，都在为病人着想。”
搬到日间病房两天后，这里也发现阳性，医院动员大家，尽快搬到酒店集中隔离。李大勇答应了，又反悔，反复过几次，他怕出去后回不了医院，酒店没法治疗，但医生说，留在医院也拿不到药了。还有医生说，都把他报上去了，不去酒店医生要被处罚，他说，那不能连累人家，就答应了。
李大勇总强调自己没文化，不会说话，发微信总是将冒号当作逗号用，但南来北往，他也是见过世面的，有时候说话还文绉绉，比如对妻子，他总是称呼“夫人”。对医生，他愿意报以理解。跟医生交流，他知道人家手术多，也不敢多问。他知道的是，网上说六院骨科全国第三，“把腿交给他们，放心了。”
3月12日凌晨1点，大巴车来接患者们去医院，一众转移的人里，李大勇最受瞩目，他拖着一条变形金刚似的右腿，坐上轮椅到了车前，几个医护搀着他上了车，下车是最后一个，妻子和司机把他架下来，磕碰在所难免，他说，那真是“钻心的疼”，“疼得要掉眼泪。”
他们入住的这家酒店两星级，李大勇和妻子住一个标间，两张一米二的床，在上海算低档了，却是李大勇住过最好的，“干净”，“有卫生间、电视、空调”，“茶杯很好”。每天，免费三餐会送到房间，还有水果和牛奶。
但李大勇经常没胃口吃，离开医院时，手术创口就出现感染，一个钢针旁边肿起一圈，像月球上的环形山，这些天越来越严重，血水不停流出，有些地方化了脓。医生说，这是发生了急性感染。
在宾馆，他不知道怎么处理，有几天妻子拿着纱布包扎。后来联系到主治医生说不能包扎，又没包了。宾馆也有医生，负责做核酸，专业不对口，叫他买双氧水，涂了几天，不见好，主治医师说不能总用双氧水，可能会扩大伤口，也不敢涂了，能做的就只能拿碘伏擦伤口四周。
钱也令他发愁。来上海的时候，他带了五万块钱，光一个支架就要十万，总共花去了十八万，“想不到那么贵”。积蓄在之前的治疗就耗尽了，进了上海六院后，儿女在外借了两天，才凑齐了医药费。
在李大勇老家，江苏南边农村，大部分人都靠手艺吃饭。李大勇的爷爷和父亲都是木工。他的爷爷在公社里的农具厂，打棺材，做秧板凳一类农用工具，都是一把好手，父亲归属县建筑公司，打木门、打木窗，做到退休。
一转眼，他也做了40年木工了，打门窗、做木柜，他也会，但现在用不上了。一个年代有一个年代的木工活，他现在主要做吊顶、墙板这样的硬装修，活来自全国各地，飞机都坐过好多次，四川峨眉的医院，三亚凤凰机场的贵宾楼，都是他干过的工地。
儿子没做木工，现在在老家跟媳妇开了一个快递站，“也是干苦力的”。李大勇能理解，年轻人吃不了这苦。还是个男孩时，他也不想做木工，想去当兵，但爷爷说，荒年饿不死手艺人，你读书也不好，没手艺，以后连老婆都讨不到。这段对话发生在他18岁时，他记得很清楚。
原本，生活在不断好起来，木工现在一天工资至少四百元，难得的时候，也能拿到五六百。不仅木工，水电工、瓦匠也一样，这年头都青黄不接，工地里最多就是李大勇这个年纪的人，哪怕65岁，还能在一些小工地找到活。这两年，疫情时而爆发，很多工地不能开工，但总归能在外地找到活，他说，“这就是有手艺的好处。”
跟过所有的老板，他说，就数去年那个出事的山东工地最差。别的地方现在签合同，上班下班都有摄像头，那里什么都没。
他没跟这个老板合作过，本来有一批南京工人在那，去年因为南京疫情困在了原地，他就被同乡招募过去。被外卖骑手撞了后，他找过老板，老板说自己问过律师，不是在工地上出的事，他不用负责。
在宾馆隔离，住的日子越久，他想的越多，不知道伤口会怎么发展。干活的时候，他从没出过事，印象最深的是二十多岁，有次在梯子上没站稳，擦伤了手臂，那也是皮外伤，都不带哭的。他不理解这半年为什么遇到那么多事，越想，心情也越低落。
这些年，李大勇经历了很多“悲欢离合”，兄妹三个，十多年前，一个弟弟在工地上不知怎么就死了；妹妹嫁到外地，出了车祸，现在一条脚长一条腿短；父亲中风在家里躺了三四年，在母亲打自来水的时候，突然走了。现在，为了这条腿，他“也掉过几次泪了”。每天，最疼的就是睡觉，一动那条腿，都疼到心里。
如果说有什么幸运可言，那就是这段时间，他得到了很多病友帮助。疫情发生后，上海六院的患者组建了一个群，一百来号人，在线上互通有无。李大勇在群里说话最多，讲自己的过去，讲腿伤的情况，原本他说自己是个内向的人，但在这个群里，“不知怎么话多起来了”。
来宾馆前，医生让他买内服的消炎药，医院药不够，群里一个叫“娜”的女孩帮他在网上买了，几百块药钱都没收。李大勇不知道她是患者还是家属，只知道她来自“呼伦贝尔大草原”，现在住在上海，她说自己也遇到过困难，当时得到了很多人帮助。还有七八个群友给他转账，一两百块数额，他只错点了一个，其他都没收。
在群里，人们都是用代号，x号楼x层。有的是患者，有的是家属，有的还在医院，有的回了家，还有的也在宾馆隔离。没有人觉得李大勇倾诉太多，有的都是一些鼓励，“相信医生”“心情好了就恢复的比较快。”
在很多个电话后，隔离结束的前两天，他得到了新的安排，主治医师说，六院还没开放，安排他去郊区另一所医院处理伤口。李大勇自己联系好了120，也是一个群友介绍认识的，打算不管怎样，先把腿治好了。
接下来的两年，李大勇都要带着这副庞大的支架，后面还要做手术，叫骨搬运，他不知道具体什么意思，大概是把好骨头往下接，取代之前被取出的胫骨，一次不够，需要两次。要是顺利，大概还要十万块钱，这钱怎么来，他还没敢想。他打算等治好腿，再接着找撞人的小伙讨医药费。
听说这样一个支架要装两年，有朋友开玩笑，换作他截肢算了，但李大勇说，“好好的腿怎么能截肢对不对。”至少现在，他还在努力活着，担心肌肉萎缩，他一天要锻炼五六次，缓慢地抬脚、放下，或者拧开螺丝，拉着一根钢管，带动腿伸展。医生说，后续手术成功概率很高，但也不敢保证，他这个年纪，还能不能恢复到可以干活的水平。
视频对话时，他低着头，缓慢提拉着那根钢管，表情是略带困惑的悲伤。他的头发很短很稀疏，不少都白了，像一丛覆着朝霜的尖草，和想象中农民工的样子不同，他穿得还算体面，一件格子长袖，外面套了个马甲，下面是一条短裤，装了庞大的支架，穿不了长裤。
他说，要是今年67或者77岁，就不治这腿了，但现在，他觉得自己还年轻。至于未来，他肯定还要继续打工，“不好打工，我不白花那么多钱（治腿），白吃那么多苦。”
（李大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