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萧轶
生死贵贱，未必由天由命，也可能由作恶之人，但就是不由己
近日流传的上海夫妇被阳性录音，让人想起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从「只是执行命令」到「我说是就是」，语气的强硬早已没有法理可言。从话语交锋到强制执行，证明了有些权力无需任何逻辑、道理和法律可言。
在紧急状态下，很多有权者往往会被赋予更多的裁量权，远远超过日常范围；而在既定的严格目标之下，暴力执行命令就会成为普遍现象。因为，既定目标是唯一的方向，任何行为都服务于它。这种紧急状态下为了完成既定目标的暴力行为，不仅是被默认与被赋权的，甚至还是被保护的，也是无须问责的。
社交媒体不时爆出，一些穿着白色防护服的人，随意殴打民众，肆意残杀宠物。如此众多的恶意事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应，几乎没有人被追责。而之所以会如此泛滥，很大原因就在于，既定目标的完成，不在乎采取何种手段。防护服包裹下的匿名状态，给施暴者带来身份隐匿的保护；身穿制服的权力象征，给他们赐予了春药的效应。
有人说，这是阿伦特论艾希曼时说的「平庸之恶」，毋宁采用真正的译法「恶之平庸化」。二者之间的字词组合，有着天壤之别：平庸之恶，指向的是平庸作为一种恶，但施暴者真的平庸吗？他们同样拥有父母子女，同样面临着家人们被困的境地；除非，他们采取了某些手段，让家里人脱离了这样的险境？
「恶之平庸化」，则是作恶成了心安理得，某种程度也是「恶的日常化」；在施暴之际，作恶者认为自己只是在做看起来日常化的行为，内心愧疚感越发稀缺，在权力的怂恿之下，心安理得地不断将恶的程度扩大化。
难道他们自己不上社交媒体？难道他们不看网友评论？21世纪都已过去20年，想必不太可能。这说明，他们认为，他们所干之事，就是日常所能为之的事，心底无需任何愧疚与歉意。
在社交媒体上，有这么一种声音：「我的天，这可是在上海啊！」这是面对权力时，典型的日常常见的侥幸心理。这种话语的背后，存在着某种程度的麻痹心态。既定目标大一统，急于完成下达的命令时，机器运转的速度和方法，很少存在多大的区别。这时候，生死贵贱，未必由天由命，也可能由作恶之人，但就是不由己。
就像一篇文章里写到的那样，「上海只能胜利」这是正确的大话，它的前缀往往是「不惜一切代价」。然而，很多人本该无需承担那些代价；具体的个体，由于一句空大的话语，就需要付出原本不该去承担的代价。这，就是时代的一粒灰，正不断压垮着无数的个体。
往上看，是利维坦的狂暴；往下看，是权力加持的丛林法则。无数被忽视的普通人，那些在「原地静止」、「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在家习练功法」的爱饿者们所面临的境遇，就像是病毒的感染一样，变成了神秘而残忍的随机幸存。谁又能保证自己不是「大白」施暴的对象呢？
在昨日的《新华每日电讯》评论文章里，或许只有一句话是对的：大多数生活在上海的居民，恐怕从未如此刻般真实地感受到，自己正与时代「同床共寝、相拥而眠」。然而，多少人都在喊着：I Don’t Need Sex ，但依然可能Fucking Everyday。
那篇文章，将苦难抒情化，与某些自媒体前段时间书写的上海赞美等文字，都属于这样的情况：上海人化妆核酸也好，上海人苦中作乐也罢，终究是上海人无奈的现实困境。上海人自嘲倒也没什么，但倘若拿出来作为苦难的抒情与赞美诗，何尝不是野蛮残忍的文字游戏？
就像传遍网络的文艺式建议，「控制灵魂对自由的渴望」「习练功法」等，如果不能直面两千多万人口的基本生存，再美好的词汇都是话语的油腻。借意大利阳台小提琴来称赞上海人的体面时，为何不谈意大利没有发生上海的饥饿？倘若仅仅拎出光芒而忽视黑暗，无异于蔑视两千万人的生活尊严，忽视正在发生的那些残酷现实，而仍给挣扎在其中的人们喂养甜蜜的鸡汤，本身就是残忍的行为。
在一个愤怒只有物理性意义而缺乏任何意义延伸的垃圾时间里，蔑视正在发生的绝大部分事实，选择性提取少些激动的闪光，塑造新词提供乐观幻觉，选择性措辞行文，与欺骗性宣传、强制性服从形成同媾之嫌。类似于凿斧进森林，斧柄以自己人身份向树木们高唱赞美诗，斧柄说自己跟斧头不是一伙的，而更多的树木正在生根发芽，再忍忍再等等，美好的日子终究还会来临。
无论看以往，还是因疫情，轻易写出乐观激动的文章，以局部之事扩成全局之面，本身就有诱劝之嫌，明显是可疑甚至不道德的。当然，我们也理解，鸡汤也好，幻觉也罢，有时的确能够给人以生活的勇气，但在蔑视残酷现实时，塑造虚假希望，某种程度如同与通稿媾合之嫌。尽管，那些激动人心的声音，能够给我们看到残酷之下的另一面，但这一面依然是在残酷之下，而非脱离残酷的新常态。
当灾难骑着高头大马驰骋时，利维坦高歌着进行曲，那些现实里的人们，更像是无家可归的月亮，因为街道上遍布着给时代犁田耕地的步兵，而你我只在梦里才能安宁。闪光的，依然闪光；但黑暗的，仍然黑暗。这才是现实的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