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偶尔治愈的第 14 个口述故事
城市封控期间，透析医疗资源格外紧缺，加上出行困难，依靠每周三次的规律血透以维持生命的病人时刻处于危机状态。
很多血透病人出现透析难的问题，透析中止时间超过 6 天，便有可能出现生命危险。
74 岁的上海人孙明，年轻时曾是校队的篮球运动员，插队落户后进了自行车厂，从厂里出来，自己也做过生意。他的妻子翁雪丽，71 岁，退休前是名出纳。
近几年，夫妇俩是上海洪山医院的血透病人，这是离家最近的医院，距离不到两公里。翁雪丽平时骑自行车过去，要一刻钟，丈夫开老年人代步车，比她快一些。
洪山医院是一家二级综合医院，行政上隶属于黄浦区，地理位置居于浦东新区洪山路 160 号。
3 月 24 日，因为血透室的医生中出现新冠阳性病例，洪山医院关停，全部血透病人都被判定为密接，当务之急是找到愿意接收他们的医院。
在 3 月 28 日浦东封控之前，病人们「浦东也跑，浦西也跑」 ，「流浪」在全上海的寻医路上。
翁雪丽回忆， 3 月 10 日，洪山医院也短暂关停过。期间十来天，翁雪丽夫妇在居委的安排下到其他医院做了三次血透， 3 月 23 日，他们回洪山医院做了一次血透，隔天听说洪山医院又关了。
疫情期间，血透病人对接医院的流程为：居民向居委提交申请，居委向街道上报名单，街道再往卫健委（核酸阴性的病人）或者疾控（确诊阳性或者密接的病人）上报，由这两个机构联系医院，医院收到病人名单后直接联系居民，通知前来就诊的时间。
能接收密接血透病人的医院少，一开始，居委和街道也帮不上忙。
最难的时候，翁雪丽长达 8 天没有血透。
4 月中上旬，根据需要，密接、阳性血透病人定点医院开设，出行政策相应有了调整，「流浪」的洪山病人们陆续能够达到每周两次左右的透析频率。
4 月 17 日，洪山医院重开，按照防疫规定，第一批 36 名血透病人能重返医院，翁雪丽在名单上。
然而，翁雪丽的丈夫孙明则于 4 月 11 日在家中逝世。当天下午， 4 天没有透析的孙明在上厕所时摔了一跤，再也没有醒来。
孙明离世前，没有留下只言片语；他走后，也没有任何的告别仪式。
以下是翁雪丽的口述：
厄运开始了
我老头因为前列腺引起的肾衰竭，做了 8 年血透。我有高血压，后来肺积水、肾脏也坏了，今年是血透的第 4 年。
前几年，我老头都是自己去做血透的，有时候身体不好，我就去接他。后来我俩一起血透了嘛，洪山医院离家近，我们到那做血透。
以前，老头子骑那种三轮的老年人代步车带我。但这两年，他年纪也大了，反应不灵敏，红灯他也穿过去。我吓死了，再也不敢坐他的车，我骑自行车，他自己骑代步车。
我老头有肺气肿，呼吸不行，一走路就喘。
他比较怕冷，平常自己带了被子放在洪山医院血透室的更衣箱。我们最后一次做血透是 3 月 23 日，隔天洪山医院就关停了。
3 月 25 日，肾内病科主任在群里（洪山医院血透室健康宣教群）通知，说帮我们联系了第九人民医院黄浦分院（以下简称九黄医院），床位也安排好了，让我们 3 月 26 日 12 点到九黄医院。
有病友担心没有床位，早上 6 点就到了。我和老头子 9 点到，一群人在医院门口等到中午。
九黄医院倒是有人出来，但他拒收我们这些血透病人。我这才听说，洪山医院透析室有位医生被确诊为阳性，我们这些病友全部是密接。
后来，我们病友和家属商量说要一起去有关部门去反映情况。老头子走不动嘛，我们打车过去。到了那边，工作人员让我们回九黄医院，说会帮我们对接。
但再回九黄医院，人家还是说，他们没办法收密接病人。
总之，我们还是被拒收了。
我们回到家已经是晚上 6 点多了。我们小区只有我和老头子两个密接的血透病人，居委也帮不上忙。
24 日，洪山医院关了之后，我们的厄运开始了，从此就「流浪」了。
血透一次，跟万里长征似的
你到现场去，每个血透病人都有苦水。
我们有个病友，说去医院，去一次要三百元车费，来回六百。
他说没办法，翁阿姨，不多给人家钱，人家怎么愿意拉你？他还是有渠道，我多给钱也找不到车子啊，那个时候，只要能帮我拉到医院透析，给多少钱也可以。
我们血透病人面临的问题，一个是找医院难，一个是找车子难。小区封闭，邻居说能帮你，但社会车辆是不能开出去的。
一开始，我们这样的密接病人只能通过 120 急救车接送。120 难打，居委也知道，叫我半夜开始打。我说半夜打了，万一半夜来了怎么办？老头子怎么弄？弄不动啊。
3 月 26 日以后，能打的电话我都打过。120、居委、街道、市民热线这些，都打过，大部分时候打不通。我这个人本来是很少打电话的，手机话费套餐里每个月才 80 分钟，那几天都打爆了。非常痛苦，我都不知道是怎么活下来的。
街道没办法帮忙联系到医院，我们只好自己打 120 到仁济东院急救，去过两次。
第一次是 3 月 27 日。我们两个已经 4 天没做血透了，我身子抽筋，很难受，老头子状况也不好。我一开始叫不到 120，人先到小区门口等着。
我坐在小区门口哭，打 110 ，请他们来帮忙。后来，110 后台帮我叫来的 120 ，早上 8 点多钟来的。
一到仁济东院，就让我们做了核酸，还有验血、心电图、CT 等检查。下午 2 点，我们俩上机做上了血透。晚上下了机，也是打 120 来接我们回家。
我儿子离异了，孙子是大学生，在家里上网课，他们和我们一起住。去仁济东院急救的时候，儿子也一起，老头子坐在轮椅上，我那个时候没有力气，推不动。
3 月 31 日，我们又叫了一次急救，还是送到仁济东院。
老头子的情况更不好了，指甲是紫的，脸色发灰，像是快死过去的人。经检查，老头子的状况确实很差，心跳只有 33 ，血氧饱和度也很低，情况很危险，医生帮他做了透析。
我状况好一点，医生报上去 4 个名额，只批了 2 个，没法给我做。
当天晚上，老头子做完透析，儿子拨了 120 先把他送回去。我不肯回，求急诊室的医生给我做血透，医生让我等。
我在医院走廊坐了一晚上，没有床，睡不了，也没吃东西，就这样过了一整夜。
隔天是周日，天亮了我再去问，还是不肯给做。我一直等到中午，听人家说仁济东院快要封了，才决定走。
下午 1 点，我从仁济东院出来。那时整个上海都封控了，我打不到车子。
幸好，医院门口刚好有人骑小黄车停了下来。我不会扫码，就去问那个骑车的女士，我能不能给她现金，她别锁这辆车，让我骑这个车回家。她人也蛮好的，问我住在哪，我说住在德州，她说那从仁济骑回家大概要一个半小时，就收了我两块钱。
那时候，我已经一天多没有吃东西了，又没做成血透，身子直发软，好在那辆小黄车很轻，比较好骑。没别的办法，很苦。
到家已经 3 点多了，不只骑了一个半小时。
又等了两天，到 4 月 3 日，我已经 8 天没有透析了。
本来我们做血透一周三次，那会儿一个星期一次都做不上。因为长时间没有透析，我的头皮整个都在发痒，都抓烂了。我有一种濒死的感觉，心跳非常非常快，好像马上要从我的口腔里跳出来似的。
我实在没办法，在互助群里发语音求助，群里志愿者帮我联系到了川沙急救中心，儿子陪我做的血透。我状态实在太差，儿子一个人没法照顾两个人，老头子就没去。
我们抵达川沙急救中心后，外面广场上一直等到晚上 8 点才出核酸报告。我进去透析，儿子在外面等。出门时儿子穿得少，晚上郊区风很大，他冻得格格抖。
过了几天， 4 月 7 日，老头子又是一周没透了，我们两个一起到浦东人民医院做了血透。
从那天起，一直是居委帮忙联系的医院，听说川沙急救中心和浦东人民医院已经能接收我们这些密接的血透病人了。
我们坐的车是街道派的，一辆小面包车，车上还要放轮椅，只能坐五六个人。因为街道还要接别的病人，车子坐不下，儿子不能陪我们去。我一个人带两个人的东西，小被子、水之类的，一直叮嘱老头子，让他争气一些。
老头子也很努力，到医院的时候，我看到医生在那边等了，一开始有点着急，跟他说快点。但他只能慢慢走，走快了就喘，走不动。
到了医院，我们还要现场做核酸，等核酸报告要 6 小时，做血透 4 小时，出去一趟要十几个小时。我全程扶着他，去血透一次就跟万里长征一样。
但总算是做上（血透）了，那是老头子最后一次做血透。
又高又大的人，怎么会瘦成这么一块？
老头子年轻时是运动员，在区校篮球队，身体蛮好的。他原本身高是 1 米 88，后来老了，就缩了些。
4 月 7 日之后，他的状况就很不好了，从早睡到晚，也吃不下东西。我给他冲了藕粉，他不吃；下了细面，特地煮烂了，他也咽不下。
我说，老头子，多少吃一点，要活命，管他什么味道就咽下去。他说咽不下去，咽下去就想吐。
我在他床边放了一个小小的塑料桶，那几天他不停地吐，体重只剩下 57 公斤，简直不像人，又高又大的人怎么会瘦成这么一块？
老头子唯一说想要吃的是橘子。我不会团购，家里没有橘子。后来我就去居民群里求助，看有没有人愿意拿橘子跟我换苹果。
我们小区群挺好的，这个邻居拿两个，那个邻居拿两个，我们家瞬间就有了十来个橘子。
我很感激，也没什么好分享的，就在群里问有没有人要吃酱牛肉和酱菜，都是我封控前囤在家里的，他们要是想吃就上门来拿。
有个邻居拿来了一个大的耙耙柑，我剥了喂给老头子吃，老头子只吃了两瓣，让我放在冰箱里冷藏着。他喜欢吃橘子。
4 月 10 日，晚上快 9 点了，居委来通知我们去做核酸，这样第二天好去曹路（曹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阳光苑分中心）做血透。老头子那时已经睡了，起不来，我就自己去做了。
第二天，我一个人到曹路做血透，要是能早点做完，回去我就要叫急救车带老头子去医院。
那天，我一直在等核酸报告。早上 7 点，街道的车就来接我去曹路了。太阳很晒，我等到下午 3 点半核酸报告都没有出来。后来，人家护士发善心，看当时就剩我们几个人核酸报告还没出来，说给我们先做。
这个血透点是临时的，护士对机器可能也不熟悉，做一会儿机器就叫，只给我做了两个小时的血透。
我到家时大概下午 6 点 20 分，看到老头子躺在床上。
我儿子说，下午他搀着老头子去上厕所，大概过了 20 分钟，就听到厕所里「蹦」一声。儿子立刻冲进去了，看到老头子的头已经往下拽了，口水、眼泪全都冒出来，人就像被抽掉脊梁一样地瘫软下来。
老头子的身上、马桶盖上沾到了很多脏污，我儿子一点点给擦干净，叫我孙子进来，两个人也搬不动他。最后到居委会叫人来，才帮忙把老头子抬到了床上。
儿子说老头子在床上昏睡，我试了一下，已经感觉不到呼吸了。但万一人还有呼吸呢？
晚上是我叫的 120 ，来得很快，到家里，他们用仪器测了老头子的呼吸和心跳，说人已经走了，让我找户口本，家属要跟着到医院开死亡证明。
我那个时候心一下就慌了，怎么也找不到户口本，好一会才想起来，就在平常放的包里。后来，儿子跟着去开死亡证明，我留在家里，帮老头子把身子洗一洗、擦一擦，把外裤什么的穿好。
两天后，火葬场来了两个人，从家里把老头子拉过去，立马就火化了。进火葬场也要 24 小时内的核酸报告，我儿子没有，去不了，什么告别仪式都没有。
4 月 8 日到 4 月 11 日，老头子除了半碗藕粉，就吃了两个小橘子。那个挖了两瓣的耙耙柑，也还放在冰箱里冰着。
4 月 17 日，洪山医院重开，周一和周三，我自己骑自行车去做了两次血透。核酸也提前一天在洪山医院做，一切都正常起来了。
前段时间，我一天到晚担心要去哪里做血透，提心吊胆的。现在每晚还是睡不着，估计还要一段时间才能慢慢恢复。
洪山医院血透室里，更衣箱还是封着的，可能是怕感染。我老头的被子不知道还在不在里面。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翁雪丽和孙明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