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燃气灶按钮向右旋转45度，耳边传来火苗燃起的声音，放上炒锅，待锅热从碗中舀上一勺油倒入锅中，这些炒菜前的准备工序，文清已驾轻就熟。
而就在一个月前，因疫情被隔离在家，由于获取的多为全生食材，文清47年来第一次使用明火做饭。左手食指被锅壁烫出泡，那种钻心的疼，文清至今记忆犹新。
文清和丈夫都是先天性视障，无子女。因为看不见，她们此前从未动过火，平常买一些易加工的成品或半成品食物来吃，用微波炉加热。
同样第一次烧火做饭的，还有79岁的张学军。晚上10点，79岁的张学军还未入睡，前段时间因购药和食材紧缺等问题，张学军开始失眠。糖尿病并发症引发的脑血栓让他行动不畅，他说自己“走起路像在跳舞”，需每天注射胰岛素。
张学军一家是上海浦东人，三口都是视障人士，他和女儿全盲，只有妻子是半全盲。妻子因腰椎骨折几乎瘫痪在床，女儿为后天性视障，从未做过饭。居家隔离前，每天有钟点工来做饭，当钟点工也被隔离后，做饭的任务就落到了张学军头上。79年第一次用火怕吗？张学军无奈地笑了，“不怕，怕有啥用，不做熟咋吃？”
根据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提供的最新数据，上海户籍视力残疾人数10万，其中全盲和半全盲人数约3.5万。
盲人的数字鸿沟
文清的老家在河南驻马店，从当地盲校毕业后，2001年来到上海，在普陀一家盲人按摩店当按摩师。在这里她遇到了同为盲人按摩师的丈夫。
疫情前，二人工作日在按摩店吃饭，周末偶尔拄着盲杖，去附近超市采购，买些熟食或速冻水饺，再用微波炉加热。文清很少去菜市场，却将一些买菜APP用得熟练，“因为看不见，在菜场很难进行挑选，偶尔还会买到坏的，线上买就好一些，都是打包好的。”
文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听”文字，他们也能与健视人一样，使用普通智能手机。只需要下载读屏软件，在点击手机屏幕时，读屏软件会将点击的文字大声朗读出来。
正因为此，疫情暴发后，当抢菜APP和社区团购成为市民获取食物的主要途径后，文清没有心慌。但在参加了一次“抢菜大战”后，文清慌了，“原来现在买菜要拼手速”。等语音朗读完所触区域信息，再点击购买，至少需要3秒，“库存不足”、“网络异常”、“前方拥挤请重试”，即便将读屏软件调至最快语速，她仍然无法抢到菜。
文清发现，部分抢菜APP的无障碍设计不够完善，例如点击“加入购物车”时，读屏软件没有同步朗读，便无法进入下一步，“听不到就抢不到”。在文清看来，不够友好的无障碍设计成为视障者难以抢到菜的重要原因之一。
79岁的张学军则一直使用只能接打电话的老年款手机。然而疫情下，小区组织的社区团购中，需要使用微信接龙和线上支付，仅这两点，就成为张学军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
收音机是张学军获取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这被他称作“通往光明的天窗”。3月22日，张学军所在小区封控，但他未能第一时间获知消息，直到出门买药被阻拦时才得知。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家中的食物只够吃3天，此后15天里，由于不知如何求助，或者该向谁求助，一家人只能吃家中仅剩的一点米，搭配邻居送来的咸菜，尽量省着吃。
徐一宁和12名盲人按摩师，自3月22日被隔离在按摩店至今。徐一宁称，听说封控的消息，当晚店里来了许多熟客，一直忙到夜里12点才结束。由于夜已深，他们并未像往常那样回到宿舍，而是选择在店内留宿。
次日，便接到就地隔离的通知。这期间，徐一宁也曾尝试过抢菜，但遇到了相同的问题。3月25日，按摩店老板送来了面条、大米和油，不过很快就吃完了，后来通过求助残联获得了一些物资。物资有限，他们计划每天只吃两顿，喝粥、清水面，搭配榨菜和萝卜干。徐一宁说，他们并非希望依靠物资救助，但通过软件抢菜的方式，“我们的速度太慢了。”
深圳市信息无障碍研究会专家陈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3月正式实施的新国标《GB/T37668-2019信息技术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法》中，规定了互联网内容无障碍可访问性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据她了解，大多数企业或产品并未严格按照该标准进行优化。
陈澜介绍，由于人类绝大部分信息来源都基于视觉获取，视障人士比其他残障群体更难获取信息，数字时代下，读屏软件成为重要辅助工具。部分APP无障碍优化程度和设计上的问题，导致与读屏软件兼容度不高。若视障人士无法通过听觉获取信息，信息源则会更少，意味着互联网产品将他们排除在外。
陈澜建议更多的软件进行无障碍优化设计。针对已经在优化的APP，进一步提升优化的深度和全面性；对于尚未优化的APP，将视障群体需求纳入考量，设计产品时考虑到视障群体需求，让APP有更多的无障碍意识。
华东师范大学的视障学生蒋政强曾公开呼吁，希望软件开发者能从视障群体角度出发，进一步增强无障碍设计意识。
人生第一次用明火做饭
盲人对于火有着本能的恐惧。大多数视障者，用微波炉和电饭煲加热食物。
“没想到47岁开火做了人生中的第一顿饭。”隔离在家的文清哭笑不得。
平日里，文清和丈夫只买成品或半成品食物。隔离后，通过居委会购买的大部分菜，以及收到的物资包中多为全生食材，这让她不得不开始使用燃气灶。
她发现不但要克服点火的心理恐惧，之后的一系列程序也仿佛层层设关。比如第一次倒油，不晓得倒了多少，也不像倒水那样可以听到清晰的声音，最终炒出一盘油浸青菜。后来她吸取教训，将油倒入碗中，每次用勺子舀一勺。
更为重要的是，所面临的烫伤风险。放调料时，不小心摸到了锅沿，左手食指被烫出水泡，“本来就怕火，这事之后更有阴影了。”文清说。
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所收到的5次物资中，只有两次是熟食。两只熏鸡吃了三顿，“五香的挺好吃，但不敢多吃，其实这就是我们以前一顿的量。”为了吃饱，搭配着土豆，但也尽量选择凉拌，避免开火炒菜。
几天前，收到了一只真空包装的盐水鸭和两盒午餐肉，文清立刻冻进冰箱。这种难得不用开火做的成品食物，她舍不得吃。文清在刷抖音时也曾听说可以找跑腿代购食物，“要是能买点成品食物多好”，但是至少30元的跑腿费让她打了退堂鼓。
视障者按残疾等级分为4级，文清和丈夫都属于一级视障，每月两人共收到重残补助约3000元。家庭开支每月需4000元，隔离在家无法工作，收入断供，和多数视障者一样，文清此前积蓄并不多，面对未知的复工时间，她觉得必须精打细算每一分钱。
徐一宁和12名盲人按摩师依然不敢动火，所幸还能依靠店里唯一一名保洁人员做饭。几年前，徐一宁听说在上海做按摩师工资高，于是从老家来到上海打工。因为按摩店包吃包住，每月收到工资后，她会将大部分钱转给老家的父母，补贴女儿的生活费和学费。隔离后，收入来源就只有每月80元的视障者补贴，由于没有积蓄，找跑腿代购食物对她来说更是奢望。
72岁的孤残老人程芳，对火的恐惧直到这次疫情也没能消除。原先用来做饭的电饭煲，成了她炒菜的锅，“用电安全一点，不好吃就不好吃吧。”靠退休金过日子的程芳不敢找跑腿代购，“自己一个人生活，要省钱。”
“不愿意麻烦别人”
张学军被隔离后面临的首要问题，并非吃饭而是配药。此前，他一般直接去医院取药，没想过要留医院或医生的联系方式。隔离后，他不知该如何联系医生，拨打咨询热线却经常占线。上网搜索信息对于79岁的张学军来说，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文清则表示，读屏软件只能帮她进行最基本的沟通交流，而疫情后网上那些求助链接，她即便接收到了，也无法“听到”，足不出户的隔离生活使得信息获取更为闭塞。
多位受访视障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们不愿意麻烦别人，“盲人不愿意给社会添麻烦，宁可自己节约一点，渡过难关。”
上海锦昌公益服务中心负责人李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视障群体因生活中常遇到种种困境，求助往往难以解决，久而久之，遇到困难首选通过自身克服，自理、自立是他们立足于社会的基本条件，也是必须条件。此外，疫情中他们获取信息渠道闭塞，通过公开渠道求助也收效甚微，因此呈现不知如何求助，也不愿求助的特征。
社会各界伸出了援手。上海市残疾人联合会工作人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截至目前各区残联已排摸到被困上海的非沪籍视障人士共445人。多数为盲人按摩机构从业人员，大多住在按摩机构或单位宿舍内，现已被纳入属地基本生活保供范围，并向盲人按摩机构累计发放620批次必要生活物资。目前，市区两级残联共受理非沪籍视障人士生活物资求助18件。
上海华侨基金会为来自浦东、静安、普陀等地的7个视障群体聚集社区（或盲人推拿馆）的75位视障人士，送去了75份粮食包及193份蔬菜包。
目前，徐一宁所在的按摩店陆续收到了牛奶、方便面、速冻馒头包子等物资，张学军也在居委会帮助下收到了糖尿病药物。
文清打开冰箱，拿出冻了许久的午餐肉罐头，切了4片，准备中午与黄瓜片土豆丝一起炒，这是她的创新菜。她开始学习更多菜式，她要为未来提前做准备。
（应受访者要求，文清、张学军、徐一宁、程芳均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