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是一贯善于躲的。孔夫子说“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苏东坡讲“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虽然都没有付诸实践，但却说明逃这个动作一直埋伏在中国人心中。
真正大逃特逃，逃得凄凄惶惶，轰轰烈烈，逃出一个新天地的文化名人是杜甫。读冯至先生的《杜甫传》，诗人在生命的最后时间，无家可依，只能拖着病躯生活在船上，“从秋到冬，他的小船只是在湘江上漂浮着。”最后死在水上，“广厦千万间”终究只留下了诗里和梦里。
中国人“逃”的基因，至今仍在延续。农民从土地上逃出来，逃到城市的工厂、工地去打工。老病之后城市不再需要，又逃回老家去养老。年轻人也不例外，逃离家乡去上大学，毕业后却发现大城市落不了户、买不起房，于是逃离北上广。回到小地方又发现，适应不了那里的人情世故、闭塞天地，再逃回大城市。直到从青年逃到中年，再无力气做梦，终于决定拣一处相对不坏的地方安家。
找份众人看来稳定的工作，举全家之力买个房，就算是上岸了。上岸的人，都有一种大难不死的庆幸，一直在岸上的人自然会觉得没见过世面。但只要想想，中国人的诗圣一辈子都未能“上岸”，也就不难理解这份心情。
上了岸的中国人，也并不能事事如意顺心，但每每想起上岸之前的那种飘摇不安，就会觉得养了几棵植物的那个小屋还算个可靠的避难所，自己也算是过上了稍有尊严的生活。
了解了这一切，才能明白，为什么那几个野蛮入户消杀的短视频，能击溃那么多人的心理防线。家是中国人的最后一块阵地。公园绿地到处是垃圾，可以不去，小区里有人随地吐痰，可以绕着走，网上又有不公事件发生，可以不看。你总可以安慰自己，我还有个家，我还有几件心爱的衣服，还有一些好书好茶。如果再有几件像样的字画，那就算过上了不仅安稳而且雅致令人羡慕的生活了。那些可能也没那么宝贵的物件，对一个一直在撤退的人来说，却等同于他的身家性命。
中国向来是缺乏公共生活的，除了约吃饭唱歌，我们再不知道约朋友一起做什么。我们将许多的向往与执念，退一步藏在了家里。所以房子不仅是中国人的避难所，也是中国人的市政厅，中国人的教堂。当教堂被糟蹋成猪圈，人的崩溃就难以避免了。
作家高晓声在小说《李顺大造屋》里写了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村，他的梦想是自己有房。李顺大28岁赶上“土改”的东风，分到六亩地，他立志要造三间屋。这个梦想遭到乡亲们的嘲笑，但李顺大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农活中一有空闲，李顺大就去卖糖，回收废品再卖钱。他的儿子长大七岁，不知道糖是什么味，偶尔偷尝一次，还被他娘打屁股，被说败家精，三间屋都要被吃光了。就这样一直忙到1957年，李顺大一家终于买全了够盖三间青砖瓦房的全部建筑材料。但1958年，公社化了。
李顺大的砖头被拿去造炼铁炉，木料被拿去制推土车，最后，剩下的瓦片也上了集体猪舍的屋顶。李顺大肉痛得簌簌流泪，但“想到将来的幸福又感到异常的快慰”。说服李顺大的理论是：“我们的建设完全是为了大家，大家自必全力支持这个建设。那点少得可怜的私有财产算得了什么，把它投入伟大的事业才是光荣的行为。不要有什么顾虑，统统归公使用，这是大家大事，谁也不欺。”
后来，那个“伟大的事业”失败了，李顺大又开始存钱准备造屋，但后来又是十年“艰难探索”……
举李顺大这个虚构的人物，只是想说明中国人对家和房子的执念有多深。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经济奇迹举世瞩目，但经济奇迹的微观动力是什么？不是个人主义，而是家庭主义。“大家”的事业，转变为“小家”的事业，也就是事事顺通了。中国人普遍不注重个人享受，但为了家庭却愿意无限地忍耐、付出。老婆孩子热炕头，几乎具有宗教般的吸引力。农民工在外吃苦一整年，过年回家团聚，过几天囫囵日子，也觉得苦没白吃。
我们现在在抗疫，是抗疫第三年了。我们的政策是动态清零，不是静态清零。动态与静态之间的区别就在于，哪怕增加一点风险，也要为必要的经济社会运转留下空间。
入户消杀真有必要？基本的科学常识告诉我们，病毒离开宿主无法长期存活。人拉走了，房子空着，相当于房子也隔离。人要集中隔离，房子只能居家隔离，但房子又不会串门，居家隔离也无不妥。人在集中隔离的时候，也没有拿着喷雾对人进行反复消杀，但过一段时间也能从阳转阴。而病毒不能寄生繁衍的房子，为什么反而要消杀呢？即便要消杀，有没有全国统一的规范标准？一直讲不能层层加码，可是具体的个人如何抗衡层层加码，可有畅通便捷的求助机制？
如果说有什么最能团结一切中国人的，那就是保卫中国人对家的信仰。如果说有什么最能刺激中国人的，那就是践踏中国人对家的信仰。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家都是爹妈生养的，没人不该懂这个道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