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贾龙（1988年5月22日－），贵州省贵阳市人，前腾讯财经频道编辑，是活跃的推特用户和博客作者，报道过艾未未工作室被强拆的新闻，并关注和报道过赵连海等维权者。
张贾龙曾在网上公布中共中央宣传部的指令，并与美国前国务卿约翰·克里在北京会晤，呼吁美国政府帮助渴望自由的中国人拆除防火长城。2019年8月，刚新婚不久的张贾龙被公安和维稳部门从家里带走，后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1年6个月，于2021年2月11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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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不奢望能在这个所谓的法庭中得到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我坚信总有一天，历史法庭会还我应有的公道。感谢国内外的各位朋友在我遭遇人生最大困境之时，为我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给予温暖鼓励和声援支持。我不是这片土地上唯一受委屈的人，还有许多正在受苦受难的人，希望我们能一起尽力关心他们，让他们能得到更多的帮助。
2019年12月31日，我在贵阳市南明区法院参加庭前会议，本来以为法院很快就会开庭，结果2020年1月中旬，时任美国驻成都总领事林杰伟先生来贵阳访问，案件的开庭时间就开始拖延。1月底开始过年放假加上新冠疫情在武汉开始爆发蔓延，短期内开庭无望，等待的时间过得很慢，每天只能通过电视上的官方新闻喉舌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每天新闻上都在报道全国各地抗疫的内容。
在牢里的时候，本来每个月可以和家人写一次信，以此了解家里和外界发生的事情，疫情之后，南明区看守所被全封闭管理，在押人员也只出不进，书信往来也被关闭，与外界几乎断绝了联系。
2020年3月中旬，法院开始恢复正常工作，看着身边的牢友案件都在向前推进，而我的案件迟迟没有动静。
当时有一位牢友叫田松勇，2019年底，他和同案入室盗窃一块价值3万多元人民币的手表，案发之后，他一名当官的亲戚让他自首，自首可以判轻一点。一开始他的案件都是正常进行的，他也签了检察院的认罪认罚书，检察院量刑建议:刑期2年半至3年半，他有时还会抱怨，为何当官的亲戚不来帮他，让他早日回家，毕竟牢不好坐。他的一审法官也是伊莉，第一次开庭之后一直没有收到判决书，突然那段时间，有一天通知再次开庭，南明区检察院检察官直接重新量刑1年，没几天他收到判决书，刑期1年，牢友们都说他家亲戚的权力大关系硬，能改变刑期，让他少坐2年牢，贵阳的量刑标准大约是盗窃一万元判一年，他盗窃3万多的表，大约会被判3年，他的同案因为有犯罪前科，本来量刑3年半至4年半，结果沾他的光，最后被判1年半。
有一位贩毒牢友的家人花钱找关系只找到法院法官，判决书下来后他很高兴，少判几年意味着可以少坐1000多天的牢。可是几天后他就收到南明区检察院的抗诉书，抗诉书把当事法官和判决书进行彻底否定和批判，他空欢喜一场。
2020年5月12日，燕薪律师来看守所会见我，我才知道5月13日上午九点半将在南明区法院第20法庭开庭。
5月13日上午，7点起床之后，像往常一样把监室的被子整理好，吃早饭-一碗稀饭和一个小馒头，拜疫情所赐，看守所要增加在押人员的抵抗力，所以每天早上发一个小馒头，每周发三个水煮鸡蛋。
9点干部刚点完名，劳动号的人就来监室提人。走出监室铁门，戴上手铐，走向值班室，两位法院法警已经穿好全身防护服在等我。他们带着我走进提讯室最边上的一间房子，这间提讯室被改装成视频开庭的法庭，墙上有一块视频屏幕，屏幕上方挂着国徽。
我们三人坐在狭小的提讯室里，显得有点拥挤，我坐中间，他俩一人坐一边。突然他们想到，领导之前指示他们一会开庭后要给我把手铐从手上取下来，把身上穿着的看守所发的蓝色马甲背心取下来。他们又带我去劳动号拿手铐钥匙打开手铐，并让我将蓝色马甲脱下。
走回提讯室，一会视频屏幕接通，能看见法庭内的情况，除了看到妻子父亲和辩护律师燕薪先生萧云阳先生之外，还看到知名人权律师李贵生先生，想起2010年春天，我读大四最后一个学期，那时我在贵州电视台实习，有一次做节目，栏目领导请李贵生律师来做嘉宾进行法律点评，那是我第一次见到李贵生律师。
审判长伊莉很快以防疫为借口，驱赶李贵生律师离开法庭，拒绝他在法庭内旁听，只允许家人旁听。李贵生律师大声表示1、获得公开开庭是被告人的权利；2、旁听是公民的权利，有身份证即可。3、旁听不需要法官同意；4、不能以疫情为由违法。伊莉叫来法警，李律师被迫离开了法庭，到诉讼服务中心要求办理旁听证时，又被告知疫情期不办旁听证。
当时南明区法院外戒备森严，数以百计的警察便衣等工作人员在法院外执勤。有政治受难者前辈被带去外地旅游(异地隔离管控)，有的被上岗在家，有的在去法院的路上被拦截。到法院现场的有仰华牧师和王宗跃律师，开庭不久他们也被政法系统工作人员要求立即离开法院现场。
当天我的一位亲戚也到法院现场关心我的开庭情况，2021年夏天他博士毕业准备进入高校当老师，结果遇到政审有问题，开始以为是因为他父亲正在监狱坐牢，后来知情人士告知是因为他2020年5月13日上午在南明区法院出现过。
过去几年，随着我被行政拘留被失业被限制出境被抓被判，有的亲朋好友渐渐与我疏远，我能理解他们的选择，毕竟继续和我在一起会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与代价。
开庭之后，公诉人南明区检察官李程和南明区检察院公诉科科长刘涟开始读起诉书，之后辩护律师为我做了精彩的无罪辩护，整个庭审持续了2个多小时。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刘涟在庭上说她认为法院应该对我进行从重打击处理。面对辩护律师义正辞严地辩护，她在庭上开始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一九四九年，以毛泽东主席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各族人民，在经历了长期的艰难曲折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形式的斗争以后，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中国人民掌握了国家的权力，成为国家的主人。”她在庭上还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上拥有180多个邦交国以此证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就和我的推特言论是所谓诋毁党、国家和政府形象的虚假信息。
整个庭审过程中，我内心平静，仿佛在旁听别人的庭审，我在最后自我陈述说:我在推特发表个人观点属于言论自由，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言论自由都是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不是犯罪。
最后陈述结束，审判长伊莉宣布休庭，择日宣判。审判长伊莉同意我和家人可以通过视频简单问候一下，但不能讨论有关案件的内容。从2019年8月12日被抓以来，已经9个月没有见到爸爸，每个月都是爸爸来看守所给我存钱上账，我和爸爸的联系就是每张账单上他的签名。我打算和爸爸简单说几句话，一贯坚强的爸爸眼里含着眼泪就直接走出了法庭，没有回复我，我能看出来他很伤心难过，此时，我变得很难过。最后，我和妻子简单交流问候一下家里的情况，互道彼此珍重，期待我们能早日团聚。
法警把庭审笔录全部打印出来，一共20多页，我每一页都签上名字之后，一审开庭终于结束了。我又回到潮湿狭窄拥挤的牢房里等待判决书。我从不奢望能在这个所谓的法庭中得到公平公正的判决，但我坚信总有一天，历史法庭会还我应有的公道。
被关在看守所里信息非常封闭，几个月之后，我才知道时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摩根·奥塔格斯于开庭前在推特发文关注我。 美国国会成立的监督中国人权和法治状况的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Congressional-Executive Commission on China）也呼吁立即释放我。
感谢国内外的各位朋友在我遭遇人生最大困境之时，为我挺身而出，仗义执言，给予温暖鼓励和声援支持。我不是这片土地上唯一受委屈的人，还有许多正在受苦受难的人，希望我们能一起尽力关心他们，让他们能得到更多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