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2022年第三届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开幕。
席上大腕云集，群贤毕至，有全球的资本偶像雷·达利欧，有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耶鲁大学博士后林毅夫，有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牛津大学经济学博士余永定，当然，还有清华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李稻葵。
李教授在整个会议中讲了很多东西，但引发轩然大波的主要有两个观点：
其一，“假如中国没有做好防疫工作，过去两年会有400万生命的损失。从平均寿命来看，相当于为每一个百姓的平均寿命延长了10天，平均每年5天。”
其二，保经济。“怎么保？能否集中工人，一边生产，一边隔离。”
01
我数学不太好，不过李教授，李博士的算数我看着都觉得有问题。
美国死了100万人，他把美国和中国的人口倍数做了个除法，然后就得到了中国要死400万人的数据。我不知道流行病学家是否能够承认这样的数据。因为两国之间的抗疫模式从一开始就有很大的不同。
我们都知道特朗普当政时期从一开始，就拒绝戴口罩，不鼓励社交隔离，甚至继续大规模聚集。这些情况从来不曾在中国发生，怎么能够做一个如此简单的数字叠加？
退一万步讲，我们就算承认是400万，那么这10天又是怎么算出来的？这几个数字的前提一个比一个不靠谱。
他是哈佛博士，所以他说的就对？
一个国家人均寿命的延长，依靠的是许多方面的共同努力。包括食物的增加、营养的优化、医学的昌明，幸福程度的提升，劳动强度的降低，健康运动的保持……有无数多的元素贡献于这个简单的寿命数据。
因为一个流行病的控制，全民的寿命就得到了增加，李教授侮辱的是中国人的智商，还是侮辱我们国家40多年来筚路蓝缕，无数人贡献了智慧、努力和血泪的市场经济与社会福利事业？
至于一边生产，一边隔离这种言论，也不知道李教授在美丽温柔的新英格兰剑桥的哈佛大学，是怎样的培养皿能够孕育出如此恶毒的精神病毒?
刻薄的自媒体人已经给了李稻葵一个恰如其分的描述：集中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搜索，我就不展开了。
翻阅李稻葵的简历，可谓光彩夺目。他曾经是清华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奖”获得者，央视的年度经济人物，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全球青年领导人，入选中国改革开放海归40年40人榜单。
有人为他辩护说，他是反话正说。
我倒是不这么看。这个论坛上，所有的人都在谈经济发展，谈金融政策，谈绿色经济，甚至谈碳达峰，李稻葵自己也谈保供应链，所以这就是李稻葵真实的认知和认同，与所谓的言论边界，毫无关系。
实际上，类似这种论调已经不是第一次出现。
如近日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李玲得出了一个结论，控制疫情的扩散，减少生命的损失，维持社会正常运转，通过疫情防控，得到的隐形收益，至少67万亿。“这些隐形GDP也给中国人带来了信心，幸福感和安全感。”
后来也有一种说法，这个数字是李玲2020年11月算出来的，不是最新的。她的先生，许定波教授在5月8日的回应中，却再次认同了这个数字，并给予了清晰的解释：“这个数字并不是今天很多人断章取义的GDP的增长，而是中国大陆成功避免全国性的停产所减少的经济损失和避免大规模人口死亡的生命价值之和。”
许教授说，我的直觉是这个数字并不是太离谱。按照这个逻辑，今年的数字应该大得多了。
看了一下许教授的简历，一样金光闪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会计学博士，中欧国际商学院教授。
这些精英，这些简历都闪闪发光的知识分子，都怎么回事？
在这样一场信息极度混乱的年代中，一再地违背常识，发表违背专业知识的言论，是出于怎样的心灵？
知识分子，守住良心与职责，真的有那么难吗？
02
流亡于美国的巴勒斯坦人爱德华·萨义德是最著名的“异议分子”之一，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他的家乡巴勒斯坦都是。
他几乎是所有地方的敌人。他的成名作，是抨击西方中心主义的《东方学》，并且他是坚定的巴勒斯坦建国主义者。
然而，他首先抨击的对象是他的家乡巴勒斯坦。领导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那些人，贪婪、腐败、充满恶意和怀疑主义。
其次，他抨击以色列，他们残暴、血腥而好战。
然后，是他寄居的美国，虚伪、偏颇而毫无诚意。
萨义德是所有人厌恶的存在，因为他只尊重事实，只尊重自己的内心。
对于纷繁复杂的中东事务，中国人也许并不、也没有足够的知识进行判断和关心。但是萨义德一本极其短小的著作——《知识分子论》，却可以成为映照中国知识分子良心与心灵的照妖镜。
他在开篇就问道：“知识分子究竟为数众多，或只是一群极少数的精英？”
他其实最终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在他看来，所谓的知识分子，最重要的并不是数量，而是知识分子的本质属性。
“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腔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做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
这大约和我们所认知的知识分子定义有很大的差异。在我们中国大众的眼中，那些受过优秀的，包括耶鲁、哈佛等等这些名校教育的、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专门知识的人，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
但是萨义德要告知我们的是，知识分子并不是用来称谓一种职业，或者是一门专业的名词，而是一个人的精神状态，和他的社会责任意识。
这种精神状态和社会责任，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话说，叫作知识分子的良心和职责。
03
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并没有知识分子这样的一个称谓，而只有“士人”，甚至更窄，士大夫。
士大夫是官僚。但并不是所有中国的“知识分子”，都从属于官僚体系。士大夫和士人的身份经常是转换的。这种人在明末之后尤其显得突出。张岱、王夫之、顾炎武，起初都是士大夫，后来都变成了没有官僚身份的士人。
但是无论是士大夫还是士人，他们都常常有一种被人称道的精神力量。
林则徐写过一句诗：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史官传统。在《春秋左传》里有一则故事，齐国的权臣崔抒杀死了和自己妻子通奸的国王齐庄王。当时的史官太史记载：崔抒弑其君。
一个人做了坏事，被写到历史里，是很难看的。所以崔抒很生气，后果很严重。他把太史杀了。然后把他弟弟太史仲叫来。太史仲写了同样的五个字。崔抒又杀。又叫了下一个弟弟，太史叔，还是这五个字。又杀，再叫，太史季。还是这五个字。
崔抒手软了，放走了太史季。他刚刚走到门口，另外一个史官南史氏迎头就撞到了。他以为崔抒还要杀太史季，准备来当下一个被杀的人。
尊重事实是知识分子最基本的操守。事实是知识分子能给一个国家最大的福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方决意占领中国，并且把它改造成日本的一个部分。他们委托日本京都大学的史学大师宫崎市定做一个研究：研究雍正。他们希望宫崎市定得出一个结论，如果中国人能够屈从于满清异族的统治，那么也就能够屈从于另外一个外来民族——大和民族的统治。
宫崎市定交了稿。他得出的结论是：满清的统治者后来都被中华民族同化了。试图征服中华民族的种族，最后都会被中华民族强大文化基因所同化。
军方勃然大怒，但他们知道，**作为知识分子的宫崎市定，给出的是一个真实的结论。**
如果日本军国主义接受了宫崎市定的劝告，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也许要比原子弹摧毁了广岛和长崎的代价，小得多。
04
陈寅恪先生的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这大约是中国知识分子概括自己这个群体最好的表达。
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有更加现代化的表达。他认为知识分子应当是一个社会永远的边缘人，既不屈从与权势，也不讨好于大众。
因为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地保有自己，发出真实的声音。
至于李稻葵、李玲、许定波，在这个意义上，当他们发出这些言论的时候，他们统统都失去了作为知识分子的资格。
因为无论按照西方的知识分子的定义，还是按照中国人的士人传统，他们的行为都背叛了知识人的基本行为准则。
他们不过是一群缺乏良心与职责的随波逐流者，以及钱理群老师所定义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发表那些言论的目标，都不过是以这些言论，来换取属于他们自己的更大的安全、利益和上升通道。
与国家利益无关，与人民幸福无关，与公众安全无关，只与自己有关。他们连古代人都不如。古代人害怕史家把自己写到历史里去，他们不怕。
萨义德的一个发问极其沉重，发人深省。“知识分子如何向权威发言：是作为专业性的恳求者，还是作为不受奖赏的、业余的良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