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病毒爆发已两年半，封过武汉，静过上海，城市里的消息要么传得很快，要么传着传着就没了。但在中国更广阔的农村，只是偶尔传来一些模糊不清的声音。
我们来到南方一个偏僻的小镇，跟B村的驻村第一书记、C村的组长、D村的网格员见了面。如果你想了解中国农村的疫情防控和乡村振兴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也请你在最后看一看两个A镇的村民有何反馈。
欢迎来到A镇。
A镇
在A镇，你最先看到的是一座铁塔。铁塔非常高，灰色钢体结构，我无法准确测量它的高度，只知道它比高铁的高架桥还要高出一大截。有天我走近看这座铁塔。它建立在杂草和藤蔓之上，不远处有一条暗渠。我抬起头，塔顶有一个会定时旋转的摄像头，底端连接着低矮的机房，没有具体用途的标识。
这座铁塔究竟是做什么的？我猜想它也许只是一座电信塔，或者是电网的塔。
这是2022年5月，我刚到A镇没多久。但不管是在田野上，还是公路边，我都能看见这座铁塔。
A镇是中国南方一个偏僻的地方。这里时常下雨，空气湿润且闷热。它的东边是湛蓝的海，海岸有粗砺的黑色礁石，木麻黄组成的防风林被海风吹成倾斜的形状。西边，连绵的矮山将田野划分成一个又一个隔间。街边种着高耸的椰子树和槟榔树。山区和更偏僻的地方则有大片铁灰色的菠萝田。一条浑黄的河流穿过小镇，还有一座高架桥，每隔一刻钟就会有一趟高铁呼啸而过。
大约有两万人生活在A镇的18个村子里。当地人大多皮肤黝黑，穿朴素的T恤和短裤，开电瓶车匆匆穿行。除了外出务工和打鱼，他们依靠种植槟榔、菠萝、胡椒为营生。
镇上是最热闹的地方。如果你想买菜，见人，吃点儿好的，拿快递，那必须到镇上去。房屋和商店都围绕着一条主要干道修建，那是一些两三层楼高的低矮平房。鹅黄、天蓝或是淡绿色的外墙装潢，有海风侵蚀的痕迹。商铺门类繁多，酸粉铺，烧腊店，益禾堂奶茶店，台球厅，南洋风味咖啡馆，还有四家快递站点。街边的树粗壮且高大，树干上密布某种寄生叶片。树下，常有女人推着卖青色生槟榔的小车。
这里没有海滨城市常有的旅游业，也没有成型的工业，只有一家槟榔加工厂。但即使在这样偏僻的地方，你依然能感觉到一些微小的变化。
我常常去A镇的菜市场买菜。镇上只有一个菜市场，如果想买到新鲜的猪肉，我得在上午十点前赶到那儿。牛肉更是罕见的物品，我从没买到过。不过不管买什么菜，我都得先经过菜市场的门口。那里有一张贴了健康码的桌子，还有一名保安。他是个中年男人，总是懒洋洋地躺在座椅上，像是发困，或是看手机。他似乎不太注意来往的行人。这里没人戴口罩，我可以放心大胆从他面前走过去。
有一天，菜市场门口又来了一名保安。也许他们接到了新指令。总之，先前那名保安像变了个人，变得很警惕。他拦住我：等等！所有人都要扫桌上贴的地点码！戴好口罩！他的背后是一个水果摊，苍蝇正在乱飞。
与保安一同到来的，还有商店门口的告示。
“各经营户，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反馈我镇地点码扫码率过低，存在各店扫码执行不严的问题，特要求如下：
一、各经营者除了落实常态疫情防控政策，务必提醒店消费者一定要扫地点码，提高扫码率。
二、如果显示红码或黄码，要即时管控，报告市指挥部（xxxx-xxxxxxxx）。
三、对不落实上述措施的经营者，市场监督部门将其移送执法局直至责令停业的处罚！”
没有人扫码。我怀疑在数据库那头看来，这里就像没有人活动，像一座鬼城。但似乎除了菜市场门口的保安，很少有人把这当回事。奶茶店老板，粉店老板，水果摊老板，没有人让我扫码。
几天后我见到了一位村民。她接到通知说，他们村在全镇扫码率中排名垫底，也就是倒数中的倒数。为此，村上下达指令，要求他们村的一些人每人每天都要负责10人次扫码的工作任务。
“哎呀，这都是搞假！”她说。“镇上想要更多数字，这样他们才高兴，那我们多做点就是了。”
B村第一书记
我来到A镇的第一天，就看见一些醒目的招牌。首先，每个村子的入口都有一个像警告的蓝色牌子，上面贴着一张红纸，写着黑字：“疫情防控期间，非本村人员勿进村！”而在我居住的村庄入口——暂时称它为B村，在一片茂密的合果芋中还隐藏着八个红色的招牌，每个招牌上只有一个字：“实 施 乡 村 振 兴 战 略”。竖立招牌的时间也许过去了很久，“兴”字只剩下了三个点。
B村距离镇上大约五分钟车程。这个村子不大不小，约两千人口。如果你想了解B村的乡村振兴，得找人聊聊。我想到的第一个人是村支书。
之前我见过村支书一次。那时我刚到B村，我接到通知说，外来者都要去村委会报备。B村的村委会挨着一条河，是一座建在路口的平房，门口放着两张课桌。村支书在门口等我。她是一个谨慎的中年女人，扎着马尾。
我们上到二层村委会办公室，分别坐在一张长桌的对面。村支书拉了一下鼻尖上的口罩。她叮嘱我戴好口罩。我也拉了一下口罩。她说现在防疫还是很紧张，B村就设置了14个防疫的卡点。也就是说，别想逃过这些卡点。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随后她说，由于我刚从外地过来，她决定要与我保持距离，最好过十四天再见面。不过，她可以推荐我去见B村的第一书记陈昆。
后来我在镇上的卫生院门口见到了陈昆。马路对面，他朝我招手。他很干瘦，留着寸头，一身干部的打扮，身穿灰色短袖，黑色西裤，棕色皮鞋。他很热情，要与我握手。等他看到我手里提着的西瓜，神情又变得有些严肃。这可搞不得，他说，就好像这个西瓜是某种极为危险的物品。
我跟着陈昆进入卫生院的一栋办公楼，上到二楼的一个房间。屋子不大，有两个文件柜（里面装着许多卫生医疗系统的文件），一张桌子，一台联想台式电脑，一台打印机。他说他每周会去村委会的办公室待两天，但作为第一书记，这才是他的办公室，他独自使用。
我问他在这个村子待了多少年。
“我们是驻村书记，懂不懂驻村？”他说。
他的全称是驻村第一书记。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部分，2019年，A镇所在的省份开始选拔乡村振兴工作队和驻村书记到农村，任期均为两年。
陈昆40岁，当过兵，退伍后去卫校读书，转入卫生系统，在市卫健委工作，2021年6月才被委派到B村。对于原有的村委会来说，这像是一个空降的职位。陈昆说，他除了要监督原村委会，还得全面参与村子里的工作。
三个小时的聊天后我得知，这一年来，陈昆在B村主要做了三件事：摸排数据，防疫，搞厕所革命。
他打开那台联想电脑，电脑很卡，桌面上密密麻麻遍布着表格，像是一个数据库。一年来，他总是在想方设法调查清楚农民的情况。收集这些数据也是上头的指令。每当收到任务，他会召集村委会和下头的小组长开会，再由组长再召集村民调查。
他打开第一张表格：
《槟榔种植情况排查》
3月X日，入户调查槟郎种植情况，B村共30X户种植槟郎。
序号、市县乡、行政村、自然村、户主姓名、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户属性（是否脱贫户？是否监测户？是否一般户？）、家庭基本情况（家庭总人口、家庭劳动人口）、种植情况（种植面积？种植株数？挂果株数？）
他选中表格的一栏：
某居民，种植22亩槟郎，共4400棵，实际挂果面积1500棵。
陈昆说，这是由于近年来的黄虫病害，当地村民今年都损失了一半槟榔。某种从东南亚飞来的虫子，将槟榔心蛀空，槟榔的叶子随后发黄，叶子枯萎。政府和农民对这样的小黄虫束手无措。农民自行打药，效果仍然不好，只能眼看着槟榔被蛀空。今年槟榔的价格上涨得很夸张。
他接着打开更多的Excel表格：
《胡椒种植情况排查》
《水稻种植情况排查》
《低洼危房排查》
《乡村道路统计》
《务工排查》
《脱贫户和监测对象排查》
《吸毒人员排查》
《低洼房屋排查》
《三无船舶排查》
（“假如说你家有船，要问你去哪里买的，什么船号，正常也要排查，不正常也要排查。”他说。）
《高铁沿线两侧500米以内种植情况排查》
（有一个村民在高铁附近种了四百多棵槟榔，后来全砍了。据说闹得不太愉快，陈昆对此不愿多谈。）
这些表格中都有一个醒目的词语：“监测对象”。我问他这指的是谁，他说，由于村子已经脱贫，现在，他们的任务主要是防止村民返贫。如果有村民生了一场大病，住院消费过高，医院就会把信息传给当地村委会。可能会给他们买补充保险，也可能会有别的做法，总之要纳入某种监测中。
这些表格有很多数字。调查的详细程度令人吃惊。
然后是防疫的数据。从2021年11月26日开始，他一共登记了663个疫情管控的返乡人员数据。这些数据从哪儿来？用他的话来说，层层抓，拿到电话号码，健康码，行程码，疫苗接种情况，核酸检测情况，一一提供。如果不提供，不配合，慢慢教育。再不配合，再啰嗦，就叫公安机关接手。
几天前，他们通过组长查到一个从上海务工回来的人。陈昆去他家门口贴了封条，车也封了，拍下了照片，上传提交。他说这是不得已的手段。“真的不好意思去封人家，那种做法。”
他把防疫政策打印出来，贴在村委会办公室的绿色玻璃窗上。那面窗户快被贴满了。防疫的政策每天都在变动，他担心仅凭记忆无法准确做出决策。
最后是厕所革命。
他又打开电脑桌面上的一个文件夹，里面有很多村民家厕所的照片。
这项任务似乎是希望能将村民的粪便管理起来。简单来说，就是将村民家的厕所重新装修，安装一个三级化粪池。这个化粪池听上去很复杂：最完美的情况是，先拉大便，再是过滤，最终发酵成为化肥。这个化粪池的要求相当多，容积，底部是否硬化，抽粪口是否高于地面等等，最后修建成一个完全标准化的粪池。
安装新化粪池的村民将收到1350元的补贴。每个村子每年都有安装新化粪池的指标。B村去年有五十多个。为了完成这个指标，陈昆不得不去说服村民，新化粪池会给他们带来什么样的好处。
我看到了一些这两年来修建的厕所。它们的确看上去很新，很符合我们对美丽乡村的想象。洁白的墙壁，马桶，还有掩藏在地下的功能完备的化粪池。
接着我看到了一张图。
“农村厕所改造户
户名：XXX
改厕方式：新建
化粪池类型：注塑，三格
编号：XXXXXX
落款：XX省农村厕所革命推进工作小组委员会”
这是一块蓝色牌子，写着编号，象征着某种身份和管理的牌子。平常我们会在街道上看见它。不过现在，这块牌子挂在村民家中厕所的墙壁上。
陈昆说，这一年来他每天都很忙，忙着排查，忙着收集数据，忙着防疫，忙着给村里批宅基地住房修建。他知道有人将驻村这件事当作职场上的跳板。不过他觉得这都得看命。
他将所有的政策以及文件中提及他的表彰都打印下来，放在办公室的文件夹里。他对未来并没有太多期待，能做的就是将他的经历印出来，保管好。
C村组长
正如你所见到的，一个村子通常有一两千人。单靠一个驻村书记和一个村委会，那些通知和政策是怎么传达到村民个人身上的？
一个关键的人物是组长。按照陈昆的说法，组长也许是乡村管理体系里最重要的一个环节，负责承接驻村书记、村支书和村委会的指令，再传达给村民。
一个村通常分为十来个小组。见到陈昆后，我很想找一位组长聊一聊。
有天我在村里和一位老年人聊天。她叫王曙光，留着短发，穿墨绿色短袖，脸上有些皱纹。她正好回祖宅喂鸡，打扫卫生。她62岁，出生于B村，结婚后搬去另一个村子，离B村大约十分钟车程。
在王曙光看来，驻村第一书记始终是一个外来者。这个外来者手上又掌握着很多资源和权力。她并不关心那些宏大的政策和话语。和许多中国人一样，她在意的是驻村书记能否为村子带来一些实用性的改变。比如她常年会为农田附近的水沟拥堵去反应情况，之前那位驻村书记不太搭理她。去年来的一位驻村书记，人不错，当天就派人把水沟疏通了。
她说她就是一名组长。她管理的组大约有两百个村民。组长没有编制，大多由熟悉村里的老年人担当。每月她会收到三百元的补贴。
我和王曙光约好隔天在她家中见面。她所在的村子同样属于A镇，位于国道附近，在一条铺满稻子的土路尽头（现在正是收获早稻的时候）。她家中堆了一些肥料，一台刚买的卡拉OK机，还有一些菠萝。坐下后，我看见她的家门口有一个醒目的摄像头，她说那是两年前中国电信来家中装的，不过这个监控对她用处不大，她更多时间都待在镇上的店里。
和监控一起到来的是新冠疫情。此前她大多在镇上生活，疫情发生后，她回到村子里，起初是为了方便带孙子。2020年春节前，村委会决定要进行封控（像建立一道防御的城墙），她领到一条警戒线，一个警示牌，一个体温计。她的小组设置了三个卡点，一个卡点要安排两个人，一天三轮值班，去暂停那些来往的车辆和人们，检查他们的体温。她必须在带孙子和值班中间找到平衡点。有时轮到她晚上值班，她想和其他人换一换。后来看到有些很老的老人晚上都去值班。她想，那我还怎么能谈条件呢？
谁也没有想到疫情防控会逐渐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现在，组里外出打工的村民回来前，会主动给王曙光打电话，她随后会在村委会的群里上报。清明节，有一家人想回来扫墓，问她能否回来。她劝他们缓缓，那时这个省份有几个感染者，眼下谁也说不准。那家人问她，能否夜里回来，第二天早上拜完祖宗立马开车走。她说她无法做主。最后那家人没有回来。
她认为疫情防控政策有它的合理之处。现在，他们村的丧葬嫁娶都不再办大礼。原来大礼都办五十桌，现在最多十来桌，或者分时间段来进行。村民还是对新冠病毒充满担忧。有些村民和她说，万一得了新冠，有后遗症怎么办？会不会传给亲人还有子孙后代呢？就像老人总说的麻风病，以前得了麻风病就会被活埋。
“所以人性是这样的，他哪里顾得上你的命呢？他只怕你传染给他，害到他的命了。”她说。
在我们聊天时，不断有村民进入王曙光的家中。王曙光招呼他们坐下，给他们泡好一壶本地产的黑咖啡，切西瓜，端上一盘蒸紫薯。她是那种擅长和人打交道的人，人缘广泛，消息灵通。她的家就像是一个交换信息的场所。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她才能在组长这个位置上游刃有余。比如，有一项防疫政策一直难以在村中推行：给60岁以上的老人打新冠疫苗。她的小组有三十多个60岁以上的老人，疫苗要接种三针。老人们似乎对疫苗充满戒备，连子女的劝说都不管用。
“所以，他们得喜欢你，才会听你的话。”她自豪地说。
过去一年，她带着这三十多个老人跑镇医院，每一次她都会叫一辆风采车（当地一种三轮车）或是小汽车接送，从冬天一直陪到夏天。她似乎很热心干这些事。
现在，王曙光看了一眼手机，村委会的微信群里又来了新通知。
她给我看微信界面，村委会的群，小组长的群，屏幕上有五六个群都与村里相关。同时，每个群都有很多很多的通知：
“第XX期乡村振兴电视夜校节目，5月9日，经济频道。请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教学点管理员认真组织参与学员观看学习。”
“镇里反馈我村三名人员因住院花销较大导致系统预警（符合纳入监测户条件），请各位村干部了解一下这三人的家庭情况。”
“各位村长，明天上午市里会安排抽粪车来我村委会，如有村民需要抽化粪池的可以联系我，抽一次25元。多谢合作。”
“根据市里文件精神，请各村村民小组长统计畜禽存栏量“
“各组长请通知回村人员来村委会测试第二次抗原检测。”
“小卖部要求要粘贴地址码，望周知。”
王曙光看上去仍然对如何使用手机感到生疏，也不知道怎么添加微信好友。但群里有新通知时，她已经学会回复一个点赞或是微笑的表情。
D村网格员
驻村第一书记和组长都提到了一个有些神秘的群体：村子里的网格员。
那看似是另外一条完全平行的分支。驻村书记说，去年市里统一招聘了一批网格员。该市有四百来个网格，每500户或1000人为一个网格区。一个网格区配备一个网格员。在A镇，一个村配一个网格员，其中一位网格员兼任A镇的网格长。网格员归镇里直接管辖。
最近，A镇正在推行另一项政策：禁止燃烧秸秆。
我在村里看见许多推行这条政策的痕迹。比如田野上数量众多的大红色横幅和宣传牌。横幅挂在电线杆或是树桩上，用黄字写着一条标语：“禁止燃烧秸秆，落叶，杂物垃圾，违者依法顶格处以两千元罚款！”有天我还看到一辆白色的皮卡车停靠在路边，两个男人正倚靠着车抽烟。皮卡的后车厢挂着一个醒目的喇叭。一个极为响亮的女声一遍又一遍地说：
“农民朋友们，为了我们和后代的身体健康，我们需要坚决抵制秸秆燃烧！”
不过这似乎还不够。在当地的新闻中，有村民私下烧秸秆被罚款2000元。新闻中配了一张照片，那是网格员和他抓住的村民。村民的脸上被打了码，手上举着一张纸，也许是处罚单，或者是检讨。网格员才是这项政策真正的执行者。
王曙光为我介绍了白勇。（正如之前所提到的，王曙光是一名人缘广泛的组长。）白勇是一名网格员。
我在镇上的一家咖啡馆见到了白勇。当地人似乎很爱来这家咖啡馆聊天。咖啡馆有两层，一层露天，二层密闭。我们见面时是上午十一点，空气闷热，风扇呼呼地吹。我们坐在一层的一张方桌。
白勇42岁，留着一头短发，穿着黑色短袖和迷彩裤。他爱抽烟，牙齿很黄，但看上去很年轻，大约三十岁出头。他已经有两个孩子，曾经当过武警。2022年1月，他通过网上的招聘当上村里的网格员，和市里的社会综合治理中心签了五年的合同。
这半年以来，他每天都要骑着摩托车去村里巡查，从上午八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四十到五点半。他的职责很宽泛，要找出那些没有报建的房子，那些正在盗采河砂和盗采林木的人。村民如果有纠纷，组长有时也会上报给网格员，网格员再上报给镇里。
他还做了三件重要的事情：防疫，让村民安装反诈APP，禁止燃烧秸秆。
“你们怎么发现那些烧秸秆的村民？”我说。如果有一个人站在田野中燃烧秸秆，网格员怎么能够像媒体报道的那样，第一时间发现那个人？
“铁塔上面有定位。”他说。
“铁塔是什么？”
“铁塔监控，现在每个乡镇都有，尤其是在那些稻田比较集中的地方。”他说，A镇就有四五个铁塔。
在他的描述中，流程大致是这样的：
铁塔自动监控周围3公里的区域，24小时运作。
比如一个人刚刚割完稻谷，把稻草剁在一起点燃。再比如一个人只是在家中做饭，用灶台点了火。又或者是一个人正在家后面的空地上烧垃圾。烟雾升起来。铁塔的摄像头获得感应，拍下视频。
铁塔的视频上传至市里的指挥中心，再通过某个App推送给镇上的网格长。网格长查看视频，根据报警方位，推送给相应的网格员。
网格员会收到这样的信息：“东环168公里发现烟雾，报警时间，7点，一个位置。”
最初，铁塔拍下的位置并不那么准确，具体在哪儿需要靠网格员来辨别。他们会用背后的山，河流，某片椰子树林或槟榔树林作为依据。后来铁塔监控升级，能够辨别精确的方位。网格员们必须在三小时内核销报警消息，但他们通常十分钟内就会赶到。白勇说，他现在对村里的每个角落都很熟悉。
最近这两三个月，他都没接到要处理秸秆燃烧的通知。也许村民都怕了。他说禁止燃烧秸秆的政策两年前开始推行，那时候没什么手段，只靠村干部和村民宣传，更关注那种大面积的烧山。直到最近才开始关注起小面积的焚烧，铁塔也是2021年建的。当地政府的一则招标信息显示，一座铁塔的中标金额约为700万。
我问他，离我们最近的铁塔在哪里。
大概在三公里外，在镇上的桥头。上桥前有一条往左边的水泥路，一直往下坡走，快到高铁高架桥那里。
“你一定可以看见的，那是一座很高的铁塔。”他说。
见面结束后，我按照他说的路线走到那个铁塔前。
原来我曾经看见过它许多次。我从来没想过它是用来做什么的。它太高了。在我居住的村子，我似乎在每个角落都能看见它。
我的朋友形容它为一面镜子。你能看见它，它才能看见你。
A镇村民
村民一：男，39岁，无业在家，日常靠打零工为生。他离了婚，和正在读初中的女儿一起居住。
他是王曙光的邻居。他家是一座平房，被竹林、菠萝蜜和木瓜树包围。院子里晒着他和女儿的衣服，墙角有一个废弃的石磨。
院子外，还有一个响应国家号召修建的化粪池。2020年，村委会请来的挖机开到了他的家中。他觉得反正不用出钱，就同意安装了。有一个工作人员过来，又拍照又填表，然后在土坑里埋进三个桶。工作人员在每个桶里都放了很深的水，又是拍照。
但现在，这个化粪池已经荒废。它隐藏在一片落叶中，盖住它的石板覆盖着湿润的苔藓。他挑起石板，底下有三个干涸的水桶。之前粪水漫溢出来，让四周弥漫着一股臭味。他记得，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要上报，要请人来抽，但要掏25元。村里从来没有人上报，也没有人来管这些粪便了。他觉得很麻烦，干脆安装回了老的化粪池。
那块象征着厕所革命的牌子还挂在他家厕所的墙壁上——“农村厕所改造户”。
疫情影响，零工不好做。他在村里四处帮忙。前阵子镇上有老人去世，碰上疫情，没有摆酒席，也无法在镇上烧香，送葬的丧葬乐队在另一个城市也过不来，老人冷冷清清地走了。尸体停了一夜，隔天，他和村里的几个男人就抬棺上山，中途吃的是快餐店打包的盒饭。
他知道燃烧秸秆要罚款。他在村里的微信群看到了新闻。
不过，他没有听说过驻村第一书记，也没有听说过网格员和铁塔。
村民二：男，57岁。他家里有五口人。他和妻子、八十岁的母亲，还有在城市里开汽修店的儿子和儿媳。
他家中有很多客人。为了方便，他与我又约在了镇上的咖啡馆。这次我们坐在了二层。他和王曙光坐在一起，我坐对面。这是午后，咖啡馆里人不多，二层只有我们一桌人，还有一些在窗边聚集的蚂蚁。
他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老一些，头发花白，脸上有深深的皱纹，还有一双浑浊的眼睛。他上午刚种完地。
他一直靠种地为生。灾害频发，他必须随时作出最准确的决策。最开始他种了25亩槟榔树，后来黄虫吃空了他的槟榔树。他把槟榔砍了，改种菠萝，又碰到虫害。没被影响的那些菠萝，碰上价格不好的年份，8毛5一斤，除去肥料人工费，一年挣一两万元。
2021年秋天，他决定转型，改种20亩龙眼，5亩山柚。谁知道2022年正是菠萝涨价的时候。果农相互聊天，都说今年谁种菠萝和荔枝谁赚钱，他们推测，荔枝贵的原因是中国不进口越南的了，菠萝贵则是因为大陆不进口台湾的了。总之，在他们看来，受到外贸影响，这里的菠萝和荔枝很走俏。
他觉得自己最正确的投资是十年前种了几百颗花梨树。花梨树是高档木家具的原材料。现在长了十年，快碗口那么粗了，再过二十年就能卖。这是他打算留给孩子们的财产。他担心人偷，就把花梨树围绕着家门口种。
然后，他转向王曙光，说了一些本地话。
王曙光使了一个眼神。“你可以对她说这些。”
他又看向我，“我要讲一个事，就是最近不准烧秸秆的事儿。”
因为禁止燃烧秸秆的政策，他必须请人将那些秸秆挑到镇里统一回收的地方。人工费又要多两三百元。再加上播种，插秧，收割，一亩地的成本大约为1500元。今年他种的水稻被连绵的大雨淹了，稻穗发黑，只卖了1290元，算下来是亏本的生意。他一共有三亩水稻，他要放弃两亩，只种一亩，够自己吃就行。他说农民的生活总是很艰难，眼下只会更难。
“国家要补钱，但并不会补到我们身上。”他接着说。
为了更好描述他要说的事情，他拿过我的本子和笔，画出了一个方框，象征着一块农田。然后他画了许多垂直的线条。意思是，原本收获水稻后，田地里通常会留下一茬矮矮的秸秆。农民们通常会使用拖拉机将它们压平，需要来回压，至少三次才能平整。最近犁田也要集体操作了。他听说村委会收到犁田的补贴，一亩120元。
他重新在纸张上画了一个方框，然后画出了很多凌乱的点。
“但你看，现在却成了这样。”他说。昨天他在农田旁边看那辆被补贴的拖拉机。那辆拖拉机漏犁了许多地方，这里压一下，那里压一下，中间就不压。
他不明白。为什么不能把钱直接拨给农民个人呢？国家是拨了钱，却拨不到下面，就好像是有能力却做不好。
只有两项补贴是直接打在了农民的卡上：种子钱，一亩补贴240元；还有60岁以上老人的养老钱，每月220元。
政策很多，总是在变。他说之前收到保护环境的指令后，镇里自行加码，不许村民养鸡养鸭，猪也不能，一旦养殖就要拘留。村民家中的猪栏都会被挖机铲掉。后来政策又变了，鸡鸭鹅和猪又回到了它们的圈里。他们只能随着波浪起伏，适应政策。
最后，我问他知不知道铁塔。
那是什么？他说。
就是为了监控秸秆燃烧的塔。
“有些看到的事该管就管，不该管的不要管。现在好像少管比多管好，少看见比多看见好。还是过生活，实实在在。”他说。他不关心这些，他会配合一切政策，遵守规矩，他不会去犯低级的错误。
应采访对象要求，陈昆、王曙光、白勇皆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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