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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中文互联网上有关“河南村镇银行储户健康码转红”的相关爆料数不胜数。6月14日，包括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官媒在内的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
这一事件的缘由为，自四月中旬至今，河南四家村镇银行的40万储户集中遭遇“提现难”问题，无法取出自己在这些银行的存款。之后，许多来自河南省外的储户发现无法在居住地取款后，前往河南当地取款和维权。
然而，这些奔赴河南的储户发现，一旦他们落地河南，自己的健康码就会由绿转红，人身自由也随之被限制。更有甚者，一些尚未前往河南的储户竟然也会被“远程赋红码”。
此事在中国互联网上持续发酵，不少人担心：健康码是否将成为当代“良民证”？
本期节目，我们关注作为“良民证”的健康码，在中国社会中被不断扩大的应用。
一、 什么是“良民证”？
“良民证”一词来源于中国抗日战争时期；当时，为了控制反日活动并加强人口管理，日军发放良民证给普通民众，用于证明他们对大日本帝国的效忠。
事实上，早在两年前，就有网民质疑“健康码”的常态化存在，会助长“云暴政”。
当时，著名杂志《时尚芭莎》因发布一条调侃“健康码”是“良民证”的微博，遭到官方痛批，最后被迫为此事道歉。
在道歉中，《时尚芭莎》表示，其编辑团队“始终谨记爱国爱党的精神，日后也将继续提高内部历史政治知识的教育”。
二、河南村镇银行提款难与想红就红、想绿就绿的健康码
据网友爆料，在6月14日的新闻报道了河南村镇银行储户莫名被红码事件后，当天晚上，就有储户接到有关部门的电话：
第二天，凤凰新闻也对一位储户进行了采访。该储户说，当他主动要求回家后，工作人员便表示能立即将他的健康码变绿，而且不需要进行核酸检测。
针对这一事件，作者@德不罗意 在其微信公众号文章《这不是一个红码，这是一座监狱》中分析说：
在事情冲上热搜后，郑州12345给出的回复是：大数据出了问题。
什么样的“大数据问题”，能够如此精准地让储户绿码“变红”？
什么样的“大数据问题”，能够如此巧合地让维权者无法维权？
相反，这不是大数据出了问题，反而证明了这大数据太精准。
6月15日，《财新》杂志发表了一篇对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的采访文章。在采访中，劳东燕表示：河南强赋红码涉嫌严重违法。具体来说， “这些做法涉嫌违反《传染病防治法》第六十六条、《个人信息保护法》第三十四条，相关公职人员涉嫌涉及《刑法》中的滥用职权罪。”
在事件持续发酵后，6月22日，河南郑州市纪委监委终于通报了“部分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一事的调查问责情况。
通报称，此次事件中一共有1317名村镇银行储户被赋红码；有五位公职人员最终被处分，其中最高级别的领导“郑州市委政法委常务副书记、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部社会管控指导部部长”冯献彬遭党政撤职处分；另外四人受到不同程度的警告、记过处分。该事件被官方定性为“擅自赋红码”、“乱作为”。
整份通报除了一系列内部处分之外，并未提及是否存在违法犯罪行为，也没有追究相关责任。讽刺地是，在这之前，许多普通民众也曾尝试修改自己的健康码，但最后都面临行政甚至刑事处罚。
例如，上个月，江西省鹰潭市一名男子就因私自伪造“绿码”而被行政拘留。在今年年初，四川一男子因在微信群提到自己“借用别人健康码成功返乡”，被判造谣，并被当地警方行政拘留5日。5月底，辽宁两人因售卖虚假核酸报告，更是被判罚10年监禁。
在今年和去年，各大官方平台都有盘点各种有关个人“欺瞒、隐藏健康码”的“违法犯罪”行为。然而，与民间篡改自己健康码的行为相比，此次河南官员擅自修改了1000多位健康居民的健康码，却没有受到任何法律层面的处罚。
有网友因此评论说：“还以为‘赋红码’会是刑事案由，结果等来个内部处理”。
网友@雾锁孤帆影 也讽刺说：“老百姓伪造健康码，隐瞒行程，属于妨害传染病防治犯罪；当官的擅自赋老百姓红码，自罚三杯！”
三、“烂尾楼”楼盘维权业主也被赋红码
事实上，河南储户并非是唯一一个被用健康码限制人身自由的人群。
6月16日，包括凤凰网、中国经济周刊在内的多家媒体报道称：不止河南村镇银行的储户“被红码”，河南多个“烂尾楼”楼盘的业主一样遭遇了红码。
根据后续报道，位于河南郑州的“融创中原大观”楼盘莫名停工8个月，有部分业主担心楼盘有烂尾风险，多次向开发商、银保监局反应情况。就在6月12日，这些业主中大部分人的健康码，都突然“转红”了。
业主之一的吴女士在接受采访时说道，她身边和她一样健康码莫名变红的人还有不少，而他们的共同点，就是都曾去河南省银保监局维权过。
而另一位受访业主秦虹，在数次拨打市政电话后，终于找到健康码“转绿”的办法：先进行两次核酸检测，之后按要求签下一份“保证书”。而保证书的内容之一，就是“不得进行线上或线下的上访”。
之后，秦虹成功将自己的健康码转绿。然而，这次“转绿”只持续了一小时；之后，有社区工作人员回复她说：“可能是更大的部门不允许我们变绿，这种情况我们也不敢操作了。”
最后，在6月14日下午，这些烂尾楼业主的健康码统一自动变绿，而至今也没有人知晓他们的健康码为何变红，又为何变绿。
然而，“烂尾楼维权者变红码”也并非是出现在一个楼盘的个案；有后续的报道显示，至少有另外两个楼盘的维权业主，也遭遇了“莫名被红码”的闹剧。
四、 健康码被用来控制访民和异见人士
上述乱象并非是“健康码”第一次被用作“良民证”。
2022年1月30日，纽约时报就曾发表文章，记录了两名人权律师因为工作和身份“敏感”，而被健康码特殊照顾的经历。
第一位人权律师谢阳居住在长沙。2021年11月，长沙并没有确诊病例，他的健康码也是绿码。但当他准备乘坐飞机前往上海，去看望公民记者张展的母亲时，他的健康码却变红了。他被以此为由拦截在机场外。几周后，谢阳选择搭乘高铁前往上海，但不久后他便与家人朋友失去联系，至今下落不明。
而另一位维权律师王宇的经历则表明，健康码已经替代实体的“安全人员”，能让他们方便地、远程控制她的出行。
2021年11月，在王宇结束出差准备返回北京时，她按照要求在健康码软件记录行程；但是当她选择江苏省时，却只有 “常州” 可选，而这座城市刚刚报告了多例感染。也就是说，她只能选择上报自己没去过的正处于疫情中的城市，并因此无法进入北京。之后，她不得不一直借住在天津的亲戚家，直到健康码突然恢复正常。
《纽约时报》的同一篇报道，还记录了一位上访多年的“访民”林应强的遭遇。他表示，在11月的党内会议召开前，他在火车上被警察带走，健康码变黄——尽管他从未接触过确诊病例。
这并非是各级政府利用健康码控制访民的先例。
早在2021年1月，福建省连江县的李秀月在到北京公安部信访办排队上访时，就有类似遭遇。
李秀月
当时，按照防疫要求，她需要将手机里的健康码出示给信访办门口的安保人员。而当她打开手机健康码界面时，却发现手机竟莫名停机，导致健康码无法联网刷新。之后，李秀月不得已前往附近的移动营业厅查询情况，却得知自己的手机并非“欠费停机”，而是因为被自己户籍所在地的连江县警方以“办案”为由勒令停机。讽刺的是，李秀月此次前来上访，正是因为她和当地警方的纠纷。
五、 健康码的控制功能延伸到公民生活的各方面
5月16日，包括北京政府微信公众号 “北京发布”和新华社等多个官方媒介平台宣布，北京将把公交票务系统与健康宝“打通”；这意味着，一个“人脸识别+健康宝+票务系统”三位一体的监控体系将被建立。
5月23日，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新浪微博发文，对北京这一升级版的防疫措施表达担忧。她认为，这一技术和举措，会对个人信息安全造成严峻挑战。她说：
这意味着，不仅个人的特定身份与社交关系（共同居住的家人与邻居是谁，以及工作单位与同事关系），还有行踪轨迹等，都被掌握无遗，随时随地会被识别出来。而且，它还意味着，健康宝可能会永久地伴随在我们的生活之中，随时控制我们的行动自由。
之后，这条微博很快被删除。
事实上，这种将健康码的社会控制功能无限扩大的做法，在中国其他地区早已有先例。
早在2020年5月22日，杭州市卫健委就召开专题会议，意在探索健康码的“常态化利用”，并推出“渐变色健康码”。
所谓的 “渐变色健康码”，是一个集成健康平台；它“通过集成电子病历、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相关数据，在关联健康指标和健康码颜色的基础上，探索建立个人健康指数排行榜。同时，也通过大数据对楼道、社区、企业等健康群体进行评价。”
这意味着，政府部门将掌握涉及全市居民个人隐私的海量数据。
无独有偶，在同年6月，苏州市也宣布将 “健康码”升级为“苏城码APP”。
“苏城码APP”集健康码和电子证件照于一体，号称将给居民生活带来便利：所谓“一码在手、畅通苏州”。为了普及这个APP，当地有关部门还采取了各种强推手段，引发众多市民的不满。
例如，一些小区采取了“不安装就无法进小区”的强制手段；另有一些市民反应，没有苏城码APP就进不了政府部门办事，也进不了学校，甚至取不了快递。一些学校不仅要求学生的父母下载注册苏城码APP，还要求父母身边的亲戚朋友爷爷奶奶也都要安装注册。
苏州某小区，业主需要下载苏城码App才能进小区
不仅如此，当年9月，苏州官方又宣布，自2020年9月3日起，苏州的“苏城码”APP还上线了“苏城文明码”功能。这里的所谓文明码主要包含两个模块：“文明交通指数”和“文明志愿指数”，而且未来还将上线更多“文明指数”。
根据南方都市报的报道，官方表示，“文明码可作为警示和惩戒综合文明指数低于下限人员的电子凭证以及外来人口积分入户志愿服务电子凭证。”
而在杭州宣布推行“渐变码”的第二天，5月23日，新华网发表文章，称未来将颁布健康码的国家标准。
报道中提到，未来健康码的数据将不仅来自个人申报，而是结合社区、医院和个人所在单位提供的信息，甚至网罗来自交通运输以及移动通信的数据。而健康码的应用，将与证照绑定结合，并接入全国一体化政务平台。
其实，中国政府利用技术手段掌控公民数据和行迹的计划与做法，已经不是新鲜事了。
早在2014年，中国就颁布了《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计划在2020年完成所谓社会信用体系对社会的全覆盖。
这里的社会“信用”体系是一个全面的评价体制，涵盖了公民经济、文化、教育生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自然人信用建设部分，强调了对市场所有从业人员的全面覆盖，收集人们在经济社会活动中的所有“信用”记录。
该纲要还强调了对失信主体的约束和惩戒，要求建立各行业的黑名单制度。
如今，不少城市已经建立了自己的“信用体系”，例如杭州的“钱江分”、厦门的“白鹭分”、福州的“茉莉分”等等。
杭州的“钱江分”
最近，与河南银行储户被赋红码事件一起登上热搜的，还有唐山多名男子殴打几个无辜女孩的事件。针对中国官方在这两起事件中的作为，作家李承鹏在其已被404的文章《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安全感》中评论说：
在评论北京一码通的微博被删除后，法学教授劳东燕又发了一条微博。她说：
还有人反问，你要自由干什么？这真是灵魂之问。答案很简单，因为我是人，不是圈养的动物。你想要被圈养，那是你的选择，可我不愿意。人的生存，不只是为了活着，还应该有起码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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