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突然间想到一个叫戴家祥的人。
他是一个穷人家的遗腹子。出生的时候母亲以乞讨为生。出生后，母亲把他卖给另一个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戴家的女人买了这个孩子，花了三十五块钱。从这个价格看，也许有过讨价还价，还有中介周旋，至于开价多少，还价多少，中介有没有收取回扣，早已无法考证。
他之所以到了戴家，是因为戴家的女人在丈夫死后伪装自己已有身孕，需要买一个男孩冒充先夫的遗腹子。
那时候，没有男孩的寡妇当然比有男孩的寡妇更没地位。
因为不是亲生的母亲，他没有真正享受过母爱。他只是养母维持其家族地位的一个工具。而养母对女儿的偏爱远远超过男孩，在那个时代是罕见的，所以别人很容易就看出这孩子不是亲生的。
2、
即使有了过继的孩子，戴家有了后裔，并不能保证家族中的其他人不欺负孤儿寡母。村里的小学校长是他们家族的，不仅不喜欢戴家祥，还千方百计想把他赶出戴家族谱。
戴家祥没法上小学，只好请私塾老师讲课。他遇到一个有传奇色彩的老师。
“第三个老师姓吴,名濬,字虞士, 真正穷到没有立锥之地。年过半百，一家四口,住在瑞安司前卫城河的木桥上,搭建起一间不到八、九平方的小屋子里――土名“桥棚屋”。以好学闻名,为当地士绅项苕甫先生所推重……吴老师从科举废后,便学会了英语、算术等新知识,又擅长国画, 山水、花鸟、人物样样都会。由于他一度把我从严重的赤痢病中抢救脱险, 近邻十里左右的农民,才发现他是一个出色的郎中, 求医处方的人, 一天多似一天, 但他从不收受人们的分文谢礼。”
这样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穷到这地步，居然不受分文谢礼，可谓清高到了疯狂境界。
后来戴家祥报考的几个中学里，有一个温州艺文中学，是一个英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校长是英国人蔡博敏。戴家祥因为英文成绩优异被录取为第一名。由此可见，这个落魄到没有立锥之地的吴老师的英文教学水平不差。
3、
戴家祥有一个同村好友，叫王起，字季思，比戴家祥大几岁。少年时期他一再怂恿戴家祥以同等学历去报考中学（他自己也是小学没毕业就被中学录取）。后来王季思在东南大学读书的时候，又怂恿中学还没毕业的戴家祥去考清华研究院。第一年由于外祖父在经济上卡他，加上乱世交通不便，戴家祥没有赶上。第二年去报考，以第7名的成绩被录取。而王季思却因为承受不了川资没有去成。要是没有王季思的怂恿和寄给戴家祥的那份剪报，戴家祥可能不会进入清华研究院。
王季思是个风流才子。多年前，一位乡里前辈跟我谈起他少年时期受教于王季思老师的日子，仍津津乐道：王老师好酒，喝到半薰走上讲台，课本扔到一边，讲起《西厢记》口沫横飞滔滔不绝，听得青春期少年少女如痴似醉。王老师说，书出版了，要每个学生送一本，自夸“西厢记研究，本人中国第一。”
王季思是真名士，风流洒脱，年轻时不喜欢包办的老婆，带着自己钟情的小姨子私奔。对王家这样的书香门第来说，可谓大逆不道。他的老师吴梅先生思想开通，觉得这对野鸳鸯住旅馆不仅花费大，生活还不舒服，就接到自己家里住。王季思大肆宣扬人生两大幸福——闺房之乐和书房之乐，这明显触犯无产阶级的价值观，所以他在文革批斗中吃尽苦头，打断肋骨数根。
4、
靠着亲戚关系，戴家祥得以住在瑞安孙家。孙诒让是清末三先生中的一位，玉海楼是浙江三大藏书楼中的一座。戴家祥和王季思能够在玉海楼读书，这般境遇，绝非一般学人都能遇上。在玉海楼浸濡几年，眼界自然会比常人高，治学自然比常人严谨。
戴家祥遇到另外两个好老师，一个叫林涤夫，一个叫陈燕甫。林先生并非他的任课老师，却成了忘年交，请他住到自己家，还把戴家祥介绍给一位大才子陈燕甫老师。
“陈老师是个奇怪的知识分子, 他在科举时代是个廪生, 但是深爱天文、数学, 所有几何、三角、代数乃至物理、化学, 一看就懂, 一用就会。生平嫉恶如仇,受到省立第十中学校长邵季达的解聘,失业在家。这时又殇了一女, 精神上感到苦闷。涤夫先生介绍我去, 不是为了微薄的束脩,为的是使他老人家“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当时人们打趣说：林涤夫爱才而如命,陈燕甫嫉恶如仇,戴家祥思贤若渴。……陈老师和涤夫先生又都教我从师不如访友,介绍给我许多朋友,都是当地有名气的书法家、鉴赏家和教育家。”
陈老师原来是中学语文教师，为人一身正气，对穷苦大众又特有感情。有一次街上看到一个穷人卖妻，当场拿出一个月的工资救助他，避免了他家庭破碎。
清华研究院的入学条件极高，报考者大多是学有所成的青年学者，应届大学毕业生只是少数，戴家祥以中学学历名列第七，可谓奇迹。清华研究院当时的考卷题目，几乎都在陈燕甫老师对他的讲授范围之内，这位陈老师见识之高，可见一斑。中学时代的戴家祥看了几本王国维的书，其中一本还是托人用8块钱买的。陈燕甫很推崇王国维，说他是个真正的古文家。
戴家祥曾跟陈燕甫后人谈及自己的人生态度受嫉恶如仇的陈燕甫先生影响很大。他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没过上安稳的日子，似乎也跟被陈燕甫先生熏陶出来的那种血性有关。
后来成为戴家祥导师的王国维先生，也是个有精神洁癖的人。
5、
戴家祥是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唯一的研究生。
对于王国维的死，戴家祥说：“一个人的死，是他自己的自由，Pling 说：‘自杀者，自然赋予的最高权利’，然而所谓社会者，却要问他为什么死，责他如何如何不应该死，生在连死都没有自由的世界里，那真的只有死路一条了。先生是个有骨头的人，有头脑的人，他既然用自己的生命创造了许多成绩，如今用自己的生命酬报自己的情感，有什么对不住人，世人实在太可怜，太浅俗了。”
陈寅恪撰碑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戴家祥在《王国维集》序二中有这样一段话：
“那天，我们将王先生的遗体领回来，由四个工人抬着。抬到庙里装棺材。这时他家做了多年的老妈子，叩头先哭了，并为他重梳辫子。曹校长要大家鞠躬，陈寅恪说：‘我要叩头。’大家鞠躬后，陈寅恪跪下叩头，我和其他学生也都跪下叩头。”
据说王国维出任清华研究院的导师，跟吴宓的叩头有关。作为晚清遗老的王国维，开始以为吴宓会西装革履，大大咧咧地伸出手来跟他握手。但是吴宓身负请人之重任，事先早已仔细研究方案，见了王国维，立即上前行叩头大礼，打动了王国维。王国维于是改变主意，同意出任研究院导师。
当时的清华研究院学生中有一个刘节，跟戴家祥同届，以第二名的成绩入学。1952年10月，岭南大学并入中山大学，刘节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恩师陈寅恪成了他的下属。每到过年过节，刘节拜访恩师，都是行叩头礼，旁若无人，一丝不苟。文革期间，陈寅恪挨批斗，刘节主动要求代替年迈体弱的陈寅恪挨斗。
陈寅恪的女儿陈流求曾撰文回忆说：“记得‘文革’中一九六七年，刘节先生曾代表先父陈寅恪挨斗。批斗者问他有何感想时，刘先生答：‘我能代表老师挨批斗，感到很光荣。’得到的自然是一顿痛打。”批判陈寅恪的时候，亲友避之惟恐不及，刘节却毫不犹豫，经常拜访陈寅恪。陈寅恪不愿连累学生，大发脾气，刘节照样叩头，丝毫不改。
刘节先生对自己的学生非常宽容。陈其泰《刘节日记》序写道：“50年代，他曾亲自指导学习的一名学生，后来在反右倾中却贴出大字报对他进行公开批判，而当这名学生毕业时，刘先生根本不念及个人恩怨，竟亲自向中大校方推荐应让这名学生留校工作。在文革中，他不止一次在批斗会上遭受学生殴打，但事后谈及时，他却淡然说：批斗会中，学生打我只是作作样子，并不是要把老师置之死地。运动像是一场戏，目标只是刘少奇几个人而已。”
刘节跟戴家祥是同乡，温州朔门人。从戴家到刘家，大约只有30公里。
6、
学问不等于可以谋生，尤其是高深又没实用价值的学问。
戴家祥一毕业就失业。
当陈寅恪得知戴家祥在上海“无所事事”时，心急如焚。于是，他在1928年夏天的短短3个月内就分别写了3封信给容庚、傅斯年，希望他们能介绍这位人才到“广州中山大学”或“燕京大学”任教，可惜未果。
陈寅恪推荐信写道：“前清华研究院出身之戴君家祥，於古文字学确有心得，因渠本孙仲容先生之姻家子，后从王观堂先生游，故有殷周字例之作，现虽未完成，而其他种解释龟甲文、金文之著作，亦散见於清华国学论丛。现在上海无所事事，欲求介绍於广州中山大学朱骝仙、刘奇峰两公，而弟素未通问，不便作书，即请兄代为推荐，必能胜任，不致贻荐者之羞。”
事隔4年，即1932年，念念不忘的他又再次向傅斯年旧事重提，“其人年甚少而志颇高，文采不艳发，而朴学有根底，因此弟欲请兄酌量情形，转荐适宜之大学或专门学校担任数点钟功课适宜之大学或专门学校担任数点钟功课。如中央大学有机会，则弟当致一保任负责之荐书与志稀兄及汪君旭初，若他处有机会，亦无不可”。
然而戴家祥还是一次次失业。先后在中山大学、浙江杭高、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台州中学任教，都不能久留，失业的原因无一例外，都是太热血太激进。或作讲座大谈历史上的学生运动，或带领学生赴京请愿，或以教导主任身份放走有共党嫌疑的女教师，或资助学生去参加新四军。他在台州中学当教导主任，一个月工资47元，却拿出其中40元作为川资给热血沸腾的学生，受他资助成为新四军的学生有20人之多。据说戴家祥课堂上一旦谈到国家苦难，往往动容激愤，能让学生感动流泪。
1931年“9.18”事变，在杭高任教的戴家祥，率团向南京政府请愿，临行车票被政府幕后控制，不能全部出行，他带头跪请广大群众出让车票，让请愿团能全部出发，获得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在南京请愿时，点名要蒋介石接见，当面交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口号，并逼蒋介石当众承诺抗日。事后被解聘、失业。
那时候，戴家祥的清华研究院同学吴其昌也赴京请愿，发起了著名的“绝食哭陵。”
清华研究院的同学周传儒在《回忆梁启超先生》一文中提到：“有的同学说戴家祥思想有点奇怪，可能是共产党。梁向我了解，我说不是。戴学习很刻苦。1957年我去上海遇见戴，他还曾向我提起此事。戴后在华东师大任教。”
他的同村好友王季思也很热血，中学时代因参加五四运动抵抗日货被开除，412政变的时候被捕坐牢。抗战爆发后，在一次学校欢送部分高年级学生奔赴抗日前线的师生大会上，王季思老师跳上讲台，当场用刀割破手指，让血一滴滴往下流，他慷慨陈词：“我虽然未能和大家一起上前线打日本，但我的血和你们流在一起！”
7、
抗战结束后戴家祥曾经任教英士大学，后来任教于瓯海中学。解放前夕倾其所有从一位财主手里买下了永瑞路38号的旧宅，这个宅子有6间平房，周边还有3亩菜地，开始了寓公生活。戴家祥就在这里种地卖菜，以卖菜作为主要收入，一边研究金文、甲骨文，也偶尔在温州中学兼课。瓯海中学和温州中学创办以来，师生中颇有些著名文人墨客，孙诒让、刘绍宽、金嵘轩、林夫、赵超构、叶永烈、夏承焘、吴天五、朱自清、徐玄长、马骅、夏鼐、王季思、刘景晨、刘节、陈叔平、马星野、郑振铎、马公愚、马孟容、胡兰成……当然，戴家祥也算教师中的一个，虽然温州中学的校史上似乎不怎么提他。
在温州中学教书却在学校简史中不大提到的，是著名的汉奸胡兰成，编校史的人显然假装温州中学历史上没这号人。胡兰成诗文、国学颇有造诣，书法也过得去。《胡兰成之书》在日本出版，保田与重郎在序中对胡的书法夸赞有加：“胡先生的书，乃为其人格的发露，堪称当今绝品。优雅之中藏有峻烈，内刚外柔，羞涩之美时而华丽，令人思念人生永恒的寂寞。” 川端康成对胡兰成书法的评价：“於书法今人远不如古人；日本人究竟不如中国人。当今如胡兰成的书法，日本人谁也比不上。” 某人曾请胡兰成在温州中学最要好的同事徐步奎谈谈对胡兰成书法的评价，徐说即使是在温州中学，胡亦不以书法名。民国时候的温州中学，大腕实在太多。
胡兰成能够到温州中学任教，全靠刘景晨推荐。胡兰成化名张嘉仪，亡命温州，在报上与刘景晨诗词唱和，刘景晨感其才，写信给浙江教育厅，推荐他到温州中学教书。
这位刘景晨绅士，是戴家祥的清华同学兼温州同乡刘节的父亲。
刘景晨早年任国会议员及缙云知事，曾因疏忽失职而入狱。“民国3年9月，有一案件牵涉案犯4人，承审员以“内乱罪”判处死刑，刘景晨依例签押执行。翌年，案犯家属以“蒙冤”诉至浙江高等检察厅。几经查证，确系错判，至1918年结案。刘景晨为此，被判刑3年又3个月，移入金华县监狱。时年38岁。从此，取“韬贞隐晦”之意，改字为“贞晦”；嗣以字行，人皆称之“贞晦先生”。在金华狱中，他潜心研读古圣贤著述。监狱长对他之入狱深表同情，曾对他说：‘你何不将口供改一字，即可无罪？’他笑而答道：‘人有过错应该改，涂改口供，君子不为也’。1921年3月出狱。翌年，在家乡任浙江第十师范兼第十中学国文教员。”
出任国会议员的时候，刘景晨断然拒绝曹锟贿选的5000大洋银票，揭露曹锟作假，与沈钧儒、童杭时、褚辅成等浙江议员一起，反对曹锟贿选，声振一时。陈丹青说：“刘景晨纯然是传统文化的末一代人，这样的长者，今遍中国已绝了迹了。”
戴家祥在瓯海中学教书的时候，还接济当时比他更穷的少年好友方介堪。方天赋极高，25岁就受刘海粟邀请担任上海美专篆刻教授。跟他同样年轻的温州同乡郑曼青，26岁被刘海粟聘任上海美专国画科主任。民国时代多的是没有学历的教授。方介堪的好友中多画家，张大千、潘天寿、黄宾虹、郑曼青之类都是，光是张大千就用了他几百个印章，别人回赠给他的画作也是大堆大堆的。本不至于穷途潦倒，只是其人素不敛财，甚至还多次劝说吝啬的好友夏承焘不要敛财。戴家祥如此评论这位好友：“介堪为余总角之交。……老弱之命，悬于十指，而淡泊名利，傲骨不阿，书画篆刻中，无所不在也。”
戴家祥还会腌制榨菜、咸菜，甚至把腌制成的榨菜、咸菜拿到市上卖，卖不掉就分给邻居和亲戚。1951年，政府征用他家菜园和旧宅造仓库，补偿给他的房子没有菜园，无法卖菜挣钱了，刚好许杰来电请他去华东师大任教，就从温州搬到了上海。
8、
戴家祥在1956年十月，加入中国民主同盟。1957年六月三日，有个历史系资料员赵明义化名“楚歌”写了一篇《告全体同学书》，煽动同学起来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上海市公安局派方明协助破案，赵明义也已自己承认。但是有人不满足于这样一个小右派，声言要抓头面人物。
于是赵明义受人唆使，七月一日在华东师大万人大会上栽赃诬陷，说那篇文章是戴家祥给的稿子。戴家祥说：这案子还不明白？拿那个稿子做笔记鉴定就可以啊。会议一哄而散。市公安局的方明过问此事，审问赵明义，发现赵明义根本没去过戴家，对戴家的情况一无所知，所谓戴家祥给他初稿的事情显然是栽赃推卸责任。于是大家以为戴家祥没事了。但是戴家祥还是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并和许杰并称为华东师大最大的右派，是章罗联盟在上海的干将。许杰为章罗联盟鸣不平，戴家祥为许杰鸣不平，戴家祥跟许杰又是二十多年的生死交情，当年曾为了保护许杰得罪中山大学校方而被解聘。通过“楚歌案”搞掉章罗集团的上海据点，大概是一种很正常的斗争思路。要是戴家祥没有加入民盟，大概不会惹上这麻烦。至于他为何要加入民盟，网上资料没有查到。戴家祥以前对共产党是很有好感的，1949年张大千约戴家祥一起去台湾，戴却坚持留下来卖菜为生，也许是认为共产党政府会比国民党政府更好。
到1961年九月，宣布摘掉右派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又以老右派身份被批判揪斗，打断大腿骨。跟他的少年好友王季思断掉的几根肋骨相比，不知道谁受伤更重。在南京军区军代表的追查下，证明确实是赵明义被教唆制造冤案，上面承诺只要栽赃戴家祥，就可以减轻他反革命罪的惩罚。于是1969年官方又给他平反一次。到了1978年，又给他彻底平反一次，也恢复了民盟会员身份。为什么一个明显的冤案要给人平反三次，大概只有我党才能解释清楚。
戴家祥20岁有志于金文研究，50岁的时候认为编写《金文大字典》的时机已经成熟，一时雄心勃勃。文革期间，半生积累的笔记、卡片被红卫兵付之一炬。等到他真正可以开始干的时候，已经虚岁74岁。他带了2个研究生和一个编辑小组，从74岁干到90岁，完成《金文大字典》的编写。《金文大字典》出版2年后，戴家祥去世。
9、
戴家祥有一张标准照，90岁照的，典型的中国农民的脸。脸上满是愁苦。细看他的前辈王国维和陈寅恪的照片，也是一脸愁苦。
他是王国维在清华唯一的研究生。他是王国维著作的主要整理人之一。自从民国时代的大师一个个死去，中国人似乎得了大师饥渴症。如果他能够活到104岁，大概也会象季羡林一样被供起来，被盖上一个大师的帽子。如果要给王国维大师找几个正宗传人，戴家祥是绕不开的。虽然他没有传承静安先生各方面的思想，在古文字方面却踏踏实实做出了很大的发展。
他比季羡林幸福，他一生中最后的时刻，是在潜心干自己热爱的事业。他是如此的钟情于这个事业，以至于拒绝了一些垂手可得的科研经费，却自己掏钱一万多块垫进去支付抄写费。
在金文大字典的编写过程中，他过着极其寒酸的生活。为了节省时间，一天做一顿饭，分三次吃。张声和访问他的时候，看到的情景是：“老式的教工宿舍，一间卧房、一间书房，客厅既是餐厅又是厨房，摆满了炊具、碗柜、方形餐桌及两把竹椅三条板凳；书房里摆一张写字台、两个竹书架和一面堆满图书资料的铺板；卧室里是一张木板床，床边放着两只土红色的旧木箱；没有电话和收音机，更没有电视机——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他省下10万元人民币，设立林涤夫奖学金基金，是为了纪念少年时期曾给他巨大关怀的林老师。
1985年，王国维墓迁移，戴家祥被推举为碑文起草人，又写信请沙孟海书写墓碑。那时候他的碑文尚未起草，只是强调碑文内容“只谈学术，不谈政治”。
10、
王国维自沉后，后人对他的死因有种种猜测评论，戴家祥并不赞同。他很尊重老师的选择。戴80多岁的时候，国人又开始热衷关注王国维，《解放日报》采访他关于对王师自沉的看法，结果发表出来的文章却完全扭曲了他的原意。后来他给内弟的信中提到了一些，摘录如下：
“—-关于王国维老师的自杀，我同意那些同志说是受叔本华思想影响。但觉得不够全面。我认为一种学说可以影响一个人，乃至可以影响一个 国家甚至整个民族，但必须有内因或外因，即化学上说的必须有接触剂，否则起不了作用。
“按照文学家的话说，悲剧的构成有三种形态：一种是社会悲剧，一种是个性悲剧，另一种是命运悲剧。我所说的命运悲剧是一种特殊机遇，即所谓“生不逢时”，并不是生辰八字。如袁枚，他生在清朝全盛时期，朝 中大官倭文瑞公是他的座师、加上他玩世不恭的乐观性格，故能一帆风顺，生荣死哀。王老师出身小地主家庭，生成一副沉默寡言的性格，不幸处在清末民初内忧外患中，又碰上一位市侩十足的罗振玉，不但经济上成了依附关系，而且还结成儿女亲家。
“不幸，1926年冬，长子在天津海关工作时短命死了。罗振玉便将女儿领回家去，当面大骂王老师，说他专听后妻潘氏的话，如何对不起前妻儿子等等。这也是外部刺激，使他感到人生没趣。又1927年的革命，万一使他受辱，能不能再和罗保持依附关系呢？也是一个问号。不过这一切，如发生在别人身上，也许是无足轻重，而在他却认为士可杀不可辱，早死为得计。 ”
与先师王国维先生相比，戴家祥更能忍受人生种种不幸和羞辱，安天乐命、随遇而安。他谈及“生不逢时”的时候，大概也是他自己一生的感受。但是在其自述文字之间，竞对命运没有半点怨尤。
11、
1986年，80岁的戴家祥加入中国共产党。官方文章说他是了却了多年心愿，说他始终爱国爱党。或许是那几年跟78年以前相比，显得“政通人和，百废俱兴”，让戴家祥觉得共产党痛改前非而大有希望。或者是上面需要发展他入党而不便谢绝。总之，那年他入党了。
我曾有一个设想，如果是在1989年之后，他会不会入党呢？
12、
民国时代的那些文人，民国时代那些老师，民国时代那些学生，民国时代那些绅士，变得越来越遥远。
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时代，曾经有过这么一些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