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初的时候，我发现手机里的几张照片不见了。那是训练时拍的照片，也是我为数不多保存下来的照片。
我翻遍了手机里所有的存储空间，最后在聊天记录里找到了打着水印 “！图片已过期或已被清理”的高糊预览照。我还是截了图，保存了下来。
其中一张是集体训练的大合照。在灰蓝色调的照片里，人们穿着黑白两色的服装，整齐地排列在一座白色的建筑物前，照片左下方露出的红色地面提醒着你这不是一张黑白相片。从拍摄的角度来看，拍摄者在按下快门键时显然是站在了队伍的左前方。除此之外，很难再从照片中分辨出更多的细节，人们被高度同化在一片模糊之中。
我还记得那是2020年3月的某个阴天，也是刚恢复训练的头几天。当时各地的疫情管控稍稍放开，暂停许久的集训就紧锣密鼓地恢复了。这一次，我们的任务也“与时俱进”地从单一的防暴，升级为防暴与防疫的结合。
那不过是个普通的一天，我们当天的训练内容是拉练，模拟从接到防疫防暴任务，到立即乘车赶赴现场，最后进行处置的过程。
理想状况下，我们需要闻风而动，速战速决；但在现实里——在镜头前，大家都会表现得好一些——我们的样子还是狼狈不堪。这和我们的装束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需要在制服外套上一件宽大的白色防护服，防护服外叠穿一件黑色的战术背心，战术背心的前兜里塞满了所有配发的警用器械（警棍、手铐、手电筒、喷雾、灭火器、警用救护包等等），背面还要挂一副防毒面罩，头上顶着一颗硕大的防暴头盔，手里提着盾牌，脚上套着笨重的黑色防暴靴。
由于疫情，以往我们穿的防暴服被替换成了防护服。或许在领导看来，防护服与战术背心的混搭充分体现了我们“与时俱进”的训练目标——防疫与防暴的结合，展现了我们“万无一失”的训练方法。但是，队里的大部分女生身型娇小，而拿到的服装却是男装均码。我们的身体被肥大的衣服罩住，我们的大半张脸也被埋进防护服帽、防暴头盔和口罩的严密的防护里，全身上下只有眼睛是外露的。繁重的服装极大程度地限制了我们头部的活动范围，如果我们要观察四周的情况，就必须靠扭转整个身体来带动头部的转动。
这一次，我们需要在抵达目的前将装备穿戴完毕，我们也在出发前提前穿上了防疫服和防暴背心。但是，在半个多小时的车程里穿着密不透风的服装是一件磨人的事。所以绝大多数人将防暴背心脱下搁在了腿上，拉开防疫服的拉链，松松地搭在了身上；车停稳了，大家才匆匆穿好服装下车，去车身行李架中寻找自己的盾牌；常有遗漏装备的人又折回车里继续翻找。
在非拉练的训练中，我们更是随意。50人座的大巴运载了大约30个人和我们所有的物件（我们将所有装备扔在车里来减少重复搬运），除了30个固定的空座位和过道外，满满当当的车厢里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盔甲服和头盔堆在空的座位上、过道里，小的物件（防毒面罩、防暴背心、警棍、灭火器……）被塞进车顶的行李架上、座椅后背的隔袋里，盾牌一个叠着一个放在车身的行李架中。狭小的空间里，我们是很难施展身手去找齐并穿戴装备的，大家也形成了到达现场再穿戴的共识。 我已经不记得那天是否有处置的过程，但这确实不重要，重要的是被拍摄。“站直了！”领队的在前头大声喊着，大家就条件反射般地挺了挺胸——幸好面部表情已被遮去。“咔嚓”——我们被镜头摄录下来，照片里的我们统一穿戴、整齐列队，我们的训练成果就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我们常自行打乱站队次序，而且当时的场面混乱，我已经记不起周遭的队友是谁。关于那时的画面记忆只是一顶巨型头盔，它黑鼓鼓地占据了我的大部分视野，我始终都不知道这顶堵在我视野里，之后又堵在我记忆里的头盔到底是属于谁的。
拉练之外的时间，我们就是在不厌其烦的重复训练科目。我们练习队列行进，向左转向右转，正步走齐步走；我们练习格斗动作，左直拳右勾拳，左弹踢右鞭腿；我们练习防暴术，左挡右劈击，上挡下撩击；我们练习口号“一、二、三、四”，“哼、哈、哄”，“听党指挥，能打胜仗。首战用我，用我必胜”。
训练最重要的是整齐划一。为了整齐划一，打出去的拳和踢出去的脚要在空中停顿几十秒，形成肌肉记忆——是的，肌肉需要记忆，而你却不需要思想。在动作停滞时，大小“领导”（支队长、大队长、分队长、班长甚至是被临时任命的小教员）会在队列里穿梭视察。能够做到整齐划一的人是优秀的，优秀的人可以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而不一致的动作是错误的，错误就会被指出和纠正。“脚抬高一点”、“手打开一点”，在权威的示范和指导下，异样的手和腿就像钟表里的指针，随着调时旋钮的旨意移动和旋转。“嗯。对了，就是这样！记住这个感觉！”指挥的人终于满意地点了点头，露出了欣慰的笑容，跺着步走向下一个人。
从入警以来（甚至是在更早之前），我们的动作被一次次矫正，无条件地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成了行为的准则。队列指挥员会理直气壮地说“没有错误的指令，只有错误的动作”；在上传下达的宣传文案里，“服从”被视作是重要的职业素养；当下属存在异议时，领导一句“这是公安工作，你要理解一下并克服困难”，虽然不知所以然，但也是最常用也是最好用的说辞。几乎可以说，“服从”是指导我们一切工作的原则。 相应地，无处不在等级象征又时刻彰显着每个人在这套体制里的等级位置，提醒着等级低的人要服从等级高的人。从一眼就能看到的衬衫颜色（正处级以上领导穿白衬衫，其余穿蓝衬衫）和警衔标志，到工作中的审批权限、称呼称谓、工资待遇，再到日常交往时的个人特权等等。 这也同样体现在大练兵中。领导拥有支配下属的绝对权力，他们的意志通过话筒喇叭或是戳着红印的文件一层层传达到我们之间，我们就是命令的接收者和执行者；而我们有权签署的文件只有各种协议和承诺，女警甚至在训练期间签署过一份保证不怀孕、不耽误训练任务的承诺（当时有一名女分队长因怀孕而暂时退训）；肩上佩戴的警衔标志是陌生同事之间的识人方法，也是领导选人任用的标准；与分队长走得近的人比其他人拥有更多的特权和便利，他/她们偷懒或请假都更容易，消息也更为灵通；日常生活里，大领导住的是酒店豪华套间，拥有自由的工作时间，搭乘专属座驾出行，享用更丰盛的餐食——而且，领导在享受特权时是顺理成章的。 尽管如此，让大家更自觉自愿地投入到训练工作中去也是有必要的。一个一级警员的年薪在30w左右，这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工资待遇是大多数人工作的主要动力，参加训练的人里即使再抵触训练也没有说要离职的。除此之外，争优秀比先进是必不可少的：日常开展每日标兵和优秀宿舍的评比，为表现良好的非党员人士开通火速入党的途径，立功嘉奖的名额比在其他单位多出许多；我们也要参加定期的民主生活会、谈心交流会和每月的生日会，集体观看爱国教育视频，聆听先进事迹和身边队友的感人故事；拍摄更是不间断的，我们的工作点滴被记录下来，配上宏伟的音乐、激昂的文字和热血的画面又重新来到我们的面前，我们调动各种感官生出关于自我的想象，我们就被这样的自己感动了。
扯回思绪，再回到开头的那张照片。是它唤醒了我的许多记忆，也提醒我这些记忆是会消失的。于是，我终于开始动笔写下这段记忆。训练期间，我有一些简短的日程记录，这些还能帮我回忆起训练初期的情形；我很少主动留影，会认为照片像罪证，不过我在互联网上找到了一些相关的视频和照片。我重新整理这些文字、照片和我的记忆，希望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