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多数海内外的中国人来说，上次听到绝食抗议这个词，还要追溯到1989年。当年的5月13日，戈尔巴乔夫造访北京前夕，学运领袖带领青年学生在天安门广场开始了为期数天的绝食。Ta们的绝食书里有这样的字句：“国家是人民的国家，人民是我们的人民，政府是我们的政府，我们不喊，谁喊？我们不干，谁干？”
33多年过去了，抗争的记忆被埋没；90后大学生生长在物质丰裕的时代，很多人认为ta们只懂得享乐，只关心自己，不再关心政治话题，也不再心系国家的命运前途。
但是在今年11月底，中国的青年学生带头引发了抗议新冠清零政策、争取民主权利的“白纸运动”；随后在美国和世界各地，留学生们也成为了声援集会的主力，大大改观了外界对90后年轻人的刻板印象。
王涵就是积极参与声援的海外留学生其中一员。2022年12月5日，这位今年25岁，来自南加州大学读数据分析专业的研究生，独自发起了在苹果公司总部门口的绝食抗议。
他严重低估了绝食中会遇到的问题
12月4号星期日晚，王涵只身一人从洛杉矶北上到旧金山湾区，随身带的登机箱里只装了换洗衣物和生活必需品，其他什么都没有。抗议行动是临时起意，仓促出行，一切从简。他也并没有多少野外露营的经验，因此像睡袋、帐篷这些物资都没有准备。
苹果总部所在的北加州，这里连续一个礼拜的晚上都在下雨，阴冷潮湿，有时候气温接近零度，这无疑会给绝食行动带来巨大挑战。
王涵发起绝食的地点位于苹果总部对面的访客中心门外的空地上，紧邻十字路口。这个访客中心其实就是一个苹果店，苹果店的地下一层有卫生间，解决了王涵白天上厕所的问题。
绝食开始的第一天是周一，早上天气晴朗。笔者去看王涵的时候，王涵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那里，举着一个标语牌，周围放着他行李箱。周围有少量的几个志愿者，有一两个当地电视台的记者在拍摄。
王涵贴在苹果地标上的抗议诉求（图片：Moreless）
刚开始，王涵把写有抗议诉求的标语贴在了有苹果公司logo的地标上。苹果店的员工发现后找来了警察，说这个地标是苹果公司所有，希望他把标语拿下来。经过一番交涉，王涵在众人的帮助下把标语小心翼翼地撕了下来。其中一张贴在了自己的行李箱上。另外几张贴在了志愿者带来的塑料板上。
王涵与志愿者合影（志愿者提供）
王涵显然对绝食中会遇到的问题严重估计不足。他原本觉得帐篷和睡袋都可以不要，睡地上就可以。但是深冬季节，晚上的温度都在十度以下；地面更是又硬又冰，会迅速夺去身体热量。不睡在睡袋里，又没有任何卡路里摄入的情况下，他很可能会失温。
考虑到抗议的严肃性，王涵曾计划绝食期间不玩手机也不用手机，但出于安全需求，可以用对讲机对外联络。后来这个想法也作罢，因为如果需要紧急援助，对讲机没法保证另一端的人永远待命。且他需要手机联系媒体、发表推特去吸引关注，扩大行动的影响力。
一开始王涵连凳子都没有，所以只能跟其他志愿者一起坐在防潮垫上。之后陆陆续续的，关注绝食行动的电报群里的热心人送来了各种各样的物资：睡袋，帐篷，暖宝宝，应急灯，伞，饮用水等等……傍晚时分，有人送来了折叠桌和折叠沙滩椅，这样王涵就能坐得舒服一点。
对于别人送来的物品，王涵有点不好意思，说：“你们给我送来这么多东西，让我觉得自己好像是来度假的，不是来绝食的。”
因为晚上可能会下雨，有香港人和志愿者一起为王涵搭起了帐篷。但是王涵认为，既然是绝食，就不应该搞得像露营，不应该那么舒服。所以他一直拒绝睡在帐篷里，只同意把怕淋湿的物品放进去。
第一天的时候，原本有另一位志愿者说好要跟王涵一起绝食，当晚就睡在了帐篷里，但他在夜里两点便以睡不好觉为由退出了。这对王涵来说是一个小挫折。他觉得有点孤单，尤其是方圆几百米之内空无一人，内心不免忐忑不安。
晚上下雨，王涵套着睡袋睡在帐篷外面，在头顶勉强撑了两把伞，一个人熬过了后半夜。苹果店关门了他用不了厕所，就只能用自己带来的纸尿裤。他心里害怕，睡得不太踏实，好在天一亮就有人来看望他，起来一看标语牌全淋湿了，不得不重新制作。
王涵对自己要求很严格。在绝食期间，他坚持只喝水，绝不摄入任何含有卡路里的食品和饮料。笔者在去看望他时给他买了一瓶零含糖的电解水，因为不是零卡路里，他也拒绝饮用。他认为一旦摄入任何卡路里，就不是诚实的绝食了。
在电报群里，有人劝他“别饿坏了，半夜偷偷吃一点。”王涵回复了一个滴汗的表情：“这么多人关心我，我偷吃东西不仅是欺骗我自己，也是欺骗关心我的人。”对于一些不时出来说服他放弃绝食或缩短绝食时间的人，他也礼貌而坚定地拒绝。
风雨中志愿者接力助他渡过难关
香港人送来的超大型蓄电池（图片：Moreless）
熬过了第一天之后，随着支援的增多，情况有所好转。从周三开始，有志愿者轮流守夜，包括远东青（“远东青年自由同盟”的简称，是一个在美国加州注册的非盈利性亚裔政治组织——编者注）的成员。有了守夜人陪他过夜，王涵较为有安全感，可以睡得更安稳。还会有志愿者定期测量他的体温，血压，血氧和血糖，保证他不会因为晚上气温过低而失温，导致生命危险。
一位叫“羊”的志愿者专门在附近租了间Airbnb，一连租了一个星期，以备王涵不时之需。羊去了Home Depot很多次，购买了大量物资运到现场。他还会做木工，自己动手制作了摆放在现场的巨大标语横幅。
志愿者在现场制作标语（图片：志愿者拍摄）
白天的时候，王涵要不是接受媒体采访，或者接待来访者，要不就是躺着休息，有时候会看手机打发时间，转移一下对饥饿的注意力。他在关注绝食行动的电报群里与五百多人保持交流，并在推特号上实时更新自己的情况和绝食行动的动态。
周四晚上没有下雨，曾参加过六四天安门广场绝食的前学生领袖周锋锁来从东部来湾区举办世界人权日活动，也来看望王涵，对他表示了敬佩和感谢，但也劝他注意身体，不要再继续绝食了。周锋锁感叹说，没想到湾区的晚上比新泽西还要冷，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就觉得待不住。
雨夜里志愿者用标语为王涵挡雨（志愿者提供）
星期五晚上，南加州自由雕塑园的雕塑家陈维明也主动来陪王涵过夜。因为王涵曾经去雕塑园给他当过义工守过夜，二者也算是忘年交。天气预报晚上会下大雨，但王涵仍然不肯睡进帐篷。已经挨饿多天的王涵，如果再被雨淋湿恐怕危及健康。陈维明灵机一动，把展示绝食天数的巨大幅标语盖在了帐篷的上面，这样正在帐篷外睡觉的王涵就不至于淋得太透。
雨夜睡在苹果屋檐下的王涵（图片：志愿者拍摄）
周六晚也下起大雨，又刮风，王涵全身被淋湿，不时冻得发抖，只能裹紧锡纸毯保暖。现场的帐篷、垫子、衣服等很多物资都被淋湿，一些志愿者忙着帮他带来换洗的干衣服，并把湿衣服和被褥拿去烘干。参加过六四绝食的陈天石送来了一张巨大的防雨布。由于雨下得太大，王涵和守夜的志愿者移到了苹果店的屋檐下打地铺，大家躺进了睡袋，把防雨布盖在了最外面。
风雨交加中，有香港人送来了可以输出交流电的超大型蓄电池，以及电热毯；同样参加过六四学运的任松林送来了两床大棉被。用上了电热毯后，王涵终于安然度过了最寒冷的一晚。
王涵表示，绝食期间最大的困难，就是觉得饿。他会对着身边的志愿者喊饿；来自山西的他，也好几次在电报群里发消息，说想吃妈妈做的疙瘩汤。所以绝食一结束，他就去了一个山西老乡家里吃了他做的疙瘩汤。
他说，前几天的饥饿，是一阵阵的，但后面尤其是到了第七天，强烈的饥饿感每时每刻都在向自己袭来。陪他绝食了一天的志愿者罗姐表示，自己只是一天就饿得受不了，非常佩服王涵的决绝。
他为什么针对苹果？
绝食者王涵在苹果公司门口（图片：Moreless）
“苹果是可以把中国人权问题和美国媒体建立联系的最好靶子，绝食抗议的原因是想让更多的美国人和美国媒体了解Apple的double standard。” 王涵在绝食过程中发的一则推特上这样写到。
11月24日乌鲁木齐的一场大火，点燃了对清零政策积怨已深的中国民众的怒火。南京传媒大学学生高举白纸抗议并迅速引发了其他高校的抗议活动。之后，在上海，北京，广州，成都等大城市，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公开抗议。11月26日深夜，在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人们非常罕见地喊出了“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的口号。
王涵和很多身在北美的中国留学生一样，也在自己所在的USC（南加州大学）的校园里开展了声援国内民众抗争的集会。在白纸抗议爆发后将近一周，眼看运动的势头就要过去的时候。王涵有了要进行绝食抗议的初步想法。
当被问及为什么会选择绝食时，王涵表示，绝食的方式比较强有力，而且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容易引起媒体的关注，为白纸运动续能。
起初他的想法并不成熟，只是对身边几个关系比较近的人说过。他本想要在USC校园门口进行绝食，要求校方承认中国白纸运动的诉求。但是针对学校的做法在旁人看来难以理解，估计校方也不会有什么表示，因而作罢。
这个时候，王涵所在的一个名叫“北加民主墙”的电报群里。群友正在讨论要去苹果公司门口进行抗议——抗议苹果公司限制中国区的iOS用户使用AirDrop（隔空投送）功能。这启发了王涵去苹果公司门口进行绝食的想法。
AirDrop是苹果系统的一项独有功能，近年来已经成为国内抗议者规避信息审查的一项重要工具。AirDrop允许用户在苹果设备之间分享内容，它使用蓝牙在苹果设备之间形成点对点的无线传输网络，而不是通过互联网，使得互联网信息审查者无法监控到传输内容，因此规避审查。
在四通桥事件发生后，有人在国内的公共场所，利用AirDrop功能与陌生人分享彭立发（彭立发被普遍认为是四通桥抗议的发起人——编者注）的标语口号和民主诉求，这引起了中国政府的警觉。苹果疑似在中国政府的压力下，限制了AirDrop的使用范围。
在其11月9日全球系统更新iOS 16.1.1版本中，苹果为AirDrop加入了一个额外的功能，且此项改动仅适用于在中国大陆销售的iPhone。之前的AirDrop可以一直开放接收“所有人”的信息。而更新之后，AirDrop选择接收“所有人”10分钟后，就会自动变为“仅为联系人之间共享”，从而阻止信息的自由传播。这项改动，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中国的社会运动施加的限制。
王涵表示，苹果公司在中国和美国的表现截然不同。苹果号称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是在对待中国政府和人民的态度上，他认为苹果并没有履行其责任。
在美国，苹果公司以一个不畏强权、保护用户隐私的姿态出现。2016年，当时FBI要求苹果解锁加州圣贝纳迪诺（San Bernardino）枪击案中一名嫌疑人的iPhone，就遭到了苹果公司的拒绝，苹果高调声称拒绝为当局“开后门”，以免为权力打开危险的先例。
但是在中国，苹果把iCloud的运营权交给了有中国政府背景的“云上贵州”，引起了广泛的对用户隐私的担忧和质疑。2017年，苹果公司于中国大陸区App Store内下架了数十个能够用来“翻墙”的VPN应用。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苹果因为受到中国政府压力，下架了香港抗议者可以用来追踪警察位置信息的HKmap.live应用。
笔者问王涵，很多人说苹果只是在中国遵守中国的法律，所谓在商言商。所以限制AirDrop，以及将VPN应用下架的责任应该是中国政府来承担，而不是由苹果来承担。你怎么看？
王涵表示：“苹果并不是遵守中国的法律，而是中国政府的命令。苹果很清楚这两个概念的区别。在美国，苹果可以用法律作为盾牌拒绝美国政府的命令，但在中国只能乖乖听令。当然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责任不容推脱，但苹果是帮凶。”
因此，王涵发起绝食声援白纸运动的想法，与北加民主墙对苹果的抗议诉求不谋而合。
但是一听说他要绝食，很多人不大相信，第一反应是“兄弟，你是认真的吗？”有人劝告王涵不要采取这么激烈的方式，毕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王涵倒是比较乐观，认为自己几个月前健身时曾经禁食四天，所以如果只是绝食五天（后来延长至七天）的话，他觉得问题不大。
在北加民主墙电报群里集思广益后，王涵委托群友帮他准备了活动海报，列明了绝食行动的诉求，包括要求苹果公司“停止在中国富士康的劳工压榨、恢复在中国售卖的苹果手机的完整隔空投送功能、停止对中国应用程序商店的应用程序进行审查、并谴责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监禁。”
在168个小时的绝食之后，他结束了行动
王涵结束绝食（图片：王涵提供）
南加州大学纪念乌鲁木齐大火集会现场（图片：志愿者提供）
12月10日星期六是世界人权日，也是王涵原先预定要结束绝食的日子，但是在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和支持后，他决定将行动延长到第七天。当天上午11点，尽管湾区下着大雨，人们依然打着伞聚集到了苹果门口举行集会，支持王涵，纪念世界人权日。
世界人权日集会参与者发言（图片：Moreless）
已绝食了120小时的王涵显得很疲惫也很虚弱，脸色看上去不大好。但他还是振作起来，在集会上做了简短发言：
“中共政权迫害中国人民70多年，人民在饿死，我们却没有表达自由，我们不能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在过去的三年中，基于动态清零政策，人们甚至不能走出自己家。苹果公司，在很多人眼中，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公司。（但是它）跟中共政权合谋，压迫我们的人权，压迫中国人对民主和自由的渴求，尤其是在白纸运动的时候。”
“要求苹果全面恢复AirDrop功能，这对于抗争的中国人分享信息尤为重要。因为在中国，存在着严格的网络审查，社交网络是政府控制的。AirDrop对他们来说，是唯一可以用来安全共享信息的手段。”
12月12日星期一，在整整168个小时的绝食之后，王涵结束了行动。苹果自始至终没有做出回应，但王涵表示这早已在预料之中，他说：“不是因为什么事情有效果而做它，而是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是对的才去做。在做这件事情的过程中，尽量让它变得更有效。”
电报群里的很多群友向王涵表达了敬意，其中一位支持者写到，王涵的行动“不单暴露了苹果公司只顾利润、埋没良知和勾结霸权的企业行为，亦团结起一群有良知的海外中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