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鑫宇死亡的警方复原图
昨晚写了那篇《孩子求救的声音，你听到了吗？》，本意是想提请更多人关注青少年自杀背后的心理抑郁问题，至于胡鑫宇之死本身，我既没有掌握什么内幕，更不是刑侦专家，就略过不谈了。此前我看“没药花园”的一篇已经以缜密、清晰的逻辑和细节分析并认定胡鑫宇确属自杀，可说任何疑点都可以在那得到解答，我无法推翻这一结论。
让我始料未及的是，很多读者都给我留言、私信，不仅对胡鑫宇自杀继续存疑，还有人不满我“匆忙接受官方结论，带节奏误导舆论方向”，偏离了继续追查的“正确方向”，是在“洗地”：
“这篇文章讲得不错，写得也很好，但是我个人觉得不应该用胡鑫宇做例子。因为用他做例子等于就是说他压力大自杀了，然而他不是自杀的，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来。”
“还有那么多令人困惑的疑团没有得到清晰有力的解答，就开始大谈特谈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不是有点转移注意力之嫌？一向提倡独立思考的维舟如果要讨论此事，是不是也应该看到其中明显需要质疑的地方？合理的质疑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且渴望一个能符合理性和常识的真相。”
“对于这么一个所有人都已经关注的事件，居然有这么多人认定了自杀，说明中国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真是凤毛麟角。”
“这文章是在接受官方定调的前提下写的，其实不可能有真相的事不如就不写。”
“因不可描述的原因这次原谅你了，言不由衷不如沉默。”
我完全尊重每个人对此保持质疑、追问的权利，但请相信我，我也是经过慎重思考才接受胡鑫宇自杀这一结论的，没有什么“言不由衷”或“转移焦点”的动机。
在此，我感兴趣的不是辩驳细节（这方面我不可能比“没药花园”写得更好），而是另一个问题：人们为何不愿意接受这一调查结果？
一些人之所以不接受，恰是因为对心理问题的认识严重不足。胡鑫宇是因为抑郁而自杀？对此，有人说：“这解释太可笑了，我绝不会相信。”为什么呢？很多人的想法是：“抑郁归抑郁，难道就自杀了？”那潜台词是：“多大个事，至于吗？”
这么一来，那这事就应该没那么简单。这一问题已经在网上引发水火不容的激烈争吵，有些人坚称，那些到现在还不接受胡鑫宇自杀这一结论的，只是一些愚昧的阴谋论爱好者，他们幻想有什么黑手导致了这个少年的不幸死亡，然后又操纵了结论，但这只是因为他们抖音看太多了。
不难看出，这种态度不免有几分理性的傲慢，当然令人不快，事实上，那些认定疑点尚未澄清的人，反过来认为接受胡鑫宇自杀结论的人，才是轻信、愚昧乃至居心叵测的，自认继续怀疑才是理性、清醒的，是独立思考（意思是“不接受官方结论”）的。
平心而论，这种在每个细节上钻牛角尖的较真，固然让事件越想越诡异，但也因此逼迫官方回应质疑。正如我一位朋友所言：
在监督缺失的当下，从各种角度对只能由官方披露的“真相和事实”进行刁钻的质疑，甚至捕风捉影的进行猜测和阴谋论，实际上成为了官方所忌惮的一种力量，这个力量的作用也不能忽视。
吊诡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官方越是想要“一锤定音”，急于平息事态，可能反倒越难平息质疑。有人说：“没有任何第三方独立的媒体调研的情况下，社会上的任何谣言我都觉得是不可避免的。要想让谣言减少，没有独立的调研者的参与是不可能的。”
然而，有独立第三方公开透明地参与，就能让所有人相信了吗？像肯尼迪刺杀案这样的事件，从未能说服所有美国公众，各种阴谋论至今都没有平息。Douglas Adams有一句名言：“我不会相信。证明给我看，然后我还是不会相信。”
这种论调，在这次的事件中也出现了，认为理性其实是一个圈套：胡鑫宇自杀一说，乍看每个疑点都能合理地解释，但如果你相信，那就上当了，不免头脑简单。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那些都是为你准备好的说辞，是不能信的。
那么要怎样才能信？我看到最极端的一种反应是：“真相早已湮没，永远都不会清楚。公之于众的都不是真相，只是要我们相信的一套说法。”
根据这种看法，信任就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公开的信息都不是真相，反倒是在掩盖真相，而“真相”已经不得而知了。既然如此，那么对事件怎么揣测都不为过，因为再离奇的猜想，倒是都有可能比官方说法更接近“真相”。
很多人因此感叹，“塔西佗陷阱”重现了：公信力一旦崩塌，无论你说真话还是假话，都会被人往最坏处设想。问题是，为什么这一陷阱反复出现？
胡鑫宇案虽然现在全国瞩目，但我想，这恐怕是胡鑫宇本人生前都意想不到的，他自己都说过：“试着销声匿迹，原来真的无人问津。”中国每年走失的人数以百万计，一个少年的消失，就算家属到处奔走，往往也不会得到什么社会关注。我身边就有这样的人，失踪都十多年了，至今活不见人、死不见尸，除了亲友也没人关注过。
为什么胡鑫宇失踪106天后才被发现？原因之一恐怕就在于此：当地警方根本没在意，何况报警那会，疫情防控才是头等大事。然而，此事之所以引发关注，最初也是因此：防疫时在各种码、各种监控之下，每个人的行程轨迹都一清二楚，一个15岁的少年怎能凭空消失？
也就是说，人们的怀疑是基于这样一个明显的反差：按说无所不能的力量，竟然办不到一件看来很简单的事。要说之前是重视不足，那怎么后来重视了，仍然那么多天都找不到？此时，人们不是去检验自己的前提（它可能没那么无所不能），而是怀疑其中另有隐情。
这样，什么样的说法就都可能涌现出来，因为不管怎样，它可以回应人们迫切想了解真相的心理需求。官方的回应，一如既往，不是引入透明公开的程序和第三方调查，而是试图给出定调，尽快平息争论，然而，这么一来，却又造成了第二个不信任的怪圈。
为什么会这样？原因很简单，这种定调意味着“都别吵了，我说的就是真相”，但它凭借的其实是自身的权威，也就是说，“你不用知道究竟如何，也不管你信不信，就是这么一个说法，不得质疑，别的说法也都不得存在”。然而，这并不能让所有人心里的疑点都消散，恰恰相反，不乏有人相信，这就是硬上，甚至连编都不肯编得圆一点。
到这一步，情况就陷入了“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的僵局了。这里的关键在于：“公信力”的建立，不能仅仅依赖“我说了算”的那种权威，而应当是一个公开的程序，也不要把公众的关注看作是一件坏事，倒不如将之看作完善这一程序的助力。
毫无疑问，这些都是有意义的，我只是想再度提醒一点：这件事可以有不同角度，不要仅盯着这一点，而忽视了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如果胡鑫宇原本是想向社会发出这样的警讯，那我们没能倾听到他这最后的呐喊，不仅对不起他，也失去了一次理应当反思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