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则无法不令人感到惊恐的新闻。香港女性蔡天凤（Abby Choi）遭前夫一家残忍杀害并肢解烹煮，杀机据说为财务纠纷。
这无疑是人性中残暴一面的爆发，也是豪门世界阴暗一面的抖落，但仅仅如此吗？再看近期的另一起事件：“粉发女孩”和病床上的爷爷分享自己的录取通知书，她拍照留念这一时刻，并上传到了社交媒体上，没想到这顶粉色头发竟给她招致了一场网暴，最终她罹患抑郁，于今年过世。
在这些不同形式的暴力事件中，受害者总是女性，她们往往因为过得比一些男性好，不顺从、不满足男性提出的要求而遭忌恨，甚至被置于死地。女性主义学者 Diana E. H. Russell 将这种现象定义为 femicide（杀戮女性）——一系列性骚扰与性暴力的极端。极端行为并不代表少见，也不代表它与日常的侵犯毫无联系，正如她在论文《杀戮女性：基于性别的恐怖主义》中谈论的，极端行为更清楚地勾勒出这类罪行的逻辑：性与暴力的文化、男性的权利欲望。
今天我们再度分享这篇写就于 1990 年的论文节选。三十年过去了，基于性别的犯罪却仍屡见不鲜，培植它的土壤仍被反思、批评、铲除得不够。
杀戮女性：基于性别的恐怖主义（节选）
撰文：JANE CAPUTI\
DIANA E. H. RUSSELL
编辑、翻译：菜市场
杀死女权主义婊子们
——1989 年，马克·莱皮纳在蒙特利尔杀死 14名妇女后，在西安大略大学出现的涂鸦
加拿大小说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曾经问过自己的一位男性朋友，为什么男人会觉得被女人威胁。他回答说：“他们怕被女人嘲笑。”阿特伍德接着问了一群女性，为什么她们会觉得被男人威胁。她们回答说：“我们怕被杀掉。”
不论看起来多么不相称，这两种恐惧其实有深刻的联系。1989 年 12 月 6 日发生在蒙特利尔大学的事件就证明了这一点。那天，25 岁的战斗杂志爱好者马克·莱皮纳（Marc Lepine）穿上战斗服，冲进了工程学院的一间教室。他把教室里的男女分开，命令男性出去，大喊“你们都是他妈的女权主义者”，向女性开火。半小时的狂暴之后，莱皮纳杀死了 14 名年轻女性，打伤了其他 9 名女性和 4 名男性，然后把枪口对准了自己。在一份长达三页的遗书中，他将自身的所有失败归咎于女性——她们拒绝他，蔑视他。在他的尸体上还发现了一份目标名单，上面有 15 个加拿大杰出女性的名字。
由于莱皮纳没能完成工程学院的申请，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女人的羞辱（“被女人嘲笑”）。他定义这些人为“女权主义者”，因为她们进入了在传统上男性主导的领域。当白人男性的排他性和特权遭到侵蚀，莱皮纳的反应是致命的。他的反应也显然是政治的。
剧集《我的天才女友》
杀戮发生后，媒体在报导时总是否认莱皮纳罪行的政治性。引用加拿大小说家莫迪凯·里奇勒（Mordecai Richler）的话说，“这是一个昏了头了的人做出来的事（本身无法被解释）”。他完全无视了莱皮纳对自身行为的解释：他憎恨妇女，尤其是女权主义者。这样一个凶手是否“昏了头”，其实不是问题的核心。把焦点固定在对女性施暴者的病理学上，只会掩盖其行为的社会控制功能。在一个种族与性别歧视的社会中，不论是精神病患者，还是被视为正常的男人，都普遍存在种族主义、厌女和反同性恋的态度——他们在长大过程中习惯于这些态度，并一再看到这些态度被合法化。****
莱皮纳的谋杀是以性别为目标的仇恨犯罪，而不是以种族、宗教、民族或性取向为目标。在针对非裔的私刑或者针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事件中，没有人会浪费时间猜测罪犯的精神健康状况，或者猜测他们之前与个别非裔或犹太人发生了什么。今天，大多数人都明白，私刑和大屠杀是出于政治动机的暴力形式，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白人或非犹太人的优越性。同样，对女性施暴的目标——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是为了维护男性的优越地位。
早期女性主义者对另一种性别暴力——强奸——的分析认为，它并不像普遍看法所坚持的那样，是由于魅力受挫、受害者挑逗、无法控制的生物本能而产生的犯罪。强奸也不是仅由不正常的社会边缘人实施的。相反，强奸是性政治的直接体现，是对男性气质至上的性规范的遵从——正如“幽默大师”奥格登·纳什所说，“娘娘腔才引诱；真正的男人想要的是强奸（Seduction is for sissies. A he-man wants his rape）”——以及一种维护性别现状的恐怖主义形式。
大多数丈夫、情人、父亲、熟人和陌生人对女性的谋杀，和强奸一样，不是一些莫名其妙的社会偏差的产物。它们是杀戮女性（femicide），是最极端的一种基于性别的恐怖主义形式，被仇恨、蔑视、快感或占有欲所驱动。杀戮女性的具体行为包括对女性的肢解谋杀、强奸谋杀、升级为谋杀的殴打、在西欧对女巫的焚烧以及在印度对新娘和寡妇的焚烧，还有在一些拉丁和中东国家的“荣誉犯罪”，即男性杀害被认为是去贞洁的女性亲属。将厌女性质的谋杀称作“杀戮女性”，不仅是“杀人”或“谋杀”，有助于掀开非性别术语的遮蔽性面纱。
电影《狗镇》
男性对凶手的代入感表明，杀戮女性在性别歧视文化中是多么根深蒂固。例如，一位名叫西莱丝特·布鲁索（Celeste Brousseau）的工程系学生曾经抱怨过阿尔伯塔大学工程系教员性别歧视，在莱皮纳谋杀案发生后不久，她参加了系内的一个短剧之夜，却遭遇了数百名同学的高呼：“打死这个婊子！”
厌女不仅激发了针对女性的暴力，还扭曲了媒体对这类犯罪的报道。媒体曝光中，杀戮女性、强奸和殴打行为在不同程度上被埋没，或被大肆渲染，取决于受害者的种族、阶级，和（男性眼中的）吸引力。对于针对有色人种女性、贫困女性、女同性恋者、妓女和女性瘾君子的犯罪，不论是警察、媒体还是公众，反应都尤其糟糕——通常是冷漠的，带有贬义的刻板印象，还有对受害者的指责（例如，“有色人种女性要么是妓女，要么是瘾君子，她们把自己置于危险之中”）。
杀戮女性处于一个“反女性恐怖连续体”（a continuum of anti-female terror）的极端。它还囊括了各种各样的语言和身体虐待，比如强奸、折磨、性奴役，比如儿童性虐待，比如身体和情感上的打击，比如发生在线上、大街上、办公室里、教室里的性骚扰。以及不必要的妇科手术（比如生殖器切割），强迫异性恋、强迫绝育、强迫做母亲（比如阻拦避孕和堕胎）等等。每当这些恐怖主义的具体形式会导致死亡，它们就是杀戮女性。（编者注：也有学者将“femincide”与“femicide”区别使用，令前者指代更广泛的针对女性的暴力行为，或强调杀戮女性也包含谋杀之外的暴力行为。）
电影《007 之金手指》
尽管目前还无法评估特定一年的性谋杀数量，但几乎所有专家都认为，自 20 世纪 60 年代初以来，杀戮女性的案件在大幅增加。我们认为这种针对女性的暴力升级是男性对女权主义的反弹的一部分。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女权主义的错：不论女性是否反击，父权文化都会恐吓女性。然而，当男性至上主义受到挑战时，这种恐怖就会加剧。在早期现代的欧洲，许多“出格”的女性被当作女巫，遭到怪诞的折磨和杀害（基于不同估测，有 20 万到 900 万人被杀害）。在今天，这样的女性被当作“婊子”，她们身上发生了什么都是活该。“为什么就不能摆脱这些婊子们？”被称为“山坡绞杀手”的连环杀手肯尼斯· 比安奇曾经这么问。
二十世纪末的性与暴力文化是这些行刑人和刽子手的温床——凶手作为维护男性统治的突击队出现。
基于性别的恐怖主义的另一个起因，是权利欲望。许多男性认为，他们有权从女性那里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如果女性阻挠他们，有些男性就会变得暴力，有时会达到杀戮女性的程度。想一想对于爱荷华大学的男学生对于楼下女生的噪音投诉所展现出来的超乎常理的仇恨。他们在男厕所的墙上写了一份清单，标题是“十大要对楼下婊子做的事”。它后来被发表在大学报纸上。这份清单敦促将女生“用锤子打成血浆后大笑”，以及详细说明如何使用各类工具残害女性生殖器。类似的侮辱女性的表现还包括多伦多大学工程系学生报上曾经出现的建议：“如果不喜欢性骚扰，就割掉自己的乳房吧。”
如果想知道这些学生都是从哪里习来的这些恐怖想法，我们只需要看看色情制品，还有大众媒体上耸人听闻的情色与暴力场景。与许多女权主义者相似，我们认为色情制品是一种反女性的宣传形式，说服人们将女性当作物体，商品，可拥有、可使用、可消费的“东西”，同时兜售逻辑上的关联性：所有女性都是潜在的妓女，合理范围之内的猎物；性暴力是可以接受的；女性活该，并且希望被伤害、强奸，甚至杀害。研究表明，在色情制品和利用情色与暴力刺激的媒体中常有的影像——物化、侮辱、损害女性的那些——让某些男性更容易对强奸和对女性施暴产生快感。或者说，这破坏了他们对暴力的抑制。
杀戮女性所引发的骚乱，是凶杀电影（slasher film）或层出不穷的性犯罪惊悚小说的基本主题——这些电影和书的大部分粉丝都是男性，尤其是年轻男性。在当代的超级英雄漫画中，对杀戮女性的逼真描绘比比皆是。比如最近一期的《绿箭侠》就描绘了一名近乎赤裸的妓女，被折磨和钉刑致死。一位漫画书书商解释说：“读者都是十几岁的男孩，所以你可以看到大量压抑的愤怒……他们确实喜欢看到人物被切成碎片。”
这并不是说，人们必须进入主流文化的边缘地带才能看见对女性的杀戮。主流的电影制片人布莱恩·德·帕尔玛（Brian De Palma）曾经抱怨说：“我总是被攻击，说我的手法很色情，还搞性别歧视——说我把女人切开，或者把她们置于危险之中。我是在拍悬疑电影！她们身上还能发生什么？”在《哈林夜总会》这部“喜剧”里，艾迪·墨菲（Eddie Murphy）饰演的角色先和贾斯敏（Jasmine Guy）饰演的欲望对象上床，然后一枪崩了她。厌恶与杀戮女人的主题在摇滚乐中也无处不在。二十年前，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在歌中唱：“强奸，谋杀，只需一个吻（Rape, murder, it’s just a kiss away）。”现在，枪炮与玫瑰乐队（Guns N’ Roses）唱到：“我曾经爱过她 / 但我非要杀了她 / 她喋喋不休 / 她令我抓狂（Well I used to love her / but I had to kill her / she bitched so much / she drove me nuts）。”
电影《夜行动物》
杀戮女性的暴行在四处被正常化，被以玩笑般的口吻开脱，被宣传成标准的幻想品。虽然对女性施暴没有被正式制度化，但在媒体对现实的描绘中，杀戮行为已经被制度化了——从漫画书到诺奖作品，从高票房电影到偷拍视频。有句话这么说，“来吧女孩，这只是娱乐而已”。与此同时，联邦调查局将性谋杀称作“娱乐性谋杀（recreational murder）”。
如果所有杀戮女性的案件都被承认，被准确地计算；如果针对女孩和妇女的大量非致命性暴力被考虑在内；如果家庭内部的虐待和殴打被认定为折磨；如果父权式的家庭被认作是难以逃脱的监狱——现实证明常是如此；如果以暴力为刺激的色情制品和文化消费品被认为是仇恨文学……那么身处美国的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生活在基于性别的恐怖主义统治之中，其规模、强度和意图与 14 至 17 世纪欧洲妇女作为女巫遭到的迫害、折磨和毁灭不相上下。
原文："Femicide: Sexist Terrorism Against Women" from
Femicide: the Politics of Woman Killi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