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去纽约之时，未能免俗，在帝国大厦顶层观景台看夕阳以及夜景，想象着金刚攀爬在帝国大厦顶端的电影桥段。对城市最高点的占领，大约是城市动物共同的体验，对高度有一种近乎病态的迷恋。当代城市是向天空野蛮生长出来的，在不知不觉之中，摩天大楼成为当代城市的一把标尺，影响着人们对这个城市乃至整个国家的评价。
人类对建筑奇观的膜拜，则是自古以来的共同文化习惯。从世界上最古老的城市雅典，到全球最年轻的城市深圳，在这一点上，不分什么东方西方古代现代。深圳用四十年走完西方城市四百年的路，一度被称为中国的当代奇观。恰恰是在深圳这个地方，中国人开始膜拜自己创造的高度，而不再仰望西方。
这个时间节点大约在二十年前。1995年后出生的小孩，在童年时代，正好经历中国的黄金时代，他们眼里的中国和自己一样见风就长，摩天大楼不断刷新高度纪录，崭新而雄伟的城市见证着中国崛起，触手可及的崛起，令很多年轻人对中国的发展以及所谓正确道路深信不疑。
而我这代人，则完全不是这样的童年。
神殿、香港红馆、上海国际饭店：承载价值的世界奇观
我当年玩《帝国时代》游戏的时候，使用拜占庭文明，奇观落成，赫然是索菲亚大教堂，那是君士坦丁堡最高的建筑。如果使用日本文明，升级到城邦时代，修筑天守阁，同样是日本幕府时代各个城市的最高建筑。城市的高度和天际线就是这些建筑奇观决定的。
奇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对这座城市的认同。秦汉两代开始，在咸阳和长安修建的高阙、宫殿、承露台等，不仅确立了城市的高度，也承担着重要的教化功能。古希腊的原始城邦，其最高点通常都在山巅，那是确立了神的位置，就是真理中心，并在周边安排市民中心、法庭、议院等权力中心的位置。
不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形成了一整套建筑形制的叙事体系。推而广之，后世北京的天安门，巴黎的凯旋门、埃菲尔铁塔，纽约的自由女神像、帝国大厦，南京的中山陵，无不传达出一种城市奇观的庄严感。每一个来膜拜的人，无不在此地拍照，作为人生中一个被记录的重要时刻。
这种记录，包含着一种对本民族或者本群体的认同感。当然，奇观也会引起他民族或者群体的认同感，如果背后有一套价值体系支撑的话，更是如此。
一百多年前赴美中国留学生的日记可堪玩味。坐船从上海到横滨，再转乘大船赴纽约，经过数个月的海上漂泊，在进港之前，映入眼帘的就是硕大无朋高耸入云的自由女神像，然后是哈德逊河畔的高楼大厦。
这就是一百年前那一代人的感觉，他们被这样高大的建筑奇观“震惊”了，在巴黎的邓小平看到凯旋门和埃菲尔铁塔也是一样。他们就这样在震惊中被带入了现代社会。
南中国的景象也是一样，叶问从九广铁路尖沙咀下车的时候，也必定会感慨尖沙咀钟楼的巍然，正如年轻的孙中山在香港看到圣约翰座堂时的那种心灵震憾。八十年代的深圳人，乘坐东铁线在红磡下车，迎面而来的就是刚刚落成的巨大的红磡体育馆，然后看到整个港岛的天际线，被一座座高楼塑造出维港流光溢彩的起伏模样。
香港红磡体育馆。(香港康乐及文化事务署)
1983年以前，整个上海的天际线制高点仍然是南京西路的国际饭店，这幢建于1934年洋场时代的巧克力色大楼标高84米，当时是中国最高的建筑，被称为“远东第一楼”。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占据了上海的天际线，1983年被上海宾馆超越。问题就在此，社会主义的上海，半个世纪都在干什么？
我小时候每年生日会被父亲带去照相馆拍一张纪念相片，那是童年少有的很有仪式感的事情。六岁生日的那张照片，背景是纽约的夜景图片做的布景，世贸中心的双子星大楼被置于整个画面的中心。这在八十年代是一种照相风尚。而我，对哈德逊河岸的天际线和夜景，从小就是向往的。
迪士尼、可口可乐：中国和世界的时差
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那时候拥有电视的家庭不多，每个周末和一帮小朋友一起看动画片，虽然是黑白电视，米老鼠和唐老鸭，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但还是津津有味的看完十五分钟。这是学习六天之后，一周唯一的期待。那时候，中国还是每周六天工作制。
当时我不知道这是迪士尼六十多年前的动画。中国和世界的时间并不同步，迪士尼上映这部片子的时候，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才刚刚去世，中国还在北洋政府统治的时代。这部片子之后是米高梅公司的《猫和老鼠》（Tom and Jerry），则是一部二战期间制作的动画片。
《猫和老鼠》。(Warner Bros)
对我们这代人而言，美国、日本、欧洲，就是代表着美好、舒适、发达的生活水平，以及有趣、好玩的文化产品。父亲的朋友从美国带来一支圆珠笔送我，就是非常普通到处可以买到的圆珠笔，我被班上的小伙伴羡慕了好久。“进口的”即意味着高级、耐用、有品质等等，进而认为，外国（其实也就知道美国、日本、英国等几个发达国家）的一切都是好的。
再比如可口可乐。这种常见饮料在我小时候是作为一种奖赏出现的。我考试拿到好成绩，父亲会买一瓶可乐给我，喝完的玻璃瓶子还要给商店送回去。那种甜甜酸酸的口感，似乎可以在舌尖上停留好几天，以至于我刚刚毕业自己赚钱的头几年，天天把可乐像水一样喝——都是童年的病根子。
1988年，一部名为《河殇》的纪录片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探讨了诸多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认为中国有太多传统文化包袱，黄土文明应该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拥抱“蓝色文明”。我那时候年龄小看不懂，但大人很喜欢这部片子。2008年3月，我在台北见到了这部纪录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先生，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说，我这一代也是“河殇的一代”。
纪录片《河殇》。 (视频截图）
在我的童年时代及少年时代，我们这些人就是在一种“否定中国、肯定西方”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当时惘然而已。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中国的现状都是不满意的。我中学的政治课本里，几乎引用了邓小平关于向西方学习的全部言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需要对外开放，这是朝野的共识。
我去大学的前两个月即1998年7月，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他是六四之后访华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代表中国的西安官员郑重地递给克林顿一把钥匙，让古城西安的南大门缓缓打开。那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镜头，这个古老的中国，再次向外部世界——以美国为首的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
深圳香港的景观映射着历史的进程
我这代人，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国的关键词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坚持总路线100年不动摇。让我们这代人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的日子会伴随我们终生。在入世之前的二十年，虽然有各种跌宕起伏，但整体在路径上，中国还是向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这就是我青少年时代对中国的大体认知。这些都让我们彼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视发达国家和地区为学习目标，深圳早期的发展，正是描摹和承接香港而来。1984年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后，深港两地的互动逐步扩大。香港作为一个被学习的形象呈现在内地尤其是深圳之前。作为从北京到香港之间的重要驿站，深圳是中国内地窥视资本主义的唯一窗口。
维港的景观也同步映射着历史的进程。1985年落成的汇丰银行总部大楼撑高了香港的天际线，亦超过了1950年代成为最高楼中国银行大厦。很快，1989年落成的由贝聿铭设计的中银大厦，以367米的高度，成为当时亚洲排名第一的摩天大楼。不仅如此，当年开始设计的北京中银总部大楼，其外立面和两千公里之外的香港中银，一北一南，形成了外观上的严格呼应。
香港中银大厦。(维基资料图片)
可以说，19世纪的八零后鲁迅、九零后胡适、零零后邓小平，乃至到20世纪的八零后（比如我），100年多年，贯穿一个世纪，我们在面对西方世界、面对香港、东京、巴黎的时候，抱有一种强烈的震撼感以及落后感，乃至在心中暗下决心，要把中国变成同样繁荣发达的样子。所以鲁迅、胡适、邓小平都回国了。
在香港中银大厦封顶6年后的1995年，深圳罗湖的地王大厦，以仅仅超过香港中银大厦16米的高度，成为亚洲第一高楼，是当时中国（含香港）最高的建筑。地王大厦是对深圳乃至中国十多年改革开放的一次里程碑式的记录。在高度上的超越，也意味着在心理上的重大慰藉。据说在地王大厦可以望见港岛，我没有上去过，无从体会，但我能够想象那样的感觉。
深圳地王大厦。 (维基资料图片)
这种一再超越现有高度的城市奇观比赛，不仅是人类无限接近天空的欲望驱使，更是在心理层面建设集体自我认同的重要方法。甚至可以这样说，建筑高度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自身政治认同的一种手段。
1995年真是一个划时代的年份。1980年代初铁道兵、工程兵南下深圳，带着对香港的艳羡，开始建设深圳。总设计师也一再告诫，姓社姓资不重要，要引进资本主义先进的发展经验。胆子再大一些，步子再快一些。老深圳人心里，深圳当然是不如香港的。
这种“不如”体现在方方面面，罗湖口岸的各种水疗中心，以100港币两个小時的低价经营了很多年，他们服务的对象，就是北上寻欢作乐的香港中年男人，很多水疗中心收港币，因为那时港币的汇率比人民币汇率更高。深圳早年的一线奢饰品店极少，许多全球大牌都不在深圳开店，就是因为深圳人去香港买名牌太容易了。甚至到2015年之前，深圳的中产家庭仍然坚持在香港购买婴儿奶粉。
1995年，香港的GDP为1447亿美金，是当年中国内地GDP（7345亿美金）的五分之一，而香港只占中国国土面积的0.01%。这是多么巨大的反差。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但同年北大的亚洲排行是第37名，而香港中文大学是第7名。1997年，回归之前，举国上下对香港的赞誉与羡慕，称之为对香港的集体崇拜，并不为过。
在1995年之前，对西方（体系下的）城市——纽约、伦敦、巴黎、东京、香港的崇拜是显而易见的。由此上溯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中国在那一刻进入了作为一个三流国家的深深自省，这一过程恐怕维持了一个世纪。
被摩天大厦撑起的认同和骄傲**
当亚洲第一高楼崛起于深圳的时候，一切都不一样了。
1995年以后出生的中国孩子，与他们的父辈相比，可能最大的不同是，在他们诞生的时候，中国已经有了一流的城市奇观——亚洲第一的高楼。他们不必再用100年来“中国不如发达国家”的眼光来看世界了。几座摩天大厦就可以支撑一代人两代人的情感认同和族群认同。
这几年经常有留学生抱怨，纽约的地铁太破、东京没有高楼、香港地方太小等等，来证明留学未必是好的选择。又或者拿高铁和外卖来证明，今日中国城市的现代化与信息化超越了西方城市。从建筑硬件上看，的确是如此。尤其是深圳，是一个四十年来急剧膨胀的城市，从一个小渔村变为国际化大城市，从全球看，大概只有当年的加尔各答可堪比拟。
即便如我，在外地朋友来深圳的时候，也倾向于去城市地标的地方如平安中心或者华润万象城吃饭。那里面隐隐约约有一种轻微炫耀着“深圳挺好”（或者“我在深圳挺好”）的态度。
三十年来的浦东也是这样，新的上海在黄浦江两岸拔地而起。作为中国城市标杆的上海，引领了新世纪以来各个城市模仿的风潮。按照国际标准，超过500英尺（152米）的建筑可称为超高建筑，即摩天大厦，中国当前有3000多栋，远远高于排名第二美国的870栋。这些大厦分散在中国80个城市里，其中绝大多数建于2000年以后。
二十多年前，我们这代人从罗湖的地王大厦用望远镜看香港的心情，和今日年轻人在来福士酒店的空中大堂眺望香港元朗的心情，其实已经发生了一去不回的、深刻的视角转换。竟或者可以说，在来福士空中大堂，完全可以不必看香港了，那不再是一个仰望的对象。
在浦东三件套的顶层观景大厅里俯瞰上海，有一种世界在我脚下的满足感。这种实实在在的心理感受，足以让两代人膨胀。最新的笑话是，知乎上有人问：为什么中国发展这么好，马斯克不加入中国籍呢？很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外国就是美国，因为那是唯一的敌人。
中国的七零后八零后这一代人，一直在疑惑，为什么零零后有那么大的文化自信？很大程度是因为，中国城市的景观，不再是他们上一代的样子了。他们的底气从何而来呢？再进一步说，弥漫于中国简体网络的“粉红现象”其来有自。城市奇观让他们非常具体感受到了所谓的优越性，他们面对西方的时候不再像我们这代人那样忐忑和震撼了。
这代人不明白父辈们为什么会建议自己去海外留学，也无法理解父辈们在KTV里流着眼泪唱“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背后的心灵苦难。那是一百多年几代人共同的心灵体验。
然而，在城市奇观和情感认同之后，是不是我们真正的完成了对他者的超越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新问题。洋务运动三十年后，中国拥有了亚洲第一的海军，其战舰数量超过日本三分之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最終经历了严峻的历史考验。其后不久的维新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才真正检讨了硬件和软件的关系。
当下的中国，奇观已经建成，但历史尚未终结。可以预言的是，中国的城市奇观仍将会不断出现，但已经无法继续成为一种认同的嫁接之物。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摩擦也将会越来越大，黄金时代成长的年轻人，会慢慢遭遇到这个不安年代带来的苦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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