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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期刊》（Journal of Democracy）：是一份1990年起由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行的学术期刊，每年出刊4次，内容为研究民主和民主运动的发展。
一、清零之后，中国基于信任的镇压系统逐渐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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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Lynette H. Ong (王慧玲) 是研究中国镇压系统的专家，在2022年出版了《外包镇压 Outsourcing Repression》一书。根据不明白博客的介绍，“从2011年至2019年，王慧玲多次赴中国，在8个省会或直辖市进行了超过200场田野访问，同时建立了超过2000个媒体报道案例数据库”。今年四月，她在民主期刊 (Journal of Democracy) 上发表一篇文章“清零失败后的中共” (The CCP after the Zero-Covid Fail)，指出中国除了新疆以外的镇压模式正在失效，并表示中国的异议活动并没有消亡。
文章截图
首先，王教授指出，在六四事件之后，“中共煞费苦心地建立了一个维稳体制，使其能够在社会冲突演变成街头抗议之前将其扼杀在萌芽状态”。目前，中国存在两种不同的镇压系统。第一种是指以信任为基础的日常镇压模式。作者又称为“外包镇压”，即“党国召集社会上有意愿的成员直接镇压人民，或诱使他们服从国家政策，包括零居、人口控制和城市化”。 然而，讽刺的是，这种体制关键部分是人，“是基于信任的，它的力量来自于普通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关系) ，包括家庭、邻里和工作关系。“与警察和其他国家代理人使用的暴力胁迫不同，这种日常形式的镇压依赖于哄骗、说服以及施加社会和心理压力以促使人们服从”。
第二种镇压模式则更为公开和暴力，它应用于新疆、西藏和香港，是一种高强度监控模式。在新疆和西藏，人均公安人员数量都在增加，而且因“颠覆”行为而被捕入狱的人也屡见不鲜。“虽然新疆和香港的公然镇压可能成为国际新闻头条，但外包的镇压，更为普遍却不为人知”。“这两个系统，加上宣传和审查制度，使中国公民无法认识到彼此的困境，从而努力防止全国性的大规模起义”。
其次，作者分析了这种系统如何在疫情之后作用大打折扣。起因在于“清零”政策导致的大规模封控，造成了普遍的不满。人民的不满导致渐渐不再服从，最终演化成了全国性的“白纸运动”。进一步，作者联系中国经济繁荣不再，指出中国的政治异议活动并未消亡，反而可能会更加激烈。
最后，对于未来会发生什么？作者对中共在后疫情时代面临的挑战进行了三点思考。第一，“中共基于信任的治理和镇压模式依赖于高比例的民众支持”。然而，中共的清零政策亲手毁掉了这种信任和支持。作者认为，如果想要获得疫情前一样的民众服从，中共需要更多的暴力。第二，“突如其来的政策转弯会使中共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制定一个既能使其摆脱‘清零失败’又能保持其合法性的说法。”第三，作者指出，“清零”政策结束后，中共试图重新将政策中心调整到“经济发展”上，但是能否实现存在很大疑问。因此，“习近平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中国经济低迷”。
二、中国民主季刊：“白纸革命” 与新流民阶级的崛起
北京政治学者、前清华大学讲师吴强在中国民主季刊上发表文章，对“白纸革命”的参与者进行了深度分析。“作者考察了‘白纸革命’参与者的生存状况、相互联系方式、受教育程度等，提出正在崛起的‘新流民阶级’构成了这一‘几乎革命’的主体”。
季刊封面
作者指出这场“白纸革命”是“一次不可能的‘几乎革命’ (Almost Revolution)”，并且“也以一场近乎颜色革命的抗议宣告了中国过去十年高压政治的破产”。
作者在分析了参与“白纸革命”中几次重要的集体行动后，将参与者归结为城市知识无产者和外地工厂工人，并将二者统称为“新流民阶级”。作者评价道这一阶级是在“未完成无产阶级化”状态中的阶级。
由此，作者表示，“从这个假说重现中国的阶级演变，可以发现其中历程的惊心动魄，与中国文革后整个改革开放历史紧密相关”。作者引用其他学者对建筑工人的研究，将中国的农民工称为“永久临时工”。他总结这种“永久临时工”的流民特性是中国新流民阶级的典型代表：“他们大多缺乏正式劳动合同，大多缺乏社会保险、缺乏完整的家庭生活、缺乏连续的月收入，工作场所常年转移，游离在主流城市社会生活之外”。作者认为，区别于传统的四个阶层（精英、工薪阶层、高收入者和传统工人阶级），这种“新流民阶层”在中国的规模越来越大。
作者指出，这一阶层“制造着新的社会不平等和不安全”，属于“危险的阶级”，很容易形成“火海的政治”，比如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他还举例子，2011年席卷埃及的茉莉花革命，主要的参与者就是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新流民阶层”。此外，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中国一直在努力防范“茉莉花革命”，但是却创造了这一革命阶级。“在过去三年疫情期间，这种下沉的流民化趋势席卷几乎整个私营部门”。中国劳工的工作也越来越不稳定，甚至包括高学历的智力从业者也存在这一现象。
作者引用经济学家斯坦丁 (Guy Standing) 所归纳的“流民化所带来的集体心理症候”：他们都有着愤怒、异常、焦虑和异化的情绪，即“4A”(anger, anomie, anxiety and alienation)。
作者认为这一阶级正在建立阶级自我认同，“早在新冠疫情之前，2017年北京市开展驱逐低端人口运动的过程中， 这一认同纽带就在共情中建立了”。他还在最后写道。“现在，我们可以确定，2017年的那个冬夜或许正是5年以后亮马桥革命的预演，而2022年11月底短暂的白纸革命则寓示着新流民阶级的崛起。那是否意味着未来革命的预演，还不得而知”。
三、澳洲智库民调：44%的华人受访者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信心
澳洲知名智库洛伊研究所 (Lowy Institute) 连续第三年发布对澳洲华人居民的民调报告，指出44%的受访华人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有信心，其中11%的人非常有信心，远高于一般澳洲人11%的比例。而对中国有信心的人更高达61%，远高于一般澳洲人的12%。
报告封面
该报告分成八个主题，涉及生活方式、归属感、外国干涉、外交政策和中美关系等等。报告指出，92%的受访者认为澳洲是一个好的居住地，相比于2021年的80%有了大幅升高，并且四分之三的人对澳洲生活和文化感到自豪。此外，澳洲华人对民主的认同也大幅提高，从2011年的36%升高到48%，而对非民主政体的认同则有所下降。
在对各国领导人的信任方面，澳洲华人对现任工党总理的信任度为60%，为各国领导人之最。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方面，澳洲华人更不信任美国总统拜登，而更信任俄国总统普京。对拜登的信任度为34%，远低于澳洲人的58%，而对普京的信任度为29%，澳洲人则为8%。然而，在国家信任度方面，37%的受访者信任俄罗斯，远高于澳洲人的5%。
此外，在关注的公共议题方面，相较于澳洲一般民众，澳洲华人更关心经济状况和澳中关系，而不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中俄合作以及中国在澳洲临近的太平洋岛国驻军等。恰恰相反，这些议题都是澳洲一般民众所最为关心的。
最后，超过七成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澳洲的经济伙伴，是一般澳洲人的两倍。相反的是，六成澳洲人认为中国是澳洲的安全威胁，而华人则不到三成。由此，当中美发生冲突时，超过8成的华人认为澳洲应该保持中立，而一般澳洲人只有五成。
编者注：根据Statista的统计数据，除了南洋华人之外，澳洲华人是海外华人分布第三多的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