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曾因支持学运而下台的胡耀邦去世，北京市民和学生以“悼胡”为名，聚集天安门，很快蔓延成争取民主自由、结束一党专政的全国性运动。6月4日凌晨，解放军对学生、群众进行武力镇压，举世哗然，称为“六四”天安门事件。
六四事件的伤亡人数至今没有确切的统计。中国红十字会指称近2,600人死亡，近3万人受伤；北京市长陈希同则称200多人死亡，3,000人受伤。
——台湾历史课本，南一版，高中第二册第六章
1989年的春末夏初，台湾刚迎来解严后的第二年，在海的另一头，北京的八九民运，也深深震撼了那个世代的台湾人。五月开始，无数台湾人守着电视机、或者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广场前，与位于中国北京天安门广场上抗议的学生与群众互相连线。当天深夜，广场传出第一声枪响，这一震惊国际的事件，也当时刻在台湾民众的记忆中。
不过，随着台湾解严一系列的学运与农工运动冲撞、两岸开放交流、首次政党轮替、反服贸协议，不同于香港支联会每年固定举办纪念活动、公布参与人数，台湾的“六四晚会”，却从主办单位、声援口号、到参与者群像，都不断随着两岸交流的局势变化，历经多次改变。
时光轮转，2023年6月，34年后，由香港编辑庄梅岩创作的六四主题香港舞台剧《五月三十五日》在台首演。该剧讲述一对北京的老夫妻，丈夫阿大与妻子小林，两人于迟暮之际终于决心前往“广场”悼念死于天安门事件的儿子。五场中文场、一场粤语场、共1,200张票券，公告两日内立刻被民众扫光。
34年过去，到了2023年的现在，是谁还在台湾声援与纪念“六四”？当说起“天安门事件”，还会唤起台湾怎样的历史记忆？
更艰难的问题则是——
所谓的历史记忆，到底是在哀悼谁的记忆？
在本篇报道中，我们爬梳史料，并采访历年台湾六四晚会相关的不同群体与个人，整理出台湾对于“六四纪念晚会”不断复写与延异的诠释史。
《中国时报》（1989年5月20日《大陆权力危机特别报导》）
▎1989年：台湾的血色记忆
台湾在1987年正式宣布解除戒严令。1989年4月15日八九民运揭开序幕时，当时的台湾，从七零年代的经济起飞到八零年代的政治松绑，本土社会运动风起云涌。
据当时报刊史料记载，事件发生之初，台湾与香港相同，从政治界、艺文界、到大专院校的年轻学生们，不分党派，都极力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学生诉求。不只大力募款声援，当时由时任国民党立法委员赵少康发起，李宗盛、张雨生等人创作的歌曲《历史的伤口》，邀集一百多位明星参与演唱，在5月28日录制完成，歌词更成为当年台湾声援中国民主化的代表性歌曲：
如果热泪 可以洗净尘埃
如果热血 可以换来自由
让明天能记得 今天的怒吼
让世界都看到 历史的伤口
5月31日，由救国团、三民主义大同盟、团结自强协会等单位组成的“中华民国青年支援大陆青年筹委会”举办，救国团策划的“手牵手、心连心”活动，号召青年从基隆到高雄牵手排成人炼，声援中国学生。
6月3日，在台湾有超过上万民众聚集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参与“血脉相连˙两岸对歌演唱会”（中央社檔案照片）
6月3日，在台湾有超过上万民众参与、演艺圈发起、艺人孙越主持的“血脉相连˙两岸对歌演唱会”，主张“以民族角度去声援中国争取民主”，在中正纪念堂越洋连线天安门，替绝食学生鼓舞打气。在当时的纪念晚会广告中，主持人亦指出：
这次晚会的主题曲，叫做血脉相连，由大陆同胞做词，来表达两岸人民血缘相通，声音相通。
中国时报（1989年5月31日【影剧版】）
▎1990-2009：“血援会”时代，从连结两地到逐渐冷却
在6月4日惨剧发生后同年，台湾民间社团“血脉相连大陆民主运动后援会”（后称“血援会”）成立，自此每年均会举办六四纪念晚会，诉求依然强调两岸民族情感。
尽管当时蓝绿各政党都派员参加，不过民间参与者对于纪念六四的意愿逐年下降。
2000年，台湾六四纪念晚会第12年，《联合报》一则报道便以《六四纪念晚会，台湾显得冷清》为标题，虽未直接写出参与人数，但描写台湾与香港会场连线时，隐晦地写道：
台湾的纪念晚会并不热烈，马英九无法向司徒华描述台湾的晚会状况，只能不断回答“听得出来（香港纪念晚会很热烈）”。司徒华最后说，“香港很热”，马英九回答说“台湾也不冷”，引起现场一片笑声。
联合报（2000年6月5日，13版两岸港澳版）
2001年，“血援会”发表另一场演讲。当时报刊的记载显示，主办方或在二十余年后，继续强调民族情感，作为号召动员。该活动中，讲者除吾尔开希八九等民运人士外，当时还有时任台北市长的马英九、郝龙斌等人，共同领唱《历史的伤口》、《龙的传人》等歌曲。
联合报（2001年6月2日，13版两岸港澳版）
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秘书长邱伊翎长年参与台湾六四纪念活动。面对参与人数的逐年下降，邱伊翎认为，这些早期举办六四纪念晚会的团体，“还是偏向主张‘声援六四’是出于认同中国的民族情感，像是因为我们‘血脉相连’等等。”但随着台湾的社会族群多元、对台湾认同提升，过往“血脉相连”的民族情怀也逐渐淡去，这样的纪念活动，已不再能够吸引台湾人参与。
关注“六四”所代表的背后立场，也在统独、蓝绿之间，于不同年代被复杂睇理解。在数年前的一篇媒体报道中，台湾政治学者吴介民认为，不同于香港，六四在台湾的纪念活动“难有声势”，“因为在当时台湾政治情境，批判中共，很容易落入‘反共逻辑’而被解释成是在附和国民党；而同时，台湾在民主化过程中，中共对台湾不断打压，让人对中国产生疏离感，因为一般人很难区分政权、国家、人民。”同一片文章中采访了1993年出生的台湾人，表示不会参加六四晚会，因为六四对她来说“只是出现在课本上的历史事件”，“它发生在另一块土地上，和我的成长过程没有连结。”
2009年，“血援会”主办长达20年的六四纪念活动，正式宣告结束。其后仍不时举办零星讲座，但未再有正式晚会。
▎2009-2019：“中国人权”与“本土论述”的冲突与合流
2009年之后，台湾六四晚会进入另一个阶段，逐渐向中国人权与本土论述的双向前进。
2010年，几名国立台湾大学学生，在校内自行举行六四哀悼晚会，包括香港外籍生黄俊杰、台湾学生凃京威等人。他们随后成立“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开始扩大论述、关注中国人权困境。也在同一年，八九民运人士王丹开始于台湾政治大学、清华大学授课，带来更多关注中国人权困境的台湾学生。
台湾的“六四晚会”，也在这个时期，主题从原本的“血脉相连”，开始转变为声援中国被捕者的“普世人权”。
其中，于2009年因“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逮捕和被判11年的中国民运人士刘晓波，为活动的主要声援对象。在2013年“台湾学生促进中国民主化工作会”等团体举办的纪念活动中，可以看见陆生、港澳生、台湾学生，匿名戴上刘晓波的面具，在六四晚会献声。
不过当时参与人数依旧不多，根据《联合报》报道，2013年，参与者仅200多人。
联合报（2013年6月5日，A2版）
这样小众的集会下，各类理念类似的团体开始互相呼应。“在当时，其他国际的人权组织也在持续进行纪念。像是海内外西藏人的团体、或者是流亡华人社团，慢慢地，台湾也开始有些人权团体去响应集会。”邱伊翎回忆。
“但真正来到高峰，是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可以看到与中国有关的事情发生，台湾人对六四的参与度就会变高。”
2014年3月，台湾经历了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定》的太阳花运动，尽管该场运动在 4 月 10 日落幕，但对时任国民党政府的不满、与高涨的反中情绪，也让当年的六四晚会再次充满人潮。
2014年6月4日晚上，台北自由广场举办了主题为 “路过天安门，人人坦克人”的六四晚会，以在民运期间阻挡坦克的“坦克人精神”为主题，主要诉求强调中国人权问题值得忧心，需做为台湾的借镜。
相关报道指出，六四当日参与活动人数，高达3000多人，对比起上年200人出席有大幅增长，也为1989年之后最高。时任民进党主席的蔡英文亦发言指：
“六四、太阳花都宣示了人民才是主人”，“年轻人有权力决定他们的未来。”
不过，在太阳花运动的浪潮过去后，台湾本地对纪念六四的热情明显回落。2019年6月4日，正值2019香港运动爆发前数日，是年香港六四纪念出席人数迎来18万人的高峰，而同一夜，台北的纪念活动仅有600人出席。
无论在台湾还是香港，每年六四纪念的出席人数，大多于当年本地是否出现“中国威胁”一类正值议题呈正相关。
自由时报（2014年6月5日，A4版）
自由时报（2014年6月4日，A4版）
整理自报道（歪脑）
▎2020年后：来自香港的新伤痛
2020年6月底，《香港国安法》实施后，维园六四晚会不再能举办，象征着哀悼六四的香港大学装置艺术“国殇之柱”被迫移除，香港支联会多名成员亦遭逮捕。一些媒体认为，国安法的影响下，港人离乡来台，台湾可能将接棒香港，成为纪念“六四”的下一个重镇。
此前歪脑曾报道，2020年的台北六四纪念有近2000多人参加，2021年因疫情转为线上集会，2022年6月，在疫情稍显缓解之际，也有近千人参与了活动。不过，随着六四议题有了更多关注、香港元素加入，关于纪念六四与台湾身份认同的议题近年也再次被本地讨论。
2022年六四晚会，“国殇之柱”复制品在自由广场重现。在当日现场也聚集了许多港人，有人挥舞已经消失于香港街头的“光时”旗帜，也可以看到戴着防毒面具、手持雨伞的“香港民主女神像”。台湾六四集会出现更多香港参与者，而集会议题也原本的天安门事件，加之成为哀悼港人集体伤痛的场所。
在台的港人组织“香港边城青年”秘书长黄诏天回忆，自己读中学的时候，学校很靠近维园，“每年都会看到很多人聚集在那边，但我从来没参加过集会。当然我们都知道它代表的意思，但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跟中国的关系没这么靠近。”
2013年黄来到台湾，2014年返港时正值雨伞革命期间，“我注意到大家对于六四集会，定义有重新改变。”黄诏天说，跟台湾一样，从1989年以来，到2014年以前，人们的参与比较低。“港人原本认为，是有‘中华情怀’或者是支联会成员才会参与（悼念），可是到了2014年之后，香港人重新开始思考，我们就算不是中国人，我们是不是还是可以哀悼这个事情？”
“台湾这几年我也看到类似的讨论。有人会觉得六四是中国的事情，我们不要管它，但我作为一个支持民主自由、人权价值的人，会想要把集会当成是对抗（中国）政府的手段、当然也是想要纪念这些人权的价值。”
“这几年慢慢在立场，不管香港或台湾，我们都有点脱离了过往历史的包袱，大家开始以一个人道的立场去看这个事情。”
在台北万华的晓剧场，台版《五月三十五日》的导演钟伯渊与饰演小林的台湾演员梁德翔接受了歪脑访问。
“这个剧本我们很早就知道了，但一直没有机会做。晓剧场过去就做过土地正义、太阳花学运、死刑议题等等的作品，对于‘台湾要怎样可以成为更适合人们居住的地方？’是我们一直在思考要怎么透过创作去反应的事情。”
在台湾首次以中文演出，钟伯渊也提到，团队做了许多讨论与考量：“一开始讨论过，既然拿到中文剧本，那我们要不要用北京腔演出？因为事件就是发生在天安门，这样比较贴近故事原型？但原始剧本其实就是粤语，这种透过不同的语言所产生的错置联觉，其实对观众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决定保留一些演员的台湾用语、还有各自的身份，例如有外省二代、有原住民身分，这些符号的转变，我们相信对观众也是有意义的。”
关于这次的粤语场，团队也表示：“我们有花些时间去寻找能在台湾用粤语演出的演员，不过，基于保护他们的身分，无法让他们接受媒体访问。但他们会用戴面具的方式出演，毕竟他们光是要演出，就已经需要很大的勇气了。”
“因为香港现在的状态不是很乐观，所以过程中只有跟国际特赦组织、六四舞台联系，获得版权。跟这出剧有关的许多人，却都没办法跟我们一起坐在这里发言，因为他们的生命会受到影响，这也是很伤痛的事情。”钟伯渊说。
不只是符号：六四苦难的“覆写”与“延异”
怎么诠释六四晚会，其实也是一场诠释权的不断复写与延异。往年报道显示，在六四纪念中，有舆论强调“两岸同胞手足情”，有人论述“抗中保台的必要性”，也有人从中哀悼各自民族的历史伤痛——六四从最初的事件，意义不断向外扩散。
台湾如何诠释“二二八”事件的讨论史，也被一些论者用于比较六四事件在台的诠释。
今年29岁的徐书磊，是台湾自媒体社团“法律白话文运动”成员。出身法律科系的他，与朋友共同成立组织，用科普语言替读者解释时事与生活中的法律议题。在去年，他也参与了纪念“二二八”的“共生音乐节”，并担任活动主持人。今年，徐书磊也主持《五月三十五日》的演讲后座谈，将与前立法委员林昶佐、六四舞台主席对谈，从公民空间的角度，分享彼此看法。
“之所以参加共生音乐节，是因为我曾经听过阿公阿嬷在讲，二二八那时候，政府有多可恶。虽然我们家不是受难者家属，但那一辈是有很多记忆、故事可以分享的。”
“在台湾的法学院课堂上，老师们几乎都会花很多时间来解释各种宪政议题、转型正义，威权怎么影响人们等等。后来，太阳花学运发生。二二八就从原本历史象征的事件、我觉得离我生活很遥远的事情，突然进入到生活中。”
许多朋友们纷纷开始做史料爬梳、想要了解政府权能、也有人跑去“锯蒋公铜像”。
“我们有太阳花、野百合、野草莓，这些民间的社会运动能量。但我的同温层大部分对于六四事件来说，并不是太关心或了解。因为时间、背景，离我们都很遥远。”
他说，自己身边确实还是有些台派朋友，认为六四属于“他国事务”，应该更专注在台湾本土议题上。“有些人在讲，在台湾纪念六四，是不是就是统派？但这样的分类现在来看是很暴力的。六四对我或同温层来讲，确实是个反抗威权的外国象征。但对台湾而言，能够让人好好纪念六四，也是重要的事情。”
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理事林欣怡，每年会以社团身份参与六四晚会。
她说：“对许多人来说，六四已不再只是发生在1989的事情，是一个不断持续，意义延伸的过程。”
在台藏人社团中，除了每年3月10日西藏抗暴日会有纪念仪式外，6月4日，他们也同样年年参与。
“我觉得身为倡议者，大家一定都会很希望说，二二八不要忘记，三一零不要忘记，六四不要忘记，”要保持初衷，要记忆真相，身为长年的社运工作者，她强调这些都很重要。“（做社运），‘重复’的力量很重要，不要让大家忘记曾经发生过的事实，可是与此同时，你也应该开放新的诠释。”
“从香港反送中、到白纸运动，六四晚会不断长出新的意义，这是好事。当不断有新的论述近来，才代表这个抵抗运动才依然是进行当中。只要是参与者，都不会希望一个运动最终成为‘断层’，与其让六四只是个象征，我们更希望六四的哀悼与纪念，是个进行式。所有新加入的团体都应该要成为抵抗的养分──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每个记忆、每个经验，也都是真实的。”
要如何保持记忆，却又能开放诠释，扩大参与群众、续存活动，也是在台的六四组织者与参与者不断在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