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一线城市，都有几处日结工扎堆的地方，比如深圳的龙华市场，上海的车墩，北京的马驹桥。
这里散落着一群相似的面孔：他们多数来自农村，文化程度不高，技术能力有限，手停口停是他们的生活现实，前几年，媒体的报道曾让这一群体备受瞩目。
而在中国广袤的县城和农村，同样存在庞大的日结工群体。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农村居民基础养老金的平均水平是163元每月。
和城市的日结工相比，县城和农村的日结工行业分散，机会相对较少，薪水微薄，从业者多数是60岁以上、没有退休金或退休金极低的农村老年人。
不管出于何种原因进入这一行，他们的目标始终如一——挣钱。挣钱不光是为了吃口饱饭，也是为了不拖累儿女、不受制于人，在证明自己还有用的同时，也能排遣孤独。
没有退休金的农村老人，正在用最后的力气换取晚年的体面。
干一天，活一天
前些日子，润弟家每天宾客如云，都是来“瞧”她的。
61岁的润弟不小心踩空跌倒，把腿摔骨折了，女儿带她去了太原市区最好的三甲医院看病，医生说需要打上石膏静养6周，润弟的活动范围不得不缩小成卧室和院子。在农村，打石膏可是个大新闻，提着鸡蛋牛奶来看她的乡亲们也多了许多。
这其中，不少是她的“镲友”——华北农村办红事，习惯请锣鼓队助兴，一台锣鼓，两边配上十几个黄铜大镲，演奏时似雷声滚动，大炮连轰，方圆一公里都知道你家有喜事。
润弟从50岁开始干这行，无论是指挥、锣鼓，还是大铙、小钹，各个位置她都擅长。要不是腿骨折了，今年5月的婚礼旺季，她定会准时出现在市里的各大酒店门口。“全市哪家饭店的茅房我没尿过”，说起来也是她的光辉履历。
这份工作不算太累，而且结钱快。早上接亲出发前在男方家演一场，新娘子娶回来再敲打一通，到了酒店仪式开始，造个势，等宾客进去吃饭，锣鼓队的十多个人就挤上面包车回家。偶尔遇上阔绰的主家，还能吃口饭。以前30块钱一场，现在35块钱，演完当场就给工资。
“我这腿太误事了，不知得耽搁多久。”眼看就快要错过今年的婚礼旺季，润弟懊恼不已。另一头，她的小姑子二妮，则庆幸自己的腱鞘炎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能重新杀回流动饭店洗碗。
农村办红白喜事，若没钱去酒店，自己摆席又费劲，就会请流动饭店带着桌椅板凳和服务人员上门。除了厨师是固定合作的，剩下的服务员，都是在附近村上现找的，干些洗碗、择菜、摆盘、传菜的活儿，基本都是女性。
二妮在流动饭店洗碗多年，工资比润弟高些，一天能挣一百块，有时候还能附挣盒烟。不过这钱挣得辛苦，得一直埋头苦干，双手不停地在全是洗洁精的油污水里搅和、洗涮。冬天零下十几度，没有热水，三层胶皮手套也难以抵挡洗碗水的冰冷刺骨。长年下来，二妮得了腱鞘炎和颈椎病，下蹲都困难，挣的钱全还给了医院。
二妮身高不超过一米五，人长得又瘦又小，可是干活很舍得出力。领事的“头儿”见她为人实在，有活就叫她。
通常情况下，二妮一个月能出两次活儿，赶上腊月事宴多，能出四五次。这三五百到一千的收入对她来说，就是全家人的日常开销钱，一家人都指望着这钱过活。只要有人叫她，50多岁的二妮来者不拒，她说，她希望自己一直能干到干不动为止。
去年，建筑行业下发了超龄限制清退令，出于安全考虑，男性超过60岁，女性超过50岁，都不能再进入工地。这意味着老年农民工失去了最重要、最高薪的挣钱途径，没有退休金的他们，只能流入餐饮、家政、保安等零工领域继续开卷。
“干活，就是干一天活一天”，润弟说。她最近腿脚刚灵便了，摩拳擦掌准备重新出道。往年的经验告诉她，7、8月结婚的人也不少，她要趁机挣上千把块，置办一身好行头，去参加小儿子9月的订婚宴。
不是谁都能挣这份钱
在农村，能出门打零工的老人，都是被同龄人羡慕的对象，因为这至少说明你身体健康、年龄不太大、没有疾病缠身的另一半、不用照顾孙辈。但凡有一个条件够不上，都只能待在家里等待儿女的接济。
一直在市区干活儿的韩大爷，去年因为年纪大被澡堂“劝退”了。他70多岁，身体越来越差，走一步摇三下，随时可能哮喘发作。澡堂实在不敢要他，给他女儿打电话，让她把韩大爷接走。
此前，韩大爷在澡堂工作了十多年，住在门口两平米的看门间，平常负责在客人走后检查水电并锁门，活儿不重，一个月能有六七百，是女儿托朋友走后门得来的机会。这几年澡堂生意越来越差，老板自身难保，才狠下心把韩大爷送走。
看门、当保安这类无需技术含量的活儿，在打零工的老年人中颇受欢迎。但也有年龄限制，如果年龄在60岁以上，应聘被拒的概率会很高。雇主的理由很实际，“你年纪那么大，万一遇到劫匪、强盗或者小偷，你追他，你猝死了，算谁的责任呢？”
长工不收，短工也没戏。七八年前，润弟家所在的村庄大改造，需要几十个志愿者站在各个工段口指挥交通，一天有160块补助。刚满60岁的老李想去应聘，没聊两句就被人家摆摆手打发走了。去年核酸检测需求量最大的时候，村里招纳了大批志愿者，同样有补贴，但只要体力好、能熟练使用手机的年轻人，很多老年人都错失了机会。
住在城郊的俊梅倒是年轻，刚过50，人也麻利，可是照顾孙辈的责任困住了她。两个儿子成家后，老大家生了三个孩子，老二家生了两个孩子。两个儿子都住在附近，俊梅整天忙成陀螺，即使这样，儿媳妇还指责她一碗水端不平。
俊梅以前在附近不锈钢园区的菜地当过一段时间临时工，一个月能拿1500元。没多久，老大家的双胞胎就出生了，俊梅不得不一边照顾孩子，一边照顾儿媳妇。好不容易双胞胎大点儿了，老二家的娃又出生了。俊梅再没了自我，奉献所有的力气给下一代和下下一代。不锈钢园区和麻将场上再也打捞不到她的身影，是啊，她哪还有闲工夫。
在乡镇级别的零工市场里，超龄老人们只有在用工紧缺时才能被扩编收录。
润弟家镇上的技校一直在招清洁工，食堂、楼道和办公室的清洁工很快就招满了，唯独学生宿舍的厕所长期聘不到人。因为负责厕所的清洁工工资同样微薄，但脏累程度却是别处的几倍，壮年妇女们不愿干，只能由老年妇女来顶上。
最近两年，镇上引进了几个工厂，需要聘请临时工制作一次性水杯餐碗，一小时工资10块。镇上的年轻人普遍嫌工资太低了，不愿意去，父母这辈再一次接过了棒。一开始工厂主还不愿意要这些高龄日结工，但无奈订单太多，生产跟不上，只能塞下他们。代价是没有劳动合同，当天干完就给钱，却已经让不少村民乐开了花。
老年零工市场的江湖
本就产业不多的农村，能带来的就业机会更是寥寥。狼多肉少的情况下，为了挣钱，在靠着人情宗族维系起来的乡村地缘社会，随处可见没有硝烟的战争。
润弟知道，腿折后，有那么多人去探望她，除了她平常积攒的好人缘以外，还有更现实的原因。她自掏腰包买了两个锣鼓，花了800多元，锣鼓队的领队正好用得到。平常润弟出活儿，领队不仅给她人工费，还给家什钱，润弟一次能得130元，推都推不掉。多年相处下来，润弟在领队那里也成了左膀右臂，每次缺人了，领队总让她帮忙找。
润弟有了权力，心里也打起了算盘。先安排亲妹妹、弟媳妇儿和小姑子，再次才是好朋友、老邻居和麻将搭子。谁和她关系好，谁就能挣上这30元，因此家里高朋满座，出门前呼后拥。小小的团体里，润弟享受着无上的待遇。有一回锣鼓队出活儿，休息间隙聚在一起闲聊，其中一人给大家录抖音，唯独落了润弟，她心生嫌隙，以后出活儿再也没叫人家。
私人小作坊如此，给公家干活儿的门道更多。
在技校给人扫地的二兰子，自上班后气就没顺过。学校宿舍大楼里原本需要3个清洁工，之前只有两人，相当于两人挣三人份的工钱。自从二兰子来了，其余两人的工钱缩水，自然不高兴。
那两人是邻居，还都信奉天主教，每天说说笑笑一起收拾，有垃圾桶一起抬，扫地、墩地时相互帮忙。作为一个闯入者，职场里的冷暴力时不时降临到二兰子身上，另外俩人干啥都不带她，想赶紧把她排挤走，可为了这一天55块钱的工资，二兰子忍辱负重，说什么也不肯走。
令二兰子没想到的是，没过多久，平日里情同姐妹的俩人就因为利益不均闹翻了。最近到了毕业季，一届孩子们离校后，留下了不少生活、学习用品，两人一边打扫，一边把好东西使劲儿往自己家里带，锅碗瓢盆、崭新的作业本、床单被褥、衣服鞋帽……只要能用的通通带走。
为了抢夺这些物什，两人也有了嫌隙：一人说明明她拿的盆儿是厚的，怎么最后变成了薄的；另一人说暖水壶她原本提了四个，为啥一数少了一个；战争逐渐升级，最后，一人说上次打扫，另一个人拿走了学生的新鞋，要不是顾及情分，她差点就告诉主管了……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老年人的零工江湖里，也避免不了你争我抢、明争暗斗。
当然，也有人另辟蹊径，自立门户，不参与这些纷纷扰扰。
83岁的乔大爷，至今仍活跃在说媒的岗位上。他性格开朗，喜欢结交朋友，掌握着乡里各个村单身男女的详尽信息，只要有机会就给人家介绍。按照乡俗，每说成一对儿，婚礼上不光能有证婚人的荣誉，男女双方还会各奉上500元红包和一双新鞋，这笔钱，就是他和老伴儿的生活来源。
无处安放的晚年
每个到了知天命的年龄，却依然坚守在零工市场的老年人，都有自己的无奈。
传统观念里，“儿女成家”意味着为人父母最大的任务已经完成，往后的日子能享福了。可若摊上不成器的孩子，劳碌的下半生才刚刚揭开序幕。
四毛年过五十又重归职场，理由是独生儿子生了两个儿子，靠自己养不起，只能找父母来接济。
四毛年轻时也是个阔人，吃穿用度都比同龄的70后哥们儿高一个档次。90年代，四毛就开上了乌黑油亮的桑塔纳，又因为只有一个儿子，负担不重，别人白天黑夜地开大货车跑运输，四毛干一天，玩三天，是村里麻将馆的常客。
然而，儿子东伟成家之后，这个家庭便开始走向拮据。东伟学历不高，从小养尊处优，爱招惹是非，初中毕业就辍学了。一开始，四毛花了四十多万给东伟包了辆出租车跑活儿，干了几个月，东伟便受不了了，天气冷了热了都不想去，每个月房贷、车贷都需要父亲贴补，生了两个孩子后更是天天找父母要钱。
为了维持整个大家庭的开销，四毛的老婆去附近厂里做清洁工，四毛重新开始跑大车，都是不稳定的工作，可也别无他法。
也有些老人，经济负担不算太重，出去挣钱的理由主要是为了自尊，不愿朝孩子开口要钱。
改花快70了，还每天进进出出地忙碌，自从老伴儿去世后，改花换了好多份零工，比如去附近的学校扫厕所、挖甜苣（一种中草药）卖、捡塑料瓶废纸片儿，邻里乡亲从未见她闲过。
问及原因，改花说，“每天也没啥事干，做点活儿还能锻炼身体。”
改花天性乐观，想得很开，一天到晚乐呵呵的。几年前，村里修路，给她赔了几十万拆迁款。改花家就一个儿子，老两口手都没摸过赔偿款，就直接转给儿媳妇了。后来村里建设美丽乡村盖小区，儿子一家搬上了楼，留父母在院里生活。
老伴去世之后，儿子一家也没说过把母亲接上楼的话，改花拉不下脸主动开口，也不好意思总问孩子要钱，于是选择自己负担起晚年，用打零工维系自尊。
她总觉得，如果财政大权还在自己手上，儿子儿媳就算为了讨点零花钱，也会三五不时过来慰问。
改花做过的所有零工里，最辛苦的就是淘剩菜。她住的地方附近，有个批发市场，经常有菜贩将烂菜丢在垃圾堆里。改花便一点一点挑拣出卖相还行的菜，拿去洗洗，再摆摊低价销售，为此被市场管理人员赶过好几次，还有人以为她是无家可归的乞丐，好心施舍衣物给她。很难想象，她的儿子住着大房子，开着小轿车，而母亲却在垃圾堆里淘菜。
改花倒不怨。对她来说，这也是排遣孤独的唯一方式。她不会用智能手机，老邻居们也陆续搬走，加上孩子不常回家，身边能说上话的人越来越少，做点零活儿，至少还能融入到社会的运转中，打零工是她为自己找到的安放晚年的法子，毕竟，“不打工真就只剩等死了”，她自我安慰道。
好在，从今年开始，改花所在的村子，村委给60岁以上老人补发失地保险了，每人每月有700元，加上养老保险、退耕还林补贴，七七八八算下来每个月也能有1000元。
1000元，对大城市的年轻人来说不算什么，但对于农村的老年人来说，却能长舒一口气，足以让许多人安心地离开老年零工市场——至少吃饱穿暖，不用愁了。
改花说，她打算趁自己还能走得动，回老家看看，见一见多年未见的兄弟姐妹。忙忙碌碌过了一辈子，剩下的一点为数不多的时间，她想留给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