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8日，一份国内某知名保险公司的“舆情应对方案”在网络流传，引发舆论关注。
这份“舆情应对方案”，内容十分详实，包括如何分析、研判“负面舆情”事件，如何控评、降低“负面舆情”影响，如何应对媒体记者采访，等等。
例如，该方案指出，当抖音、微博等网络平台出现“负面舆情”后，一方面要进行舆情监控、实时控评、统一口径，另一方面要安排多人投诉。
又如，该方案指出，要展开“媒体布防”，一方面与日常维护的媒体提前做好沟通，另一方面重点梳理“恶意”媒体，提前制定媒体处理方案。
同时，要储备“正面”稿件，一旦发生声誉风险事件，通过全省媒体大量新闻发布，稀释负面新闻影响，降低舆情风险产生的可能性。
此外，该方案还指出，发生“负面舆情”事件后，要沟通相关网络平台，降低热度，剔除热搜榜；要隔离媒体、客户和公司其他员工，任何人不能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接受媒体采访。
这份方案还向员工们提供了多个模板的“媒体口径”。例如，“非常感谢媒体朋友对我司的关注，我司有专门媒体联络人负责对接媒体采访，请您留下联系方式……”
该方案还提到，如果有记者来采访，要核实记者身份、留存记者证复印件，记录记者姓名、单位、所在栏目或新闻版块、联系电话等信息，并迅速将媒体信息上报。
“核实记者的身份不仅是辨别真假，更重要是了解记者所在媒体信息、所在栏目信息……便于办公室整合利用公司资源寻求快速的公关渠道，迅速紧急公关，公关贯穿整个流程。”
“最好媒体不采访不报道，如果不可避免要报道，则争取报道隐去公司名称等重要信息……”
这份“舆情应对方案”流传到网络后，有评论者表示，这家知名保险公司的“舆情应对”手段如此繁多，令人叹为观止，堪称“舆情应对”的教科书。
确实，从这份方案来看，为了制定一整套压制负面舆情的策略，这家保险公司可为煞费苦心，绞尽脑汁，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们做不到！
也有评论者指出，这家保险公司的做法，未免太过了，如果是针对恶意抹黑品牌形象的负面舆情，还能理解；但如果是正常的、善意的舆论监督，大可不必如此畏惧，正视问题即可，何必将舆论监督、新闻媒体视为洪水猛兽呢？
这份某知名保险公司的“舆情应对方案”，也让笔者想起了一桩旧事。
今年2月，笔者发布文章《如此谄媚领导？一央企发文要求全体员工学习、熟读、背诵董事长“金句”》，披露同为知名险企的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要求全体员工熟读、背诵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罗熹的“金句”。
在相关文章中，笔者善意提醒涉事央企，如此“背金句”做派，恐有个人崇拜之嫌，显露了企业掌舵人“自我膨胀”的倾向，于企业文化而言并非好事。
但笔者文章发布以后，很快就遭到了涉事央企组织人员集中投诉，同时，涉事央企还发来义正严辞的撤稿函，称笔者文章“明显诋毁企业声誉，对企业内部管理活动进行过度主观揣测，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笔者拒绝了其撤稿要求，并希望其启动法律程序。但遗憾的是，这家央企并未启动法律程序，后来，不知道他们用了什么办法，就把相关的文章全网下线了。
十几天后，涉事央企的罗熹董事长，被免职了……
两件事情结合在一起看。主动隔绝舆论监督，一味营造“正面”，对一个企业、对社会而言，未必是好事；接受善意的批评，被批评的对象或许会变得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