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ke在洛杉矶送外卖。今年上半年，他带着12岁的儿子“走线”进入美国。摄影：Mengyu Dong
29岁的李晴来美国两个月了。她的住处不起眼，但在这附近却无人不知。想要找到这里，只需要在谷歌地图里输入“丁胖子”，导航就会把你带到距加州洛杉矶往东大约15分钟车程，蒙特利公园市（Monterey Park）的一座美食广场。广场上有卖煎饼果子的中餐厅，草药店、照相馆、移民中介。小店的招牌上都写着汉字，不一定有英文名——即使有，也很少有顾客在意。在这里稍微驻足，就可能有中介上前招揽生意：是刚来的吗？是拿旅游签，还是走线来的？
李晴属于后者。去年以前，几乎没人听说过“走线”这个词。今年6月，李晴和丈夫带着5岁的儿子翻山渡海，穿越拉美9个国家，再从墨西哥北边越境进入美国时，已有至少1万多名中国人走过了同样的旅程，还有更多人在来的路上——因为这条横跨美洲大陆5000多公里的偷渡路线需要穿越一座原始雨林，多数人只能靠双脚走，所以称为“走线”。
这个位于加州蒙特利公园市的美食广场人称“丁胖子广场”，距离洛杉矶市中心约15分钟车程。这里是许多华人到美国后的第一站，也被称为移民的“新手村”。摄影：Mengyu Dong
丁胖子广场是许多华人到美国后的第一站，也被称为移民的“新手村”。据说一位姓丁的老板在这里开饭馆挖到了第一桶金，广场因此得名。如果在美国有家人，或者找到稳定的工作，人们在这里短暂落脚后就会离开。但许多“走线”来美的新移民都没有家人可以投奔，在站稳脚跟前，他们就一直住在丁胖子，把这里当作美国的大本营。
李晴住的家庭旅馆，与丁胖子广场仅有一街之隔。这些房子以前有的是整体出租的，但近几个月，因为走线来的人多了，房子也被改造了：一室一厅摆着8到10张单人床，男客住客厅，女客睡卧室。每张床每晚收取几美元到十几美元不等的费用，房东通常不问租客姓名，也不看证件，交现金就能住。沿街的大铁门很少上锁，推门走进来，眼前是一个长方形的庭院，左右手边各有几阶铁制楼梯，踩在上面会发出空洞的闷响。楼梯的扶手已经生锈，有些地方挂着租客的T恤和袜子，安静的时候能听到滴滴答答的水声。楼梯上下约有20多户，有的门前挂着褪色的春联和灯笼。房门总是开着，人多的时候，常有人探头进来问：“有床位吗？”
李晴一家人从亚利桑那州的移民监出来以后不久，她就在这里租了床位，小孩交给一位远房亲戚照顾，丈夫则在从这往东几十公里车程的一间种植大麻的农场上班，负责搭塑料大棚。两个人都没有固定的休息日，多做工就多赚钱。她在一间仓库工作，负责给包裹分类并贴上正确的标签。大部分包裹都是从中国寄来的商品，从电子产品到玩具都有。有时她会摸一摸包裹的形状，猜猜里面装的是什么。
这里每小时的工资是15美元。仓库老板和同事都是中国人，没有人问她要工作许可，她也心照不宣地没有提及自己“走线”的经历。“网上骂‘走线’的人很多，好像我们就是来美国当蛀虫的，”李晴说，“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一般都说自己是来旅游的。”在家庭旅馆，她也早出晚归，天没亮就起来洗漱，用两分钟的时间下楼，穿过丁胖子广场，坐完70号公交再换地铁A线，在长滩市北边下车。运气好的时候，会有同事开车捎她一程，不然她就需要再走15分钟才到仓库。
加州蒙特利公园市的一间家庭旅馆，房东在客厅里贴上告示，不允许在屋内打电话。摄影：Mengyu Dong
晚上，等她回到家庭旅馆时，通常已经过了晚餐时间。她会从洗碗池里捞出一口小锅，煮一把挂面，烫几根青菜，再加点火锅肉片和“老干妈”，就是一顿饭。偶尔休息的时候，她会坐在楼梯旁边的扶手椅上，一边晒太阳，一边看短视频学英语。她很少和人说话，室友换了一批又一批，大部分人她连名字都叫不出来。
“最近来的人太多了，这里工作不好找。特别是带着小孩，很难，”她说。现在，她唯一的希望就是丈夫能换一个近一点的工作，一家人尽快租个房安顿下来，或者一起到外州去。
雨林
“感受过自由，就不想回去做奴隶。”
最初是李晴丈夫提议“走线”的。疫情前，他在湖北的富士康组装苹果手机，每个月收入约4000人民币。李晴也在富士康工作过，每天要抛光上千部手机的铝制外壳。后来她因为视力下降和偏头痛的原因离开了工厂。疫情爆发后，李晴的丈夫被遣散。在时紧时松的“清零政策”下，他尽力寻找打零工的机会，在仓库卸过货，也送过外卖，有活干就赚钱，赶上疫情封城就只能躺平。后来工厂恢复生产，他却不想再回去了。“感受过自由，就不想回去做奴隶，”他说，希望“润”去一个经济前景更好，政治上更自由的国家。
他考虑过找蛇头偷渡。他听朋友说，找福建蛇头可以办理日本或欧洲的签证，办下来就能直接飞到墨西哥，接下来出海关、翻越美墨边境都会有人打点好，“自己跟着走就行了”。但走这样的路线每个人要花30多万人民币，一家三口承受不起。
直到去年，李晴的丈夫在YouTube上看到一个中国人在墨西哥扒火车偷渡美国的视频，后来他在抖音上也刷到“走线”，只要看完一个视频，算法就会不断推荐相似的内容。在视频的评论区，有人说走这条路线，每个人的开销可以控制在六七万人民币以内。他觉得自己被甚么东西击中了。“以前觉得去日本也行，去新加坡也行，从来没觉得美国离自己这么近。”
但一家人能走到美国，他觉得还是要归功于李晴。从决定走线到出发前，李晴在Telegram上的走线群里待了好几个月，把能找到的信息细致地记下来：在哪里换汇，怎么联系蛇头，进雨林做哪些准备才能最大限度保障安全……
然而在这条绵延几千公里的偷渡之路上，甚么样的准备都做不到万无一失。
在达连隘口，一些向导为移民提供马匹，每个人需要花费1000至1500美元。（受访人Lei供图）
在雨林入口，李晴花了1500美元，为自己和儿子雇了向导和马匹。她丈夫为了节省，坚持走了另一条更便宜、但更危险的路。这座雨林名为达连隘口，位于巴拿马和哥伦比亚之间，长约100公里，由大片沼泽、森林与河流组成。泛美公路本来要从这里穿过，将北美的阿拉斯加和南美的阿根廷通过公路连接起来；但这里生态脆弱，地形复杂，修建公路成本太高，于是这片雨林成了长达3万公里的泛美公路中间唯一的断档。
进雨林的第二天，李晴的丈夫和几十位讲西班牙语的偷渡客一起拽着绳索蹚过一条河，放在揹包里的手机泡了水，打不开了。没有手机就意味着无法和妻子联系，也用不了谷歌翻译软件，只能靠比划和同伴交流。第三天，他因为膝盖扭伤而掉了队。他试图跟着别人的脚印走，但下雨后小河涨水冲掉了脚印，他很快就迷了路。落单的他在雨林里来来回回找路时，突然发现一条小径旁边横着两个人的遗体，已经微微发臭。
天色渐暗，他坐在河边，觉得自己也许再也见不到妻子和孩子了——他很害怕这个想法，但越害怕，想法就越在他脑子里转。这时候他听到不远处有人的脚步声和交谈的声音，是一队南美的移民。他大喊道：“Amigo！Amigo！”——朋友，这是他路上学会的三个西班牙语单词之一。他加入了这队人，还把身上带的食物和水都分给了同伴。第四天，在雨林另一端巴拿马的难民营里，他见到了等在那里的妻子和儿子。
后来，一家三口从危地马拉进入墨西哥东南部的恰帕斯州后，从那里两次试图坐大巴北上，都被墨西哥警方拦下。他们只得联系当地蛇头，希望走水路离开。在蛇头的安排下，一家人趁天黑出发，在港口登上一艘快艇。小船上挤着大约15个同伴，大部分是中国人。冰冷的海水打在身上，人们的衣衫全部湿透，儿子靠在爸爸怀里咳嗽不停。
船在太平洋上航行了10多个小时，快要靠岸的时候，一位同伴试图抓住孩子的救生衣帮他下船，但救生衣太大了，没有系紧，孩子一下就掉进了海里。还没等李晴回过神来，她丈夫已经一跃而下，从后面抱住在水中挣扎的儿子，把他托举起来，李晴赶快抓住儿子的手，把他拖回了船上。孩子被海水呛得涕泪横流。
“他一路都没有叫过苦，”李晴的丈夫后来红着眼眶回忆，“真让人心疼。”
2023年4月1日，美国德州弗龙顿，数十人从墨西哥越过里奥格兰德河偷渡到美国，一名来自中国的移民在边境巡逻集结地替三个月大的婴儿换尿布。图：Reuters/达志影像
为自己而活
李晴一家在路上跋涉时，51岁的Lei已经住进丁胖子广场附近的家庭旅馆了。
出发的那天，她穿着自己最漂亮的衣服，拎了一个假的名牌包，尽量打扮成出国旅游的阔太太，忐忑不安地排队等待办登机手续。对选择“走线”的人来说，第一步是想办法飞到厄瓜多尔。这是签证政策最宽松的南美国家之一，中国游客可以免签入境。但随着“走线”人数激增，从国内直飞厄瓜多尔很容易被边检拦下，因此Lei和许多人一样从第三国转机。此外，按照按国际惯例，如果乘客到了目的地无法顺利入关，航空公司可能要承担送乘客回出发地的费用。最近一年多，各航司对前往免签国的中国旅客加强了审查。
在她前面排队的也是中国人，一位中年男子穿着冲锋衣，揹着越野行囊，行李很少——Lei看着他，心里紧张极了，因为这样的打扮往往会引起航司地勤的怀疑。果然，航空公司拒绝为这位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并且把排在他身后几个持中国护照的旅客全部拦了下来。
去年偶然看到“走线”视频之前，Lei觉得自己的人生已经不会再有什么变化。90年代从单位下岗后，Lei一直承担着照护的角色：洗衣做饭，带小孩，照顾生病的亲戚；丈夫在家请人聚会喝得烂醉，她就默默收拾烟蒂和散落一地的酒瓶子。Lei的丈夫有一间小公司，接一些当地政府的工程项目。但即使是在家里经济相对宽裕的时候，Lei也很少感受到丈夫的体贴。有一次一家三口出去逛街，丈夫对她说：“孩子想要的我买，你想要的你自己买。”
孩子上学后，Lei想要开一间小店，但丈夫不愿意出钱支持她。“他脸上那种嫌弃的表情我到现在都记得”。她拉着丈夫坐下，“然后我把从我手里花出去的钱一笔一笔列出来，我让他看：是不是每一笔都是为了这个家？有哪一笔是花在我自己身上的呢？”
疫情后，丈夫的生意急转直下，很难接到项目，脾气变得更暴躁。从她的穿着到待人接物的方式，丈夫每一样都要挑剔。“在家里那些年，我过的是很没有自信的日子，”Lei说，“我的付出他从来看不到。”
丈夫是家里最小的孩子，上面有三个姐姐。每年春节，Lei都要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做一大桌年夜饭，迎接丈夫的家人一起过年。有一次，丈夫和姐姐在客厅里说话，她借口上厕所，在卫生间里躲清静。过了一会，丈夫过来敲门催促：“干甚么呢？快出来陪大家聊天。”
人过中年，孩子也长大了，Lei想要出去找工作，但求职异常艰难，再过几年她就要满55岁的法定退休年龄，“到时候想去超市当营业员都没有人要了。”去年，她在抖音刷到一段又一段“走线”视频，开始想像自己在异国他乡能过的另一种人生。在过了50岁生日不久后，她终于下定决心离开：“以前的日子我过够了。50岁以后的人生，我想为自己而活。”
在登机失败后，Lei临时想办法换票飞往泰国，从泰国转飞土耳其，然后飞厄瓜多尔。她从厄瓜多尔越境进入哥伦比亚，开始了她的“偷渡”之路－－一旦过了这条国界，她就不再拥有合法身份，处处要小心移民执法。她和十几个路上结识的“队友”一起，穿越雨林后一路坐大巴北上。
到墨西哥北部的时候，丈夫发来一条微信，问她什么时候回家。她发去一个微信定位，定位显示她在“下加利福尼亚州”，这是墨西哥最北端的州，与美国加州的圣地亚哥市接壤。而丈夫只注意到“加利福尼亚”这几个字，就以为她到了美国。
“他自始至终以为我只是出国来旅游的，”Lei说，“他觉得自己就好像如来佛，我逃不出他的手掌心。”
几天后，Lei在华人蛇头的帮助下越过美墨边境，然后向边境官员提出庇护申请。按照美国法律规定，移民无论是否以合法途径入境，均有权利申请庇护。她在移民看守所里住了近一个月，期间手机被收走，无法与家人联络。丈夫这才发觉不对劲，他辗转联系上了帮助Lei越境的人，询问她的下落。蛇头没有替她隐瞒：“你老婆是偷渡去美国的，你不知道吗？”
再次在电话里听到丈夫的声音时，Lei已经从移民看守所出来了，正在亚利桑那的机场里等待飞往洛杉矶的航班。面对电话那头暴跳如雷的丈夫，Lei把这些年小心翼翼藏在心里的委屈和盘托出，说完她就挂了电话，然后放声大哭。
她说，许多年来的辛苦，全部化在了那天的眼泪里。“今后的日子要为自己好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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