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为朱令写点什么，会感到显著的困难。一是信息环境带给人的沮丧感，有关她的讨论贯穿在互联网从无到有到衰败的全过程，曾经繁复的讨论随着环境变迁而流逝，若要提取出类似2006、2013年那样的丰富资料，已经变得困难。
二是世相流转，在责任部门沉默如山的对峙下，社会人心愈发苦闷。构成朱令案讨论主力的70后、80后世代，也大多凉意披身，心气与力气皆有颓废。说无可说成为常见的心态，朱令于50岁宣告死亡，但关注她的人身上，或多或少也有什么东西死掉了。
但还是得承认，朱令犹如博尔赫斯笔下那种“不可思议的死者”。她中毒以来的30年，团结了最大多数的清华校友，以及对司法公正耿耿于怀的中国公民。这些人松散地环绕在朱令周边，勉力维持她人与非人的艰难界限，同时呵护意义，抵抗虚无。
存在的意义与生之虚无体验，可以说从始至终笼罩朱令事件，迫使任何想要认真接近这一事件的人，都要做出认识上的选择：你到底相信人生的意义，还是倾向于自毁式的虚无？哪怕朱令肉身寂灭，但这样的朱令之问，没有随她消失。
意义与虚无的互博，以朱令为核心，像涟漪一样层层向外扩散，最终借助由内而外松散分布的人群，把这种层叠的复杂感受交织在一起。这个时候，所谓司法公正、社会正义、道德良心都处在人心的下方，在每个人的自我俯瞰中尽显无疑。
一位喉管被切开12年的瘫痪女子，有什么活着的价值？这是朱令死后，人们在勾沉历史回忆时，不断回到那位明眸善睐的清华女生时，必定要反复设问的。答案却也了然，朱令挣扎求活的这些年，她早已成为参照物，映照着社会的退步与人心的失意。
集意义与虚无为一身的朱令残躯，对她的父母当然有无可置疑的价值，但那些滋味感受具体是什么，外人无缘得见，也是无力探究的。他们仨作为一种中国情境下的命运共同体，又将意义与虚无这一对挣扎的矛盾，扩散到更多国人那里。
朱令身已灭，但名俱在。只要关于她的所有官方资料没有公布，人们就不必接受“xx已尽力”的说辞，就可以像鲁迅那样，一个都不原谅。应该承认，凶手或凶手们其实成功逃过了司法审判，但司法审判并非唯一，舆论审判保持了30年并将永续。
舆论审判是朱令事件的延伸，它没有负面含义，它呈现了朱令案的真相，它以真相的名义审判，将有关人等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好多人在朱令案上投入了太多悲观心态，实际上是因为将司法审判奉为唯一，虚无实际上是自我划定的牢笼。
朱令事件与舆论审判交互浸润，形成的一个结果是，不必将所有期待投向司法审判，投向一个已经决意要制造悬疑的体系。应当说，只要没有在2006年之前或2013年之前的信息接收中掉队，关键的答案都不是问题，都摆在那里几十年了。
朱令一去，一个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关注这一事件的人们应当自行治疗因此感染上的创伤后遗症。治疗的途径，就是在意义与虚无之间做出选择，重要的是坚守故事的阐释权，在朱令这一悲剧人物的故事中，打上分头讲述的烙印。
朱令案的最大意义，也许是在社会崩解的几十年间，仍旧以巨大的感召力连接了形形色色有名或无名的人。在一张巨大的无形的网络中，这些人因为恨——归根结底因为爱——避免了像沙子一样散掉，哪怕顶托他们的社会只剩下脉络，意识的、乃至筋骨的连接仍在。
因为被投毒，朱令未能成为她想成为的人；但因为朱令，更多人靠近了自己能成为的人。当人们面对朱令中毒前后的照片，慨叹命运无常，或面对朱令案弥漫的黑暗指向，应该记住这一点。铊毒一点点削弱了朱令的人格，但更多人因她的遭遇健全了人性。
朱令之死，无法以轻重衡量，但她显然不属于卡尔维诺所说的“历史性死亡”。她将被记住、被怀念，并以青春的模样被感谢。将来，在那些未知的秩序与混乱中，当我们谈到“历史的回声”时，凋谢的朱令仍会传来启示，正确的生活方式仍然值得。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