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彻底失望。在这里，所有人都在昏睡或装睡，无法叫醒。你以为还有希望，但那只是欺骗和自我欺骗。这三四年来的种种事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决断已经做出，趁早抛弃幻想才是唯一可取的道路。可悲的是，太多人都浑浑噩噩，一无所知。等到哪一天沉船，我不会惊讶，你们也别，因为这都是你们活该。”
像这样的话，我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听到，尽管未必原话如此，但不同的人表达的意思都是类似的：在铁屋里，看清形势之后的抗争才是唯一出路，然而令人失望的是，很少人这么做。哪怕人们有时似乎醒了，但就像这个国度在历史上一再出现的那样，它打了个哈欠，转身又睡了。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在一些知识精英看来，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公众要么是过于愚昧而无法看清自己的处境，要么是出于懦弱而在看清之后装睡，无法采取应该采取的行动。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坚称，由此造成的结果，“都是你们活该”，因为你们没有听从我的警世预言。
显然，这话透着悲观失望和沮丧挫败：面对一群看上去且不说对国族命运，甚至对自身的命运都无动于衷的庸众，知识精英不知道该拿他们怎么办才好。这样一种“麻木不仁的国民”的形象，自中国近代以来有一个漫长的系谱，但有一点始终不变：他们是待启蒙的，但常常又像是无法被启蒙的被动存在——简言之，他们不是行动的主体，有时甚至拒绝成为主体。
这当然不是真的。尽管鲁迅笔下的中国人确实是那样一副模样，让他深感孤独和悲哀，但恐怕他也不曾料想到的是，在他去世仅仅十三年之后，同样一拨人民就创造了历史。只不过很快，知识分子从原先害怕民众的消极性，转向了害怕其积极性。
近十年来，“公知”一词的污名化，标志着知识分子已被边缘化：以往沉默的大多数倒是开始发出声音了，却不是预料中的那种声音。就像近代中东欧那些相对落后国家的知识分子早就曾失望地意识到的，如果你想要唤醒民众，最好小心一点，他们可不是你原先一厢情愿想象的那样。
当下所出现的，是最新的一幕。时代变了，但有一些基本的互动格局并未改变：知识精英仍然深信自己已寻获真理，并急于想要得到倾听，然而现实却是他们陷入被孤立的境地，在他们身后，无人追随。且不说改变这个国家和这个时代，他们甚至难以摆脱自己的处境。
在这种情况下，“这都是你们活该”就成了顺理成章的诅咒。乍看起来，这像是表现了知识精英的痛心与傲慢，但换一面来看，也是一种无能狂怒，是在宣泄其挫败感：当原先启蒙、引领民众的使命感无法达成时，他们转而不惜诉诸因果报应的逻辑，宣称是民众因其愚昧而不配得到救赎。然而，这看来既不知道怎么理解公众，更谈不上如何去动员他们。
吊诡的是，那种想法乍看起来很悲观，但其实又是盲目乐观的，因为它潜在地相信，只要起来抗争，就能改变。这是一种摩尼教式的世界观，仿佛一切都是光明与黑暗的无休止斗争，也很容易从亢奋跌入谷底。然而，现实恐怕复杂得多。
像“丢掉斗争，准备幻想”这样的梗，未必只是犬儒，有时也折射出一种普遍的心态：人们正确地意识到，他们能做的不多，孤注一掷地高风险博弈既不是唯一的选择，也未必是最好的选择。
当然，这有时难免像是玩世不恭的犬儒，消解了抗争意志，更有利于现状的维持。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在1970年代长驻莫斯科多年，他在后来获普利策奖的《俄国人》一书中记录下他对当时苏联社会的观察：
看来正是苏联知识分子中的这种消费者的物质第一主义情绪，销蚀了他们谋求改革的精力，并且转移了他们对一种更自由的文化和政治气候的向往。……一位幻想破灭了的数学家说：“提倡玩世不恭是控制的基本方法。”
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发现了这种犬儒心态背后隐含着一种对政治生活的疏离，一位苏共党员告诉他：
我们的青年跟我们疏远了……我们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这一代人的所作所为仿佛同意识形态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其中有许多人认为意识形态与他们无关。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大动乱。他们无所作为。他们不闻不问。
这样一个对政治冷漠的公众群体确实构成一个“问题”，我们也很容易指出它所存在的种种问题，然而至少是对早先那种狂热的后撤与怀疑，没有这一步，新的可能性不会突然生长出来。
与其失望、指责人们没能按自己预期的那样行动，不如先去理解人们为什么那样。这倒不是说“多数人做出的选择一定是对的”，看到一些历史转折点上，明明有更好的可能，但了解清楚就知道当时人们不可能去选择，我也会有一种深切的无力感，那或许就是这个群体的文化宿命，然而，审慎的理解才能帮助我们开辟可能。
更进一步说，知识分子有必要保持一定的距离感。“这都是你们活该”的怨念，实际上出自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切，而这正是由于“关心则乱”。然而，当你放下这执念，就知道自己能做的，仅仅是提供一份建议，但必须尊重对方的自主选择。
由此想到最近一年多来的那个流行说法：“放下助人情结，尊重他人命运。”有时，这还有个变体：“放下谏言情结，尊重国家命运。”虽然这常只是被当作是一个戏谑的梗，但就像很多流行语一样，它能流行起来不可能是偶然的，势必是因为折射出了一种普遍的社会心态。
在我看来，这也是不失为一种进步：尽管看上去同样透着犬儒的色彩，但它表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抱着一种置身事外的疏离、理性的态度来看待时势。他们并不是没有看清，只是认为更可取的是独善其身，采取一种克制、回撤的姿态。从这一意义上说，这句话的流行相当于是达成了某种消极的共识。
这未必只是“反正就那样了，让它自由落体吧”，因为从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来看，狂热所造成的危害可能比这样的消极更大。至少这容许拉开一点距离，我们现在所需要警惕的，是这话取消了行动的积极意义，并且说这话潜意识里仍确信自己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
当下的社会系统已经太复杂，我们有必要对这样的断言持有必要的警惕。即便是自己所说的，也应当问一下自己：这样的设想一定对吗？还有没有什么其它选择？
我知道这很难，因为对太多人来说，行动来源于确定的信念，因而一个富有反思精神的人，难免显得像是犹豫不决。然而，在复杂多变的风险面前，保持对多种可能性的审慎评估是必要的，这样我们才能在灵活的基础上保持坚定。
我也知道，这样的局面令人望而生畏，许多人不是回避正视，就是正视之后无法乐观。太多人向我坦言，他们在看清系统运作的逻辑之后实在乐观不起来，然而，这极有可能高估了系统的能力。
一个封闭系统要实施全面控制还相对容易，然而，开放系统则势必会出现非意图后果，因为你无法控制（甚至无法预料到）参与博弈的其它各方做出什么样的反应。不顾他人感受，一味想要“坚定不移”地实现目标，那就难免会产生事与愿违的计划外影响。
我们将会见证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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