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是香港大学新闻与媒体研究中心（“港大新闻”）的一个研究和奖学金项目，专门研究中国和全球范围内的中国媒体状况，以及中国共产党（CCP）的媒体和政治话语。该项目由资深记者钱钢以及香港大学新闻及传播研究中心前总监、资深新闻工作者陈婉莹发起。
一、数字丝绸之路：中国在印太地区继续输出数字极权主义
言论自由倡导组织“第19条”(Article 19) 近日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在印太国家，利用华为、中兴和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龙头企业，输出数字极权工具和体系。
“2023 年10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上，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表示，他打算将重点从‘一带一路’倡议中更宏大的遗留项目转移到‘小而精’的项目上。”在这之后，为了响应党的号召，监控系统在内的数字极权工具就被当成“小而精”的项目而得到了官方的大力推广。Article 19 认为，这体现了中国重塑全球数字治理的雄心，即“从开放、自由和可互操作的互联网转向基于政府控制和大规模监控的模式。”
负责该报告的项目经理迈克尔-卡斯特 (Michael Caster) 认为： "通过数字丝绸之路伙伴关系，中国正在寻求建立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全球替代方案，以取代当前的技术标准和数字治理规范。通过扩大其专制模式，中国旨在最终取代互联网自由原则和基于权利的全球数字治理原则。 ”
报告封面
该报告对柬埔寨、马来西亚、尼泊尔和泰国等四个国家做了案例研究。 中国具体的操作手法在于依赖华为、中兴和阿里巴巴等中国科技公司在当地的影响力。这些公司往往承包了当地大量的技术基础设施项目，特别是在5G、海底光缆和卫星系统方面。然而，在提供服务的同时，他们也提供大规模数据收集、监控和审查，以及对互联网施加更大控制的技术和设施。这些公司往往对当地专制政府的要求“来者不拒”，尽力提供帮助。
其中，“受中国数字极权主义的启发，柬埔寨自2021年以来一直致力于在国家互联网网关下实施自己版本的中国互联网长城‘防火墙’”。 报告称，“中国几乎存在于数字生态系统的各个层面”，并使得柬埔寨互联网越来越像中国。这其中，华为和中兴“功不可没”。两家公司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发挥了主动作用，并且还垄断了当地的互联网路由器。华为则垄断了柬埔寨的云服务，并负责当地的5G网络、海底光缆和大数据服务。
其中，柬埔寨版本的“互联网防火墙”、国家互联网网关也遭到当地民间团体和专家指控由华为和中兴建造。但报告强调，目前还并不清楚这一指控是否属实，柬埔寨当局也并未透露。除了提供技术设施和服务外，报告表示中国当局还乐于输出“数字极权理念”，甚至报告称之为“数字外交”(digital diplomacy)。
此外，”泰国与中国的合作协议加强了2014年政变后实施的数字极权，两国也一直在考虑实施中国式防火墙的可能性。“马来西亚虽然没有柬埔寨和泰国走的那么远，但是“其领导人继续表示支持中国的数字治理模式，并寻求在政策、标准和网络安全方面开展合作。”
报告还强调这些只是冰山一角，由于“中国与各国之间的合作协议并不公开”，因此尽管当地民间组织非常担心中国输出数字极权主义，但是却难以评估其影响和风险。"本报告显示，来自中国的双重基础设施和政策支持掌握在专制国家手中，助长了对言论和信息自由、隐私权以及其他数字压制行为的限制日益加剧。"
2024 年，联合国各会员国将就《全球数字契约》进行谈判，该契约旨在 "为所有人勾勒出一个开放、自由和安全的数字未来的共同原则"。因此，报告呼吁“中国这种希望政府控制互联网的愿景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得到抵制”，“国际社会应该在互联网自由原则的基础上，扩大可用资源，支持世界各地的互联网发展。”
二、保护卫士：借“反腐”之名，行“长臂管辖”之实
保护卫士16号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当局的“猎狐行动”和“天网行动”涉及侵犯他国主权并且存在大量非法行为。
报告指出，中国当局在2014年开启了追捕逃亡境外犯罪分子的行动，即“猎狐行动”。随后，中国又在2015年发起了天网行动。报告称“其中许多行动依靠广泛使用法外机制将个人强行遣返中国进行迫害。”
报告封面
报告称，“中纪委的定义明确界定了侵犯第三国主权和目标人基本人权的非法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官方做法还包括绑架。这只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肆无忌惮、毫不掩饰地在全球进行跨国镇压的手段之一，却提供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缩影。”
报告在调查了58个国家及地区的283个案例之后得出了这一结论，而这些案例则往往来自中国官方的宣传。“从警方秘密出国访问，到糖衣陷阱，以及使用暴露位置的恶意软件”，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警方如何“猎狐”的。
在这些行动中，重要的手段“劝返是对中国境内的家庭成员和亲人施加压力的一种手段，包括集体惩罚，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工或其代理人对海外目标的直接跟踪、骚扰和威胁。”
报告表示，中国的长臂管辖行动之所以成功重要的原因在于“依靠世界各国继续给予中国当局的合作。一些国家已经意识到中共全球追捕逃犯的严峻现实，而另一些国家则对中共的非法行动默许或自愿提供协助，这些国家最近签署了一系列警方合作协议——通常都是秘密协议。”
报告特别强调，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UNODC) 对中共当局的支持。报告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多次拒绝公布其与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于2019年10月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条款。本报告公布了这份完整的文件，并根据联合国前秘书长潘基文颁布的强制性联合国人权尽职调查政策，提出了反对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合作的理由。”
三、CHRD：中国人权捍卫者家属遭受株连惩罚
中国人权捍卫者 (Chinese Human Rights Defenders, CHRD) 发布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当局使用“株连”或“连坐”来惩罚包括儿童在内的人权捍卫者家属”，并且最近越发变本加厉。
报告封面
报告中提及了人权律师王全璋的遭遇。报告指出，王律师在2020年已经出狱，然而出狱之后，却仍遭到了当局不停的骚扰。特别是在去年，“当局加大了骚扰力度，让这个家庭不堪忍受”。报告引用了王律师在油管的视频。视频中，王全璋律师表示，在709大抓捕之后，自己就遭到了“24小时的跟踪、搔扰”。更令人揪心的是，王律师的妻子李文足女士称，警方常年的骚扰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凌晨时，孩子已经入睡，一群人冲进屋子就开始大声叫骂、摔东西；冲进卧室去把孩子叫出来，让我们滚出这个房间。”
同样的，另一个人权律师李和平与他的妻子王峭岭也有类似的遭遇。他们的孩子也被警方当成了“软肋。” 王峭岭表示，因为他们成了“政治犯家庭”，所以小孩上学很难，而且警方还在不断骚扰他们的孩子。
中国人权捍卫者通过调查发现有类似经历的中国人权捍卫者不在少数。“中国当局威胁并伤害人权捍卫者的小孩，包括新生婴儿，以此来压制和惩罚这些儿童的父母。”而伤害手段也非常残暴：“被监禁的人权捍卫者的小孩，从婴儿到儿童，被关押在精神病人的福利院或孤儿院”；“学龄儿童被迫辍学”；“孩子们被列入禁止出国的“黑名单”，阻他们到国外获得受教育权”。
当局还拒绝家属会见被拘留或入狱的人权捍卫者，以此来强迫他们于警方“配合”。更进一步，当局还对对人权捍卫者家庭成员进行司法迫害，包括拘留、逮捕和监禁。
此外，当局也通过禁止家属出境、阻止他们和海外活动人士联络，来恐吓他们，达到“噤声”的目的。
中国人权捍卫者表示，“虽然这份报告聚焦于2023年，但中国当局几十年来一直使用这些手段，肆无忌惮地造成巨大伤害。寻求补救往往会触发更多的警察骚扰、暴行和毫无根据的司法起诉。”然而，“这类惩罚没有任何法律依据，但对中国及海外侨民社区的人们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报告表示，“随着中国政府寻求更大的全球影响力，它非法地、恶劣地的对人权捍卫者实施株连惩罚的做法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因此，中国人权捍卫者呼吁，“既然中国的司法体制没有追究任何肇事者的罪责，其他国家政府和联合国人权机制应该为受害者寻求公正，结束对株连负有责任的中国官员们继续逍遥法外的怪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