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毛泽东说：“除了沙漠，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一万年以后还会是这样。”这话说的何其好啊！今天的特色国（侯官一案，闻者惊心，为免文祸，笔者开始使用“特色国”、“眼中常含泪水”先生等表述方式），也上演着左、中、右并行，各说各话的杂剧。
左、中、右各派中，尤其应该把握的是左、右；因为中间不过是比左右一点，比右左一点，而没有独立的政治主张。析清了左、右各自的政治主张，把握其主张的要点，也就不难找到左派团结和领导中间派，并与右派中的大多数形成合力，最终实现改造国家大任的理论支点和政策基石。
笔者在他文中讲过，现在的网民“信反共（产主义）那套的不少，信我们左翼理论的不多。”（阜远：赞赏韩寒，战胜韩寒）。网民相当大程度地代表着民意。在这样的社会现状下，以为左派有天然的道义优势，可以指斥右派为汉奸，唯我独革，是完成不了历史的重托的。非得理解并在某些问题上体谅中、右的主张，把他们引到我们的大道上不行。这是笔者写此文的目的。
二、左、右二派不同的追求
左派和右派各有自己一套理论。就笔者看，理论的根据，左派强调人的社会属性，右派强调人的“自觉（或者说‘我知’，也就是认识到自己是人，懂得生命的含义，惧怕死亡）”属性，由此各自开始哲学演绎。所以集体主义、社会契约论等等，均由此而来。实际上，左、右两派，都有点搞繁琐哲学。人民哪里懂那么多？所以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都是中间派或者“朝左暮右”派居多。
其实，左右派究竟各自在追求些什么，只要一个故事就可以讲清。故事发生在法国巴黎，那是一个左右派交替执政的城市。
巴黎的很多人养狗，而法国人很懒，和日本人比较不文明。所以四处的狗粪，遂成这座大都市的一大公害。对此，左派政府想了个办法，就是规定狗主人遛狗时，必须带上工具，随时准备清理狗粪。我们看来很正常的办法。右派却不满意了，口诛笔伐，说那是在宪法和法律之外给公民设置义务，是侵犯人权和自由；说纳税人交了钱，市政府就应该提供清理狗粪的服务。理由似乎天衣无缝。后来换右派上台，果然不用狗主人麻烦了，市政府买了好几清洁车，每天巡逻街头，看到狗粪就去清扫。但左派又不干了，他们调查发现，养狗的毕竟只是巴黎市民的一部分，而且大多家境富裕。他们说，为什么为了一部分人养狗的自由，要全巴黎市民买单？
笔者总结，上述故事可知：右派关心的是自由，而左派关心的是公平。当然，左、右是具有相对性，在彼国为左的，跑到此国可能就成了右。比如郎咸平教授就感慨，自己在国际视野中应该归入右翼，而“郎顾之争”时居然被特色国的精英们目为左派，可见特色国的主流已经多么右了！但笔者仍然要说，“右派关心自由，左派关心公平”的结论还是可以适用于特色国的。不信的话，读者可以把这个结论往特色国的社会生活中去套套试试看。
三、左、右派孰优孰劣
笔者觉得，还是左派的理论要高明一些。并非笔者是左派，所以觉得左派好；而是觉得左派好，所以笔者是左派。上两句话，酷似绕口令，而笔者想说的就是，笔者觉得公平的价值，要高于自由。有三点理由。
1，终极公平是可以追求的，而终极自由（不同于绝对自由，下文详及）却无法追求。
所谓公平可以分为起始条件的公平和结果的公平。换一种划分方式又可以分为平均或针对业绩的公平。在现代人类社会，都可以做到。只不过需要权衡哪种公平更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已。笔者认为首先确保起始条件的公平，按照业绩公平分配社会财富，最后适当调节使得客观的结果不离平均（形式上的最公平）太远，就可以算逼近了终极公平了。这点，北欧的一些国家做得挺好。
而终极的自由呢？说到自由，右派没人不艳称美国，该国也自诩“自由的国土”(the land of the free)。该国的富豪，那自然是自由的。据说索罗斯每年都要换一个不同人种的女友，够自由了吧！但美国老百姓呢？次贷事发，多少人破产（个人破产）。而个人破产之后，破产者往往名登“穷簿”。美国的一些州规定破产者不允许进行商业行为，甚至会被限制离境，他们的自由得不到尊重。推而广之，人总要受社会环境、经济境遇的限制。虽说是人人有旅行的自由，而你没有钱，航空公司是不会帮你实现这项自由的。所以美国式的——实际上是普世的自由，最多不过是在市场经济中搏击的自由，搏击成功了，香车宝马；搏击失败了，哪凉快哪呆着去。可以说迄今美国还没有找到实现终极自由的路径。
2，自由需以公平为基础。
所谓自由，笔者理解，乃是人的生存、享受、发展不受不合理限制的一种状态。对人的限制有多种多样，有的是合理的，有的是不可避免的。比如说，有人想自由地上天入地，怎么能够？有人想自由地吃人，可以允许吗？也就说自然规律、生产力水平和社会基本秩序的需求，总是会对人加以限制。如果我们把终极自由定理解为绝对自由，那马上就会失败。本文定义的终极自由，就是在自然规律允许下，在现有的生产力水平下，现有的社会基本秩序允许范围内的最大限度的自由。那么若要想实现终极自由，自然规律必须遵循外，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利用生产力结果——即财富，最小限度地受社会基本秩序的束缚——在目前看，主要是国家公权力。那么，人人都要最大限度利用财富，只有财富公平分配一法；人人都要少受国家公权力限制，那只有国家对所有公民都一视同仁，不额外添加义务。而财富分配公平，国家公权力对公民一视同仁，两者结合其实就是终极意义的公平。所以说自由需以公平为基础。
3，公平的价值追求，更符合我们民族的传统。
我们民族的传统，从来“不患寡而患不均”，从未听过不患寡而患不自由。人民就是如此要求的，而且千百年来都是如此。这个或者就是东方农业大国的集体主义传统。笔者不是国粹主义者，但笔者觉得任何精英对人民的需求都不能揠苗助长。现阶段人民主要不满贫富两极分化、不满贪污腐败，重视公平的左派，一定会更得人心。
四、特色国的自由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上文说，实现自由必须以公平为基础。公平包括财富分配的公平，和义务分配的公平。实际上自由也可以理解为不额外承担义务的状态。从这个意义出发，今天的特色国，人民不是自由多了，而是自由少了。现在举凡迁徙、工作、言论、**、**、****等等自由，特色国的大多数人民都不享受。而自由的稀缺，直接导致公平的难以实现。比如，工人没有组织真正工人的工会的自由。所以提高劳动所得在分配中的比重，极有可能成为一句空话。比如，农民没有组织农会的自由，也就失去了对很多农产品的议价权。
蔡文姬感到春天来临，说：“东风应律兮暖气多，知是汉家天子兮布阳和。”寒冬变暖春，算是天子的恩情，那是怎样的专制时代啊！而快两千年过去了，今天特色国的现状还是：很多社会改革、让利与民，必须靠“阳春布德泽”，才能“万物生光辉”。人民只有拜谢天恩的份，并无讨价还价之权，就是因为特色国中，自由少了。不是吗？
我们的很多左派同志，听到“自由”两字，就双手掩耳，向若而叹。笔者认为，革命者死都不怕，还怕人民要求自由？实际上自由和马克思主义是高度切合的。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 “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并详细论述了这个观点。结合马、恩的其他论述，笔者的理解是，作为最终目标的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或者可以称为人的解放，必须以实现无产阶级的解放为前提。所谓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漫长的消灭私有制，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过程。如果用本文中的概念，那就是追求和实现公平的过程。但是并不意味着，在追求公平的过程中，自由应该受到压抑。根据马克思的辩证法的理论，自由和公平当然是交相呼应，彼此影响和促进地发展着的。当然，事有权变，比如职业革命者会舍弃自己的自由，战争期间可能需要限制人民的自由。但不管怎样，现在的特色国，公平很少，自由也少。两者之匮乏，不相伯仲！
五、需要批评的形左实右
对人民渴望自由呼声的忽视甚至蔑视，可以说就是左派幼稚病。列宁曾经严厉地批评了俄国革命中泛滥的左派幼稚病。左派幼稚病，在我国的语境中，也可以说“形左实右”。现在形左实右泛滥。
比如，有些人崇拜领袖，但忘了领袖提出的历史观：究竟是人民创造历史呢，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他们把“宝”压在当代特色国的个别人身上，或者期待天降真龙。有人讲，毛主席几千年才能出一个。那么难道我们还得等几千年才动手促进国家进步吗？
有些人反对帝国主义，进而否定一切西方的文化。说什么“中国所有问题都是学习西方文化的恶果”。简直是把从孙中山先生到毛泽东主席，等很多仁人志士探索救国救民真理的功绩都一笔勾销了。我们说要学习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难道马克思不是西方人？中国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优势，如中医药、武术、中国特色的文学，等等。但在政治领域就是专制而且是君权不断强化的专制。如果不学习西方民主主义的东西，那中国怎么办？难道还要查访明清皇帝的后代来坐江山吗？须知，并不是中国人主动放弃民族的优秀文化，去学些西方的破烂玩意儿回来害人。而是自己的东西不好，落后挨打，被打疼了才下决心去学习的。当然探求救国救民真理需要个过程，中间有反复，有人好心办坏事，有人打着救国的旗号卖国。这个就需要我们鉴别，全面否定西方文明，并不可取。
有人鼓吹暴力，为了暴力而革命，而非为了革命而暴力。用粗鄙的语言调侃鲁迅先生，主张蛮干，否认思想启蒙的意义。
等等。
这些问题不改变，左派的思想不通透起来，想要担负起改造国家的重任，那是不行的。
六、结论：现代特色国社会，自由和公平都缺乏。当然公平的价值更大。所以左派必须高举公平的大旗，在追求公平的征途上，呼应人民对自由和公平的双要求，团结中间派，争取右派的大多数，以实现改造国家的伟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