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残守缺空反思，岂能阻止悲剧一再重演

        
抱残守缺空反思，岂能阻止悲剧一再重演

   
5年前，佘祥林惊天冤案让我们痛定思痛，反思如何避免出现佘祥林第二；5年后，佘祥林第二——赵作海出现，人们又开始反思如何避免出现赵作海第二。

   
冤案的一切都在重复：一样的抓进去就打，一样的命案必破口号，一样的政法委协调，一样的公检法三家“兄弟单位”，一样的屈打成招，一样的疑罪从有，后来，一样的被害人死后复活，一样的“杀人犯”蒙冤11年，甚至被冤的人放出监牢后还一样地“感谢政府，感谢各级领导”。

   
一些有志之士仍在激愤地献计献策，不过，稍长记性的人对赵作海冤案已经痛不出来，甚至连反思的兴致都没了，有的只是“人能否两次栽进同一条阴沟”的哲学追问。

   
的确，把5年前对佘祥林冤案说过的话、写过的文章，重新说一遍、抄一遍，再换个时间、地点、人物，照样可以用在赵作海冤案上。5年间，我们在规避冤假错案方面的不作为，甚至局部倒退，已经让反思难有丁点新意。

   
需要5年后重申一遍“无罪推定”、“律师权利”、“严禁刑讯逼供”、“取消政法委协调”，乃至疾呼一下被告人应该享有沉默权的高调吗？这样的反思还少吗？早在佘祥林冤案之前，我们已经反思过一长串的冤案：滕兴善、孙万刚、杜培武、聂树斌……

   
不断地原地反思同一种低级错误，有意思吗？会不会构成对人类智商的一种侮辱？

   
其实，对知识界乃至舆论界“反思”的苛责，更多的出于一种因无力感而生的悲凉，出于对当政者抱残守缺的无奈！

   
赵作海洗冤后，河南政法界的领导们的确也在反思，也在追责，也在赔偿蒙冤的事主，商丘市委政法委书记还痛感这是“政法界的耻辱”。不过，河南领导们的这些作为，5年前为佘祥林洗冤时，湖北的领导们已经干过了，甚至，最高法院的领导当年也放出“佘祥林案是司法界的耻辱”的狠话。

   
可是，“反思”和“狠话”又能怎么样呢？难道2015年时，领导们再为赵作海第二而将上述情节重演一遍？

   
类似情形又何止于冤案一个领域？

   
矿难。当它第一次发生时，我们痛定思痛地分析反思，结果它不只没有消失，反而更加频密地发生，不同的只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国有煤矿取代小煤窑占据了矿难大头。

   
食品安全。当大头娃娃出现时，我们反思毒奶粉，当三鹿出现时，我们反思三聚氰胺，接着，我们又反思毒豇豆、地沟油。

药品安全。刚反思过这药那药，山西疫苗、江苏疫苗又继续催人奋进。

   
拆迁自焚。唐福珍自焚之后，痛斥野蛮拆迁之声响彻云霄，奈何官不畏民死，各地的自焚惨剧只逼得人窒息。

   
看守所离奇死亡。嫌犯不停地“躲猫猫死”、“睡觉死”、“喝水死”、“洗脸死”，刺激着世人不断超越人类的想象空间。

   
贪官。今天抓一个，明天判一个，当贪官悔过书都可以互相抄袭的时候，人们已经对他们的受贿、卖官产生了审丑疲劳，兴趣只在于情妇的数量与姿色。

   
……

   
不需要再列举如此这般的低级错误了。如果错误一再发生，我们还能称其为偶然事件吗？

   
如果丑事丑到毫无新意，还能以抓几个人、赔几个钱、放几句狠话来遮丑吗？

   
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就事论事的。只对点，不对面，只治标，不治本，多一步都不肯走。

   
当一个有机体丧失免疫机能，新陈代谢乏力，一般预示着其进入生命危险期。如果一个社会丧失了自愈机制，同样是极其危险的。

   
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曾就干部人事制度说过，“不改革党就会有危险”，“问题发展下去，就会导致党脱离群众、丧失先进性和执政地位”。

   
事实上，我们并不缺治本之道。如果能对司法体制进行改革，保障司法机关的独立与公正，佘祥林第三就可能不会再现，各种嫌犯离奇死也会杜绝。

   
如果能在发展民主政治上不断推进，所谓野蛮拆迁、贪污腐败之类的不法也会大大减少……

   
这一切，都有赖当政者摒弃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坚定地重启政治体制改革，走民主宪政之路。

                
（网文编缉
原作者：郭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