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揭露的正是六四之后的北大的“红色恐怖”。校方的“指示”，当时是传达到每一位师生员工的。所谓“丑话说在前头”，说的是什么“丑话“呢？我至今不忘的有两条，一是公开宣布：在校门口、三角地等公共场合都安置了录像、录音设备，师生一切言行都监控之中；二是扬言还掌握有最先进的监控设备，可以监听几百米外的室内谈话――此并非虚泛的恐吓之言，还真发生了这样的事：某流亡诗人拜访我们系的某教授，第二天党委就派人和这位教授谈话，头一天在他家里的两个人的私下说话内容有关部门掌握得一清二楚。这表明，学校实际已经成了一个变相的监狱，我在《丰富的痛苦》后记里说北大已不是“精神的净土”就是这个意思。我从此在校园里失去了安全感，至今也还是如此：我相信“丑话”里说的监控设备并没有撤，说不定还要更“先进”。所谓“枪打出头鸟”就是更露骨的威胁：谁要带头反抗，就镇压勿论。还有一句更露骨：“围观就是参与”，出现了“反动”标语或文章，或“反革命”演说，谁要在现场观看，旁听，一律视为“参与”者而定罪。或问：文章不看，演说不听，如何判断是否“反动”？这其实是书生之见，校方的意图就要老师和学生都远离公共场合，任何公共空间对他们都是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