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宪法赋予每个公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的权利，拆除自由表达民主诉求的权力门槛，资本门槛和知识门槛，是大众政治制度的首要原则，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对人类政治文明发展最重要的贡献。” 他在另一篇文章中，更是把“四大自由”的吹得神乎其神 ：. “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或者是毛泽东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个老百姓当部长，全世界唯独目前中国的胡锦涛主席做不到。奥妙就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与中国文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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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所谓的“四大自由”，说到底是“钦定、有限自由”和政治斗争工具。
“四大自由”的性质，作个最形象的比喻，它就像我国大多数乡镇的地方武装部所掌管的枪枝一样，只要有“敌情”或有其它任务之时，才发放给民兵。一俟“敌情”消 除或任务完成，枪枝随即被收回锁在武器库中。
而 “四大自由”亦一样——因为它从来是当作一件政治任务下发给民众的。而政治任务一旦完成，“自由”也就随即被收回来去了。如果这时人们还想闹“四大自 由”，轻则是目无组织纪律，重则是“与党唱对台戏”，乃至“反党反社会主义”！——“土改”如此；“三反、五反”如此；“反胡风”如此；“反右”如此； “四清”如此；“文革”如此；“批林批孔”如此；“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如此……
所 以，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四大自由”，其实是典型的“钦定有限自由”——这个自由必须是最高当局决定给予，下面的群众才可以行使这个权利。然而，一旦政治任 务完成了，“四大自由”也随即被收了回去。
在 毛泽东时代，“四大自由”不过是绝代权谋家毛泽东惯用的政治斗争工具，以及其政党开展政治运动的一种手段——在毛泽东掌权的二十七年间，每当民众享 有“四大自由”权利之时，没有一次不是在毛泽东及执政党发动政治运动期间。
所 以，“四大自由”的矛头，历来只能针对党的敌人和党所打击的对象。或者只能针对毛泽东党内的政治对手。否则，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就是“与人民为 敌！”而如果有人将矛头对准党，对准毛泽东，对准社会主义，必遭“全党共诛之，全民共讨之”。乃至死无葬身之地。因而，在“文革”之中有无数的人因言获 罪，其中不少被处重刑乃至死刑，遇罗克、张志新不过是其中的典型例子。
再 上溯五十三年，“四大自由”的虚伪性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中，更是暴露无遗——
一 九五七年那场举世闻名的“大民主运动”，始于中共的整风运动——在运动开始前，毛泽东及其党中央一再要求广大党员、干部“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 无罪，闻者足戒’的精神，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运动，以纠正党内的错误和不正之风”
毛 泽东及其党中央更是用极为诚恳的态度邀请党外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踊跃发言，大胆揭露，积极帮助中共整风”。然而，当人们还没有真正“知无不言、言无不 尽”、还没有“大胆揭露”之时，在一些刺耳的意见面前，毛泽东就受不了，认为“事情正在发生变化”了。“言者无罪”之许诺也就不算数。一场声势浩大的“反 右”便开始了。纵然是官方的统计资料，当时也有五十多万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这些秉着一股赤诚之心向执政者提意见的知识分子，为此饱受严酷政治斗争打 击，有些人甚至由此家破人亡！
而 在整个“文革”期间，“四大自由”的政治斗争工具性质更是暴露无遗——
打 倒刘少奇，是毛泽东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就开始酝酿的重大政治举措。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后的一次会议上，毛泽东甚至当着众人面怒斥“刘少奇你有 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
不 过，毛泽东要真正打倒刘少奇，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容易——因为这时刘少奇翼毛已丰，是党中央第一副主席，更是国家元首。党羽遍布全党。当然，任何时候都掌 握着军权不放的毛泽东可以随时用武力废掉刘少奇。但如果这样，后患将是十分严重的。与动辄用枪毙、暗杀手段将党内政敌置于死地的斯大林相比，惯于在政治上 将对手搞臭的毛泽东无疑显得“仁慈”、“高明”不知多少倍。所以，绝代权谋家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后，决定用“人民民主”的形式名正言顺地打倒刘少奇。
而 普通民众对新形成的等级森严党国社会制度的不满，对执政党内严重官僚作风和腐败现象的积怨，则成了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最佳突破口——首先，毛泽东公开大造 舆论，认为中共党内有二个“司令部”，一个是以他为首的“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虽然这个“司令 部”的“司令”没有明指是谁，然而，矛头所指却昭然若揭……经过一番精心的谋划后，一场旨在打倒刘少奇的“文革”便正式开始了。
所 以，在“文革”前期，“四大自由”矛头只能对准以刘少奇为首的“党内走资派”，以及“一切牛鬼蛇神”。只能声讨“走资派”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反革 命”行为。对与毛泽东政治结盟的林彪、周恩来、康生，以及陈伯达、江青等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即“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成员，如果没有得 到毛泽东的首肯，任何人也不敢对他们行使“四大自由”的权利。否则，就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当然，如果得到毛泽东的默许或首肯则是另一回事。例如：曾为 “文革”立下汗马功劳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人，就因为行为过于激烈，惹了中共元老派的众怒，因而，一代权谋家毛泽东基于稳定政治局 势之考量，最终还是将他们当作替罪羊罢官治罪了事。
而 在“文革”中期——即林彪事件过后的“批林批孔”运动期间，“四大自由”的矛头只能对准“林彪反革命集团”的一切“反革命罪恶行为”，只能批判陈伯达的 “唯生产力论”，只能将矛头对准“孔老二”（孔子）的“反动复辟思想”。……
而 在“文革”后期，“四大自由”的矛头，只能对准邓小平为首的“走资派”，只能针对所谓的“右倾翻案风”，只能对准邓小平的“白猫黑猫论”。……
话 到这里，有些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时代的人会问：事关老百姓衣食住行的国计民生问题，可以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式向政府提出意见或批评吗？答 案是绝对否定的——纵然每天饿肚子，你也不能发牢骚说“现在吃不饱肚子”，万一给人打个小报告，这可是一个严重的罪行——“对现实不满”，或曰“污蔑大好 的革命形势”！轻则大会批判斗争，重则给你戴上一个“坏分子”帽子。
在 毛泽东时代，无论是工厂还是农村，经常放下生产劳动开展“政治学习”、“批斗大会”、游行示威……如果有人敢说这是瞎胡闹，更是不可饶恕的罪行——“只问 生产不问政治”，“埋头拉车不看路”，乃至“与毛主席党中央唱对台戏”等帽子随即会扣到你头上。等待你的是“批斗大会”，重者则关进“学习班”接受“思想 教育”和“劳动改造”。
毛 泽东时代，由于计划经济和绝对公有化体制存在着诸多极为严重弊端，导致民众的产生积极性极为低落。所以，在毛泽东执政的二十七年间，中国粮食长期不能自 给。然而，毛泽东为了成为世界革命领袖，在国内物质匮乏，民众经常缺食少穿的情况下，经常用大批粮食及各种物品“支援世界革命”。对此，民众虽然心怀怨 恨，但人们却绝对不敢将内心的想法在公众场合表露——因为如果这样，立即便会有人将你的“反革命言论”告上去，等待你的是声势浩大的批斗大会。“情节严 重”者则同随后要关进“学习班”接受长时间的强迫“学习”和“劳动改造”。
有些毛左人士一再说：在毛泽东时代，人民群众如果发现当官的有官僚作风，便可以行使“四大自由”权利对他们进行批评或批判。其实，在“文革”之前，这种现象根本不存在。而在“文革”最激烈的“大造反”时期，即1966年至1969年，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更多的并非是针对官僚作风，而是地方当权派之间的派性 争斗。而“文革”第一波结束，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被打倒，各级“革命委员会”成立后（省长改称“省革命委员会主任”；市长则称“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县长 则改称“革命委会会”主任；厂长则改称“厂革命委员会”主任。由此类推。都由同级党委第一书记兼任。这种状况一直到一九七九年才结束），群众可以随意揪斗 “当权派”的权利又被剥夺了——如果这时有人想行使“四大自由”权公开批评或批判“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就是“走资派的反攻倒算”行为，就是“翻文化大革命的账”！就是“现行反革命”！
总而言之：毛泽东时代的所谓“四大自由”，其实不过是“钦定有限自由”，不过是政治斗争工具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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