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QS Quacquarelli Symonds颁布的第二次亚洲最佳200所大学排行榜,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陆没有一所大学进入前十名,北大清华和1984年刚刚创建、1994年才成为正式四年制大学的香港城市大学处于同一水平(北大第12,香港城市大学第15,清华第16)。不过,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事实则被忽视:中国的大学能进入前 200或前100之列的太少,总体实力太弱。

中国是个金牌的国度:奥运会排名要看金牌总数而非奖牌总数,大学盯着“世界一流”,学术则瞄准“诺奖”。其实,一国的竞争力,更体现在中层大学上。“一流大学”全球化程度高,人才的流动性大。比如,北大清华的学生,出国留学很容易,实际比例在中国的大学中也最高,而且大多一去不归。其为中国提供本土服务的 能力,要大打折扣。另一方面,中国真需要高端人才,则只要有好的环境和条件,哈佛、耶鲁的毕业生也照样能吸引过来。中等大学则不同,培养的是中高级人才, 毕业生多留在本国本地服务,而且数量非常巨大,代表着劳动力的基本素质。所以,分析这一排名,我们必须有一个“中产阶级”的指标。应该说,进入亚洲前100或前200的大学,都可以列入这个“中产阶层”。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中国高等教育之落后就显得非常惊人了。香港人口大约700万,7所大学进入亚洲前100名,也就是说每百万港人就能享受一所亚洲前百位的大学。再加上香港学生的留学率非常高,2005年15岁以上的孩子准备在未来三前出国留学的就达45700人,这个数字已经超过了当地两个主要大学的学生人数。可见,香港学生接受良好高等教育的机会最高。接下来是新加坡,人口不足500万,两所主要大学都排在亚洲前百位,大致每250万人口就享受一所亚洲前百位大学的教育。同样,这里的学生出国率也非常高,大致有两万学生在海外读大学。排在第三位的,应该是中国台湾地区和韩国。台湾人口2300万左右,9所大学进入前百位,17所大学进入前200位。这也就是说,平均25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百位的大学,130百万人口享受一所前200位的大学。韩国人口5000万左右,17所大学进入前百位,42所大学进入前200名,平均29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百位大学,11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200名的大学。日本排名第五,人口不足1.3亿,30所大学进入前百位,57所大学进入前200名,平均42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百位的大学,220万人口享受一所前200名的大学。

相比之下,中国人口超过13亿,仅12所大学进入前百位,18所大学进入前200名,在总数量上大大低于日韩,大致和台湾地区相当。这也就意味着,中国 1.1亿人口才能享受一所前百位的大学(在这一项上还不如印度,其12所前百位的大学使不足一亿的人口就可以享受一所前百位大学),7400万人口才能享受一所前200名的大学。以接受前百位大学的高等教育的密度(也就是每个孩子接受这种大学教育的机会)来衡量,中国大陆比香港要低100多倍!我们还应该注意,香港、新加坡、台湾、韩国、日本等地,老龄化程度高,适龄青年少,出国率高。也就是说,上述这些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中国学子在接受高等教育机会上的差距。

前百位大学意味着什么?在中国,排在前百位的是北大、清华、复旦、中科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天津大学、同济大学、西安交大、东南大学、北师大。这些不是什么世界一流,而是亚洲二流但质量大致尚可的大学。这种层次的大学,香港高中毕业生基本上想上就可以上。而在中国,不管大学如何扩招,能挤进这些大学还是如同鲤鱼跳龙门一般。

从这个排名看,中国以大量倾斜性投资保证几个重点的战略,效果并不明显,乃至北大清华不过是香港城市大学的水平。更糟糕的是,这种倾斜性投资,使教育资源分配不公,造成了中国的中层大学质量差的局面。比如,中国进入前100名的大学仅12所,但在100到200位之间的大学更少,仅6所,连武汉大学这类 “名校”也不在此列。也就是说,除了重点的重点外,中国的大学质量普遍很差,缺乏雄厚的“中产阶级”。而这将注定中国在未来的高科技竞争中的下风位置。更奇怪的是,中国大陆人的“老大心态”膨胀,动不动就将香港斥之为“文化沙漠”,乃至我几年前提出“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成二流”这么一个简单的事实, 也成了大逆不道。殊不知,亚洲最好的三所大学不仅全在香港,而且香港大学的平均实力也是亚洲最强的。这种“老大心态”不除,中国的高等教育就更无法正视自己的问题,并浪费向香港学习的近水楼台的机会。

原文链接:薛涌:中国的大学:“二流”比“一流”危机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