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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有三个毛·主·席
关于个人与自由、与国家的关系，现在大家讲毛·主·席比较多，中国实际上有三个毛·主·席。
两个在古代，一是墨子，一是杨朱，另一个在近代。
为什么我说墨子是毛·主·席？因为他有毛主义。他的毛主义是什么？墨子讲究勤苦，为天下人奉献，希望自己以及门徒都能够像大禹治水一样，把脚上的毛都磨光 了，一根不剩。墨子是毛·主·席A。
杨朱是另一个阶段，他的毛主义是什么？孟子对他有一句话：“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就是为了公共利益，让他拔一根毛，他也不愿意拔。他说这根毛是我的，凭什么要拔？即便对公众有利，我也不愿把毛拔 下。这是另外一个毛主义，毛主席B。现在我们的政府不会学杨朱一毛不拔，我们政府加四毛涨五毛，“拔五毛而利天下”，最后我们就有了五毛党了。
中国的文化里很多跟毛有关系。“嘴上无毛，办事不牢”，所以我今天特意留了胡子（现场笑），中国人挺在乎毛的，有句话叫“嘴上无毛，办事不牢”。就是说你嘴上没有毛，你说什么话人家都当你是XXX说的，说你是IBM，international big mouth(国际大嘴巴)。当然这句话还有另一种意思。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也要避免嘴上无毛，见面会说毛·主·席万岁。
我刚才说的毛·主·席A、毛· 主·席B，接下来说毛·主·席C，是近代的，把墨子的精神学到了一些，把毛都拔下来。大跃进的时候，拔的都是别人腿上的毛，把家里的锅碗瓢盆都拿到人民公社去，是拔天下之毛。那是一个极端的年代，那时信奉的共产主义其实就是一个脱毛膏，最后大家腿上的毛都没有了。
墨子和杨朱，是两个极端，墨子把自己都奉献出去，当然他最后的极端就是要求别人来奉献。杨朱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什么都顾自己的，对于天下没有所谓的公共精神。
但是我们回过头来想当年的两个流派，会发现中国历史上有一些非常好的东西，一方面，墨子给我们提供了公共精神参照，杨朱提供了个人权利。有人说杨朱的观念实际上是世界上最早的《人权宣言》，这话说得不过分。在大家非常强调国家的时候，他强调个人的价值：不能拿天下来换走我身上宝贵的东西。他是有逻辑的，一 毛不拔的“毛”只是一种借代，我拔了一根毛给你，你可能还会要其他的，是不是还会要我一条腿、脑袋？
从这方面讲，我们的传统里有一些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相抗衡的东西。近代有一些批评杨朱的，但梁启超、严复觉得他的观念非常好，但也担心会不会过度强调个人权利，少了公共精神。实际上这是一个平衡的问题，所有的学说都不应被推到极端，如果“一毛不拔”被推至极端，最后会没有公共精神，如果墨被推至极端，也会变成一种对别人的强迫。
《炎黄春秋》上有一篇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说，《共产党宣言》谈消灭私有制，并不剥夺任何人占有社会产品的机会，只剥夺利用这种占有去奴役他人劳动的机会，并不是要消灭别人的私有财产，而只是消灭不公正。过去我们不光是丢掉了财产、丢掉了传统、丢掉了知识，甚至连个人都丢掉了，完全成为国家机器上的一个螺丝钉。整个国家就像变形金刚一样，让大家变成什么，大家就变成什么。
《过秦论》中“以秦为苦，天下苦秦久矣。”我也有一句话：“中国人苦天下久矣！”我说的“天下”更多的是国家的概念；范仲淹“以天下为己任”，我说“以已任为天下”，你把你自己的一生经营好，也是可以经营好一个国家。
“一毛不拔”也可以当成一种精神来理解，司汤达的小说《红与黑》有这么一个叙述：监狱和平常人住宅最大的区别就是，在监狱里，自己想出去出不去，而警察想进来随时能进来。在一个私有财产保护不充分的国家，警察想进你的房间就进，你住的地方就是半个监狱，你可以随时进出，警察也可以随时进出。
开放社会，是开门大吉。但要建立一个宪政国家，首先是关门大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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