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权压力下的个人选择和责任

下级公务员口念“奉命行事”的符咒，能为自己免责吗？

赵作海冤案公诉人在真相大白后，有一段动情的表白：“赵作海冤枉了，我有责任，我的责任是因为我扛不住，我地位太卑微，人微言轻。我应该顶，但是顶不住，即使顶住了，你（赵作海）还是被这转动的车轮碾死。”并且“我也是制度的受害者”。——此公这番“委屈”的倾诉，怎么这样顺口，而我们听起来还有点耳熟呢？原来，他不过是把自己的角色装进了一套中国式的官场道德里，这样的话我们听得多了。

姑且把这一套道德理论称为“不得已论”。这是过去千百年来的国家形态下的官吏们面临的共同问题。上命不可违，但奉命行事仍有潜在的风险。作奸犯科之事一旦崩盘，被追究的往往不是“上面”，而是“下面”。

传统官吏到了现代制度下，称为公务员。公务员应服务公共利益，效忠国家法律，而不是奉行传统的“下级服从上级”，“上峰有令”不应该成为违法行为的托词。可惜在中国，公务员和公民都缺乏这样的观念。

记得去年武汉市一位记者惹恼了一位最基层检察院的检察长，检察院竟然直接“传唤”记者，记者躲了起来，执行“此案”的检察官居然给记者发了这样的一条短信，“我们不想找你，是这领导交办下来的工作！”还有一个例子，出自去年一部著名的纪录片《老妈蹄花》。片中追问为什么逮捕和审判一位“不仅无罪，而且有功于众”的被告，相关公务员无言以对，告以这是“上面”的意思。公务员驱赶企图旁听庭审（这是公开审判的案子）的公众，也是口称，“请理解，我们只是奉命行事。”

我能理解：下级公务员是不好当的。但他们既自知处于非正义非道德的弱势地位，为了“自救”，就现场把“上面”出卖了。把公众的愤恨推给了“上面”。而搞怪的是，“上面”应该不可能不知道这种情况，但“上面”居然默认了。然后，“上面”采取的对策是，加强维稳，加强“截访”，使公众一时找不到“上面”。

那么，下级公务员口念“奉命行事”的符咒，能为自己免责吗？如果有一天，如赵作海案一样，要进行法律清算，“上面”和“下面”如何分责？在奉行“不得已论”的中国，这可能是一个难题，但也是人类已经取得的文明成果。

60多年前，纽伦堡法庭即面临着这一问题。所有被告都以“执行命令”为自己辩护。国家已经是一个杀人机器，但自己只是一颗螺丝钉，其职责就是把传递到自己身上的指令传递出去。连德国的宪法起草者都认为他是无辜的，因为他也有“上面”。纽伦堡法庭创造的法则是：你在“有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罪恶的手段，不能用“上峰有令”为自己辩护；即便你作为“最下面”，缺乏选择的可能，亦不能逃避责任。

纽伦堡法庭处理的是人类历史上最为极端的情况。今天，我们处在和平年代，奉命抓捕记者的检察官，《老妈蹄花》中的公检法，赵作海案里的公诉人和法官，比起纽伦堡法庭的被告们，所面临的选择和考验，当然不能说更艰难和更严峻。

在赵作海案中，即便当时的商丘政法委书记被“破案率”和“政绩观”磨得发疯，他也只是“指示起诉”，而不是捉住公诉人和法官的手，一定要把赵作海判为杀人犯而后快吧。作为一位公诉人，一位法官，仅仅在技术上对一个性命攸关的案子提出一点个人意见，并且有限度地坚持一会儿，会是多么了不起的壮举呢？就算这样也是拂逆龙鳞，必须冒辞职走人的风险，这比起亲手把一位合法公民投入漫长的监狱生活，又算是什么呢？君不见，在传统公有制早已松动的今天，有多少律师、记者等自由职业者，原本是可以有一份体制内的工作而自动放弃的。

不难理解，要造成赵作海、聂树斌和佘祥林这样的冤案，必须是政法委和公检法各方的公务员，每一个人都默认刑讯逼供和合法性，每一个人都对证据断链视而不见，而不允许其中任何一个人良心发现，中途崩溃。但事实正是这样。假案就做成了。

当执法是为效忠“上面”，国家法律就这样变成了维护“上面”的“私法”，公堂就这样变成了“上面”的“私堂”。而到了面对法律的时候，又有“不得已论”带领你逃离现场，逃避责任。这只能是一个没有秩序的社会。当前，中国社会的问题被认为相当严峻，表现之一即是公务员时常发生群体性违法事件，而最终却无法清场，原因正是“找不到”责任人。这种局面怎么能持续下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