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记人很好，一口就答应按照我们的意愿进行拆迁补偿。”50多岁的买买提•吾迈尔谨慎地评价着初入新疆的张春贤。

5月4日上午，履新不久的张春贤突然造访乌鲁木齐的湖原巷社区，这是一个维吾尔人聚居的社区，买买提所在的巴哈尔路，整条街上住的大多是有着伊斯兰信仰的城市维族贫民家庭，他们自己建起的砖土房已经被政府列入改造范围。与大部分街坊邻居差不多，买买提的家相当寒酸，两间卧室和一个简陋的打铁铺子连在一起，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虽然没有事先通知，张春贤路过门口的时候，还是拐进来看了看。

刚进家门，买买提并不知道面前的人是什么职务，“看到努尔主席也在，我就想肯定是个大官。”事实上，对于大部分新疆人来说，这是一张陌生的面孔。10天前，张春贤接替在新疆工作了近20年的自治区党委书记王乐泉，成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政委。这在新疆绝对算得上是一件大事，这个中国面积最大的省区已经有15年没有更换过一把手了。

在湖南的5年里，张春贤被誉为中国最开放的省委书记，而新疆不仅仅面临着经济发展的困境，更有民族问题、反恐重任，毫无疑问是中国治理难度最大的省区。9个月前的7•5事件，诱发了中央政府对新疆政务的一系列调整。跟着新书记一起来新疆的，还有已经落实的数百亿援助。开明的书记加上巨额的援助资金，能给新疆带来什么？

铁腕与怀柔

到新疆的第一个星期，除了在机关开会，张春贤分别去了乌鲁木齐的公园里植树、到天山区黑甲山棚户区、湖原巷社区探望居民，黑甲山和湖源巷都是乌鲁木齐最典型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也是乌市脏乱差出名的贫民区，前者原本是回族人社区，但是近年来，来自南疆喀什等三地州的外来打工者纷纷租住在这里，形成了大规模流动人口区域；后者则是乌市本地的维族人社区。

破败不堪的自建砖土房环绕着精心修葺的清真寺，再加上污水横流的街道，躲在乌市的繁华之中，是这一类社区共同的面貌，只有那些久居乌市的人才知道，这些地方隐藏着新疆最深层的矛盾。去年的7•5事件中，两个地方也都是重灾区，张春贤在乌市的第一站考察，就把这些地方跑了个遍，这让当地不少官员都吃惊于新书记对乌市的熟悉。

在黑甲山社区与群众座谈时，张春贤讲了三句话：群众第一、民生优先、基层重要。“这三点正是新疆问题的症结，过去10多年真的做到位的话，也就不会出现那么多问题，尤其是7•5事件。”新疆民政厅副厅长雪和来提•买提尼亚孜说。

古往今来，尤其是近代以来，从左宗棠、盛世才一直到解放后的王震、王恩茂到王乐泉，执政者对新疆的治理最终体现为两种方式，一种是所谓的铁腕治疆，打击恐怖分裂势力，这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发挥了很好的效果，但是随之而来的社会动荡，尤其是对后人的治理带来的隐患特别大。再一个就是怀柔政策，采取温和措施缓解社会矛盾，改善民众生存状况，给当地百姓以更多自主权，减少中央与地方的隔阂，新疆与内地的差距，这在历史上取得的正面效果比较明显，长治久安的后续效果也持久。

张春贤每到一处，只问民生，不提反恐，甚至不谈民族问题。新书记的处处柔情，让乌鲁木齐的氛围发生了很大变化，7•5事件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街道上的武装巡逻车，以及车载广播中王乐泉书记浓厚山东口音的喊话给这座城市带来了安全感，同时也让她笼罩在紧张之中。张春贤的一路笑谈给居民留下了好印象，也让不少当地官员揣测，中央政府对于新疆问题的处理是不是发生了重大变化，从铁腕治疆为主转变为怀柔政策？

对于新疆人，尤其是维吾尔、哈萨克等少数民族而言，自治区党委书记不仅代表着共产党，更代表着中央政府，代表着汉族人。在中国现任的诸多省委书记中，张春贤最突出的政治形象就是开明和亲民。雪和来提就认为，这个时候派这样一位书记来新疆主政再合适不过了。

不过，不是所有人都像他这样对新书记如此乐观。“稳定才是新疆人最大的渴望。”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新疆官员说，新疆社会现在就像惊弓之鸟，大街上发现一起普通的打架事件，都能引起大面积的躁动。一旦再发生一起暴力事件，其他方面的努力和成就会被大家忽略，这是新疆政治最大的现实，不管谁来当一把手，都是如此。

底层新疆

5月9日，记者来到乌市天山区湖原巷时，这里的居民正在为即将到来的拆迁改造议论纷纷。书记上门作客的买买提成了新闻人物，人们都聚集在他家门口，讨论着拆迁办给出的方案。

买买提说他家的房子占地有150多平方米，他希望政府能够给他两套60平方米的小房子来置换，但拆迁办只答应给一套，因为他的房子有40多平方米并没有产权证。事实上，他的房子，准确地说是窝棚，很难用精确的使用面积来计算，房子中央甚至还有一棵大树矗立其中，不被政府承认的那40多平方米是他贴补家用的简易打铁铺子，政府对使用面积的认定看起来并不是毫无道理，但他已经在这里住了30多年了，这里不用缴纳任何市政费用，除了极少的水电之外，他的生活成本也低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如果搬去新建的楼房，他的生活将变得无以为继。新社区的水电、燃气、物业都是需要支出费用的，而他根本就没有能力支付。“最重要的，我肯定是不能再打铁了，那是我家唯一的收入来源。”买买提说，如果能够给他两套60平方米的小房子，他可以让全家4口人挤在一套里住，另外一套出租以维持生计。

他生活中最大的支出成本是女儿在实验中学的开销，那是乌市最好的高中，一年下来，要4000多块钱。虽然生活艰难，但他还是下定决心要供到底，但是，他的想法在街坊邻居眼里并不那么明智，考上大学又能怎样，毕业了还是找不到工作。57岁的邻居艾塞提•阿吉，就正在为自己孩子的工作发愁。一双儿女，都已经20多岁，从新疆农业大学毕业后，呆在家里没事做，只能替人开开车，回自己家开的馕铺帮帮忙，7•5事件之后，他家的馕铺也关停了。

买买提所在的巴哈尔街上有100多户居民，是乌鲁木齐比较早的一批居民，他们的生活大都像买买提和艾塞提这样面临着种种困境。国家对这些贫困维族人的照顾，看起来比汉人要多，比如，买买提每个月能够拿到400多块钱的低保，艾塞提的孩子在读书期间，在18岁之前，每个月都能拿到国家发的150块钱补助，但这些并不足以改变他们生活的窘境。

他们的下一代，那些年轻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维吾尔青年，并没有比父辈们好多少，大面积的失业让他们和父辈们一样挣扎于社会的底层，但对于生活，他们显然比父辈们有着更美好的想象和更多的要求。也因此，最近30年来，乌市每次民族事件引发的大规模游行示威，这些年轻的大学生都是最主要的群体。

在离开买买提家的时候，谈及未来的打算，买买提相当决绝：“不满足我们的要求，我是不会搬迁的，谁也别想拆我的房子。”这个维吾尔男人的决绝来自于对生存底线的捍卫，也让记者认识到，这个城市的改造不会那么一帆风顺，民族因素夹杂其间，任何一起由拆迁引发的恶性事件都将是脆弱的新疆社会不可承受的压力。

买买提所在的巴哈尔街并不是乌鲁木齐唯一的拆迁改造区，根据官方公布的信息，未来5年，乌鲁木齐全市将投入300亿用于234个棚户区的改造，涉及人口约20万，对于乌鲁木齐来说，这将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事实上，多年以来，棚户区的改造都是乌鲁木齐城市发展的最大困扰。

在城郊，甚至在最繁华的城市中心区，私搭乱建的各种棚户比比皆是，政府不敢随便拆，那里居住的都是一无所有的贫民，如果不能给他们妥善的安置，拆除这些棚户区，他们将变得无家可归，更重要的是，大部分都是新疆各地来的少数民族群众，但如果随便谁来搭建个窝棚，政府就给钱给房子，那将会起到更加糟糕的示范效应。

作为自治区的首府，南疆和北疆迁徙而来的贫困农牧民和乱糟糟的棚户区让乌鲁木齐的城市化以一种不同于中国其他城市的方式展开。在天山区的黑甲山采访时，记者碰到了肉孜•阿洪一家，他们来自于南疆的喀什，每个月花120块钱，租住在一家当地维族人的房子里，每天去收购旧电器，偶尔能赚到点钱，剩下的事情就是去清真寺祈祷，在乌鲁木齐，这样清苦的日子已经过了20年了。

与内地汉族大部分在外打工者不一样的是，他们似乎并不怀念家乡。“不会再回到喀什了，那里什么都没有，除了沙漠。”肉孜说，他希望自己的孩子将来能够获得乌市的户口，并在这里生活下去。黑甲山的出租屋里住满了他这样的家庭，街道的尽头，是一支武警部队的营地，7•5事件之后驻扎下来，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走。

富饶与贫穷

南疆的贫穷历来都是新疆当地官员最头疼的事情，“在南疆地区，那些农民住的依旧是破旧的土房子，到他们家里去看看，可以说是一贫如洗。”雪和来提说，这和某些掌握资源的部门、利益集团对比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在新疆有很多阶层的人可以每年拿到十几万、几十万，但是在南疆，在农牧民这一块，很多人一年的纯收入也达不到2000元。从全国范围内，新疆城乡居民收入的水平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2/3，所以张春贤提出富民的执政理念是非常对路的。

但在学者们看来，这更多是历史地理原因造就的，“南疆三地州所在的区域，自古以来就很贫穷，根本就在于自然条件太差，降雨量就那么多。”已经退休的新疆社科院民族所所长齐清顺说，平心而论，这些地方根本就不适宜人类生存，自然环境恶劣，交通、贸易、气候、物产等都不行，新疆所谓的丝路辉煌，更多的是文人学者们牵强附会的结果，从经济上讲，在漫长的农业文明时代，恶劣的自然条件决定了这些新疆大部分地区古往今来的贫穷面貌。

齐清顺认为，今天南疆的贫穷显得如此扎眼，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打破了以前的闭塞，有了对比，不同区域的对比，不同民族的对比。事实上，在新疆的历史上，贫穷从来都不是分裂主义的最大动因，只是，近代工业文明以来，尤其是海湾国家坐拥能源发家致富的现代化历程让不少新疆本地少数民族精英阶层开始感到不公，站在工业文明的脉络里看，新疆原本不应该如此贫穷。新疆有广袤的土地，农用地面积接近10亿亩，牧草地近8亿亩，天山南北遍布石油、煤炭，新疆石油预测资源量占全国陆上石油资源量的30%；天然气预测资源量占全国陆上天然气资源量的34%，煤炭预测储量占全国预测储量的40%。这一连串的数字与新疆现实的贫穷形成了让人扎眼的对比。

不过，在齐清顺看来，这些仅仅是国家迈入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问题，而且，新疆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能源开采的成本代价非常高昂，资源转换成现实的生产力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转化为现实的民众财富就更漫长了。事实上，对比中亚周边同样地域广阔、坐拥丰富能源的蒙古、哈萨克斯坦等国的现状，这个问题并不难理解。

但不管怎样，和中国西部大部分能源产区一样，贫穷的现实和丰富的能源带来的强烈反差让被剥削感油然而生。尤其是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少数民族政治、知识精英群体，在新疆采访，这几乎是最常被他们提起的问题，事实上，这样的情绪不独维族人有，新疆的汉族人同样有。新疆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王宁说：“最近几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新疆老百姓收入跟全国差距是越来越大的，但是GDP比例占全国比重是越来越高的，主要靠石油天然气等能源，这也就是说新疆对中国经济的贡献是越来越大的，但同时，百姓收入却越来越低。中央政府必须考虑国家利益与地方利益，企业利益与民众利益的协调问题。”

但当这些与民族情绪交织在一起时，汉族知识分子往往能够用服从大局来理解问题，将这样的情境纳入国家发展大局中考量。王宁就说，事实上，这样的情景都是当年邓小平设计好的道路，让沿海地区先发展，那个时候，包括新疆在内的西部地区应该服从这个大局，在资源、人力、政策等等方面服从大局，到现在沿海发达了，自然应该支持西部的发展，这也是另一个大局。

援助能带来什么？

在张春贤到来之前，新疆已经先后迎来了内地19个省市一把手带队考察，事实上，从去年7•5事件以来，中央政府对新疆的调研、调整一直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最终敲定的方案到现在也已经慢慢清晰，几乎是按照援助重灾区的模式要求内地19个省市对口援助新疆，各省单是明年一年已经落实的援助资金总量已经超百亿。

事实上，除了规模更大之外，这样的援助并不是头一次，内地对新疆的援助，古已有之。齐清顺向记者介绍说，从汉朝新疆成为中国的一部分起，中央政府都在援助新疆，汉朝以来，中央政府派到新疆的政府官员、军队等一应开支，一直都是中央政府支出，到清朝前期，中央政府每年给新疆200多万两白银，主要用于军政开支。“当时主要是把钱先给陕甘总督，由他来调配新疆。”

与历史上的治理模式相比，这一轮的援疆，同样是帮助新疆解决本该由本地财政承担的各种公共事业建设，诸如学校、医院、安居等民生事务。中央政府认定新疆民族问题的爆发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发展不足，民生困顿，但对于一个财政自给率仅仅只有40%左右的行政区来说，解决民生问题所需要的资金除了外来的援助，别无它途。这也是19省市对口援疆行动最大的动因，但这些援助能够解决新疆的根本问题吗？

在王宁看来，新疆当地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借助援助的东风，实现本地的产业发展，从输血型向造血型转变。在产业发展上，最近几年新疆一直奉行的是优势资源转换战略，大企业大集团战略，这是根据新疆资源丰富、地域广阔的特点制订的适合本地的特有发展思路。

但对于新疆的社会矛盾而言，这两大战略看起来并无直接作用。如果说，经济援助有助于促进民族问题解决的话，根本还在于就业问题的解决，但过去几年花大力气引入的中石油、中石化、神华等能源大企业，并不能吸纳多少就业人口。“新疆的经济是典型的瘸腿经济，重工业，国有控股、大企业占的比例都在85%以上。”王宁说，对于促进就业作用最大的中小企业在新疆根本无法发展，比例还不到10%。

单从经济的角度，大企业大集团战略无疑是新疆发展的最优选择，“大企业有技术优势、资金优势、人才优势，管理优势，可以引进最先进的东西，这样有助于新疆跨过以环境为代价的传统发展模式。”王宁说。
可以想见，未来5年，新疆GDP的增长将会是耀眼的，但这些是否能够有助于提高老百姓收入，减少贫穷人口，以及解决环境和公平问题，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大企业大集团战略不能给当地百姓带来实在的好处，只会让业已存在的被剥削感得到强化，而不是消除。而就业问题也只会进一步恶化，从而引发社会的更加不安定。如何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找到一条双赢的道路，是中国社会各个省区共有的难题，但对于新疆而言，显然更加紧迫，这也将是新的主政者最大的考验。

作为自治区专家顾问团成员，王宁通过各种途径提出了一揽子建议。“最根本的问题在于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一个低成本发展环境。”王宁说，现实可行的办法是作为能源产出地，新疆应该制订一个区域性能源价格，只要在新疆区域内，投资生活，价格比全国平均价优惠10%，甚至20%，北疆和南疆也不一样，总之是越贫困地区，优惠越大，此外，还可以由政府补贴，下调民航、铁路、公路等物流营运价格。

在王宁看来，能源是新疆最大的财富，新疆产业发展的第一桶金必须依靠能源，新疆也必须找到一条摆脱援助，自我发展的道路，激发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但对于古往今来，习惯了依靠援助维持运转的新疆社会来说，这是个从未破题的命题，需要新的主政者足够的政治智慧来解决。

民族政策的调整

新疆问题能够在2010年提上中央政府如此重要的议事日程，很大程度上，缘于去年的7•5事件，现在，在全国援助新疆搞经济建设的大潮之中，民族矛盾似乎被搁置了，在新疆的采访中，似乎所有人都在刻意回避这个问题，这与去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不过，在齐清顺看来，经济问题跟民族问题根本就是两码事。“经济援助能够打下民族团结的物质基础，这没有错，但同时应该看到，新疆的分裂势力越来越凶，有经济的因素，但不是主要的，更多的是政治因素，像7•5事件，不是经济诉求，更多的是政治诉求。”齐清顺说，作为领导层，应该从深层次看到，经济援助并不能完全解决民族问题，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随着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其政治诉求会更多，更高。
在记者的采访中，很多汉族学者都认为，长远而言，随着经济的发展，维族精英群体的扩大，维族自治意识会提升，这是中央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这个难题显然不是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就能够解决的。

“根本的调整还在于民族政策。”齐清顺说，我们的民族政策，例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民族优惠照顾政策，干部培养政策，都是解放初期定下来的，但是现在几十年过去了，国家的经济、社会、人口结构、民族关系等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民族政策却一直没有适当调整，来适应社会发展，这才是酿成新疆种种民族问题的根本。特别是7•5事件，应该借此机会，对我们的民族政策进行总结和反思，与时俱进，而不仅仅是关心经济层面的调整。

但民族政策的调整显然是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中央政府现在能做的仅仅是艰难调整利益分配格局，倾听底层穷人的声音，解决他们的实际问题。“基本的民族制度无法改变，但操作层面的政策是可以先调整的。”齐清顺说，比如，教育、计划生育、干部选拔等优惠政策的适当改革。

事实上，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框架下，数十年来的优惠照顾，给当地民族带来了什么，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最大的三项照顾，计划生育的宽容、教育考试的加分优惠、干部选拔任用的倾斜，越来越让当地汉族人的不满溢于言表的同时，也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善少数民族的生存境况。不加节制的生育、升学考试的优惠、干部任用的民族划界甚至限制了进步，并不是促进民族整体活力的根本之途。

但这些涉及每个人切身利益的具体政策调整看起来比基本制度的改革更加艰难，在新疆社会内部，基于不同的民族身份和不同的职位，人们对具体政策的优劣缺乏基本共识，甚至关注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以行政体制改革为例，齐清顺就认为，在干部提拔领域，某一个职位，如果是哪个民族干部担任，他到期了，还非要在其本民族内寻找一个人接替，形成所谓的民族干部世袭制。这些就是其他民族反应强烈的，需要改革的，也完全可以改革的。

但对于大部分少数民族干部而言，这是在行政层面维护和开拓本民族生存空间再正常不过的做法。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雪和来提举了个例子：民政部门负责的村委会民主选举，群众提出一个候选人，组织部门有的时候就通不过，在基层有些个别干部，滥用职权，如果和他的思路不一致，他就马上要求按照自己的思路做，谁不听的话，马上给他扣上个民族分裂分子的帽子，这可能一时把问题解决了，实现了组织的意图，但是埋下了什么呢？

在缺乏基本共识的前提下，任何一项具体政策的调整，都可能招致社会的不安定。这样的政治现实，让过往的执政者面对棘手的新疆问题时，只能是在现行制度的各个层面不断妥协，以行政方面为例，妥协的结果就是造就了一个庞大且低效的政府。

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朱恒鹏的研究，国家机关、党政机关和社会团体职工人数占本省总人口的比例排行中，新疆和西藏是全国最高的两个省区，也是仅有的比例仍在提高的两个省区。这样的情境带来的后果不仅是财政困难，收支缺口大，更有整个社会活力的匮乏，在新疆，“行政饭”被认为是最好吃的，中国政治结构中最恶劣的因子在新疆显得尤为突出。

可以说，在全国各地援助新疆的大好局面下，张春贤面临的是一个充满希望，又问题重重的社会。从现有的治理思路来看，经济上高调富民，文化、政治上低调调整，恐怕是最现实的路径。在这一路径下，维持新疆的长治久安，将是张春贤对新疆各族百姓、对整个国家最大的贡献。

作者：田 磊  日期：2010-05-22
来源：南风窗
http://www.nfcmag.com/articles/2110/page/3

Excerpt from:
张春贤，如何治理新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