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年来，对“八九学运”的反思中，常常将党内精英的分裂和“派系斗争”作为重点，并以此来解释在“八九学运”中出现的“强硬”和“对话”两种态度的交替出现。
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赵鼎新先生的专著《天安门的力量：国家-社会关系和1989北京学生运动（节选） 》则不同意这一观点，他以“国家—社会关系”理论来解释“八九学运”。他通过“国家的性质、社会的性质，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在经济、政治和观念上的联系”重点解释这一问题：为什么学运积极分子、知识精英和政府领导人在不同的时间和场景下都曾经寻求过妥协之策，但运动最终以血溅天安门收场？赵先生不认为党内的“派系斗争”是国家在处理“八九学运”上的政策摇摆的根本原因，他认为，政策的变动并促成整个运动的发展动态，背后起支配作用的关键因素在于国家控制手段失效；而国家控制手段的失效，则归咎于当时国家高层精英、运动积极分子和其他北京市民对国家合法性基础的相互冲突的理解不一致。
他的分析说明：国家高层精英（包括政治局常委和当时对政策起“超体制”作用的“八老”）所认为的国家合法性仍然来源于“意识形态”的正确，但是广大的学生和市民则已经不认可中共的意识形态是构成国家合法性的基础，因为“马列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78-89年期间都已基本破产，市民是以政府的绩效和道德作为政党合法性的基础的。这两者之间的差异和“不可调和”是“八九学运”无法给国家除了暴力镇压之外的其他控制手段的根本原因。
在1989年，政府的绩效因为1988年的通货膨胀和“脑体倒挂”等改革中出现的冲击而跌入了谷底，知识分子和城市居民对此的不满提升；而在“学运”早期的“下跪请愿”无人理睬、对话不够诚恳和后来的“戒严令”颁布（利用国家暴力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则激发了普通大学生和市民的道德感，因此他们有动力去参与和推进运动。
至于在运动中人数占少数，但其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被当作运动的“幕后黑手”遭到逮捕和流放）、激进的学生精英和部分媒体从业者，则认为国家的合法性需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在运动中的确提出了“八老”所认为的“推翻共产主义制度”的实质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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