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9月13日，这是刘少奇妻离子散的一天。跟他一起生活的三个读书的子女：刘平平、刘源、刘亭亭，被勒令回学校接受审查批判，不许再回家；最小的女儿小小（六岁）交给保姆带着赶出中南海；王光美这天晚上被逮捕入狱。刘少奇剩了孤身一人。他昔日的主席办公室，成了囚禁他的牢房。又过了几天，来了两个战士，命令刘少奇解下腰带。刘少奇厉声抗议，话音未落被打翻在地，强行把腰带解走了。
请读者注意：这是在中南海，这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办公室。刘少奇的国家主席职务还没有免，办公室竟成了囚禁他的死牢。刘少奇被转移到开封以前，一直住在这里，他没有进q城监狱，mzd要把他放在眼皮底下折磨他，看着他精神崩溃，看着他身体崩溃，看着他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
mzd凭什么能把国家元首玩弄于股掌之上？凭什么能够颠倒是非，把一个有大功于国家和人民的领导人，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成“叛徒、内建、工贼”？这就得研究一下mzd创立的政治体制。这个体制我们给他起个名字，叫党国体制，其特点是党在议会之上，领袖在党之上。传承规则是党的最高领袖指定接班人。他对接班人能立能废，能贵能贱，甚至有生杀予夺的权力。
党国体制是有一套理论基础的。1954年，也就是制宪行宪那一年，mzd在党中央会议上，做过一次宪法交底的讲话。他说：
我们有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国民党有宪法，也挺当回事，还不是被我们赶到了台湾？我们党没有宪法，无法无天，结果不是胜利了吗？……我们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也是历来不主张制定宪法的，可是，建国后，考虑到洋人国家大都制定了宪法，以及中国知识份子还没有完全成为党的驯服工具的情况，为了改造和教育人民群众，巩固党的领导，还是要制定宪法的嘛。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其有害的。
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可是到了有民主人士参加的政府会议上，mzd换了一副面孔。1954年6月14日他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上说：“一个团体要有一个章程，一个国家也要有一个章程，宪法就是一个总章程，是根本**。”
他还指出：“通过以后，全国人民每一个人都要实行，特别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要带头实行，首先在座的各位要实行。不实行就是违反宪法。”
mzd就是这样一个两面派，一个最大的两面派。他说过“玩宪法”的话。他把全国人民都玩了，把民主党派和盼望民主宪政的知识分子都玩了。
前后两段话，中共高级干部信哪一段呢？信前一段。这一番话在中央领导层影响深远，根深蒂固，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宪法观，至今起着作用。请注意这话：“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你打开宪法第二章第35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但不论在大陆哪一个城市，都不执行，为什么不执行？因为“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有mzd这句话作为“最高指示”，整个宪法全是废纸，政治体制改革没商量。你向中共领导人建议实行民主宪政，他心里有这段话垫底，继续跟你“玩宪法”，绝对听不进去。不把这段话中蕴藏的个人dc的真相揭穿，中国的宪政无望，民主无望。mzd这番“玩宪法”的高论，好像一切是为了党的利益，许多高级领导人觉得信服这些话是党性强的表现，这样他们也被“玩”了，被忽悠了。刘少奇当了多年的委员长，后来又当了国家主席，他没有把人大的权威建立起来，没有把国家元首的权威建立起来，红卫兵举着一本《毛主席语录》就能揪斗他，让他低头认罪。他举着《宪法》抗议，但《宪法》输给了小红书。所以，mzd这一番话，强化的不是党的权威，是mzd个人的权威，是高于《宪法》的皇帝的权威。他不仅践踏了宪法，也践踏了党章，被他玩得不仅差一点亡国，也差一点亡党。
网上流传的这个讲话，查不到原始出处，但我相信出自mzd，只有他那个头脑才能产生这样的思想，才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有过一次民主是目的还是手段的争论。争论的结果是民主是手段，宪法表面上看来是目的，实际上也是手段，是巩固和加强党的领导的手段。这个结论和mzd上述论宪法的话是一致的，或者就是那段话的逻辑推演。所以我相信那段话是mzd说的。历代高级干部都没把宪法当回事，从来没人敢用《宪法》保护自己。党国体制使国家领导人有天然的软弱性，我们的领导人至今没有摆脱mzd谬论的束缚，当作不与外人言说的“枕中秘”信奉着。其实，毛这一套受害最烈、最大的是党的高级干部，观之于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陶铸、彭德怀、贺龙、邓子恢、张闻天、王稼祥、杨尚昆诸人的遭遇而益信。只凭最高领袖个人好恶，说你右倾，你就是右倾；说你修正主义，你就是修正主义；说你是叛徒，你就是叛徒。无理可讲，无处可告，只能检讨，低头认罪。另一方面，这种体制又造就了一批阴谋家、野心家、见风使舵的势利小人，毛最后定的接班人名单，不仅有他的侄子和老婆，甚至被称为“通房大丫头”的人，也可以跻身常委行列。
改革开放以后，萧规曹随，我们继续遵行mzd留下的党国体制。我们又委屈了两位最得民心的高级领导人。买官卖官一兴起，朝有悻进，野有遗贤，就成了普遍现象了。
2004年7月4日美国国庆节，布什总统向中国网民发表谈话。他说：“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不是政客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因为只有驯服了他们，把他们关起来，才不会害人。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
官员是什么？一半是野兽，一半是天使。管住他的兽性才会“替天行道”，成为天使。自律是靠不住的。制度好可以使好官更好，坏官无法做坏事；制度不好，坏官则放肆做坏事，好官也会变坏，不同流合污则被逆淘汰。四川被判死刑的文强，有一段骇人听闻的自述，他说：“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呀！”意思是你要是正人君子，你就成了异类，没人敢相信你。你就会被逆淘汰。
西方民主制度最成功的地方就是创造了一套体制和制度把官员关进了“笼子”，用权力制衡的办法使他们无法为非作歹。我们的制度最可悲的地方是千方百计地防范人民，让人民戴着“主人”的高帽子走进笼子，看着“公仆”贪污腐败为非作歹而毫无办法。老百姓想行使“主人”的权力，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罩着他，最近又有了“维稳办”，叫他张不开口，拿不起笔，迈不动步。
民主是什么？在美国就是人民高于一切，享有充分的结社、集会和游行示威表达民意的自由，监督政府和执政党，谁上谁下由人民投票决定；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能向人民发号施令，成为执政党以后，通过施政服务人民和管理国家；人民监督政府，是通过新闻出版自由表达各阶层、各种族、各界别的群众意见来体现的。美国没有官方通讯社、官方报纸，除了一个对外广播的“**”外，没有对国内宣传教化的官办电台和电视台，在州和地方也是如此。两大政党没有自己的机关报和自己的电台和电视台，没有控制舆论、审查书报的机关和制度。舆论导向不是在官方，而是在民间，不是官导民，而是民导官。总统、国务卿放下身段向民间问计，了解老百姓的意见和要求，调整施政方向，改善政府的工作。不是人民必须同执政党和政府保持一致，而是执政党和政府必须同主流民意保持一致。
所谓“笼子”就是权力的边界。政府有政府的权力边界，法院有法院的权力边界，议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也都有各自的权力边界，执政党有执政党的权力边界，反对党有反对党的权力边界。任何人、任何政党，都没有总揽一切的特权，各守各的边界，互相制衡，任何官员，包括总统、议长和**官，谁都不能越界越权。我们分析一下克林顿腐败案，顺道看一看美国关总统的“笼子”。
自1998年年1月白宫丑闻案曝光后，独立检察官斯塔尔对克林顿绯闻进行了一年的调查。斯塔尔的调查是非常认真的，他竟然能够在莱温斯基的蓝色裙子上找到克林顿留下的污渍，这一证物后来成为这一性丑闻的关键证据。
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是司法部官员，是总统的下属，但在他背后有立法和司法两大系统撑腰，克林顿不敢停止他的工作，不敢给他的调查制造障碍，更不敢对他打击报复。
众议院听取了斯塔尔作证陈情后，1998年9月11日向媒体公布斯塔尔的调查报告。10月8日，众议院批准对克林顿开展正式弹劾调查。12月19日，众议院以“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为由弹劾克林顿。
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2款第5节，“众议院…专享弹劾权”。决定是否适宜在某时候进行弹劾的权力，只属众议院所有。所以，独立检察官斯塔尔要向众议院报告克林顿总统的案情。
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3款第6节，“参议院专享审理所有弹劾案的权力。参议院在审理弹劾案前，全体参议员均须宣誓，如受审者为美国总统，则由最高法院首席**官主审”。所以，众议院决定启动弹劾后，需提交参议院审理，但不由参议院议长主持，要把**官请出来。
对总统是罢是留，是行使国家最高最大的权力。在美国，行使这个权力的不是执政党的“政治局常委”，也不是在政权体系之外的某个超级强人或一群元老，而是代议制的国会。这个权分散到参众两院，众议院决定能不能弹劾，参议院决定弹劾能不能成立。最后由100名参议员票决总统的去留，少数服从多数不是简单的多数，而是三分之二的多数。把**官请出来主持，则是为了避免参议院议长的操纵。这套设计是把神圣权力平凡化、把独断权力分散化的政治杰作。
1999年1月7日，克林顿弹劾案进入参议院审理表决程序。克林顿的婚外情是道德问题，民事问题，众议院弹劾的不是“乱搞男女关系”的错误，是为此事接受调查时“作伪证”和“妨碍司法”。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海德率13名众议员来到参议院，向参议员们宣读了对克林顿的两项弹劾指控。12日中午在**官伦奎斯特的主持下，参议院开始表决。55名共和党参议员和45名民主党参议员对克林顿的“作伪证”及“妨碍司法”两项指控逐一表决，12时40分左右，**官伦奎斯特宣布，认定克林顿犯有两项指控的人数都没有到达宪法规定的三分之二多数，即67人，因此克林顿在参议院审判中被判无罪。克林顿得以继续留任，但丑闻使他威信陡降，其一切政绩都处在丑闻的阴影之下。
院外公众的呼声对参议员的投票起了舆论导向作用。那几年美国经济状况一直良好。1998年美国经济增长率达3.9%，失业率降到二战以来的最低点，工资增长为通货膨胀的2倍，30多年来首次实现政府预算平衡。虽然不少人对克林顿的品德颇有微词，但绝大多数人认为，经济繁荣是他的主要政绩，反对罢免他。公众对克林顿的支持率一直保持在65%以上，美国的国家权力机关非常注意倾听和尊重民意，绝不和民众对着干。
公众对党派斗争非常厌烦，特别是对共和党借克林顿绯闻案大做文章极为不满。据《纽约时报》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进行的民意调查，1998年，支持共和党和反对共和党的民众比例分别为46%和32%，1999年则为38%和55%。
克林顿总统是生活在“笼子”里，他的一举一动被严密监视着，连“包二奶”的自由都没有（更别说贪污受贿了），跟情人幽会了几次，就上了报纸和电视，把人丢到全世界，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不幸”的；共和党想借机发难，把他搞臭，为下次竞选上台做铺垫，这个“笼子”屏蔽党争私见，保证他能够得到公正对待，“不以寸朽弃连抱”，犯了错误可以批评，但不能打倒，使他有机会将功补过，体面地把总统做满任期，这又是他的幸运。这个把总统关起来的“笼子”，既限制了总统，又保护了总统；既充分发扬了民主，又防止了民主的滥用；既尊重了多数，又保护了少数。
凭这一套体制、制度、宪法和法律，美国实现了南北战争后140多年的稳定、和谐。不是说美国的体制和制度尽善尽美，而是说它能够倾听民意，不断改进、不断完善。国家政权决不和主流民意拧着干。1963年美国黑人还在游行示威，听马丁·路德·金的讲演，反对种族隔离制度，1965年美国黑人就有了投票资格，1969年就有了第一个黑人市长，2008年就选出了第一个黑人总统。与此相对立的列宁创造的“更高级的民主”——苏维埃，由于拒绝任何改进和修正，专和主流民意对着干，搞了70年被人民抛弃了。我们请来苏维埃“苏大人”当做“神器”供奉着，最近又被涂上了“中国特色”的油彩。可总设计师不这样认为，邓小平在与波兰领导人谈话时说：“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
改革党国体制，首先受益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生命有了保障，他们的进退有了法律程序的保驾，他们的工作摆脱了“婆婆”的干扰，他们的政绩和缺点错误，能够得到公正的对待和评判。政治体制改革的切入点很重要，要从领导和民众共同关心、都能接受的地方开始。我们是否就从这里入手。
宪法第5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要落实这个“最高”。就要废除mzd留下的那个“枕中秘”。现在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中，“最高”上面还有个“最最高”，这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既然承认党要在宪法范围内活动，党就不能站在宪法之上去领导“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一个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执政党，要自觉地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顶在自己的头上。全国人大与执政党的关系不应该是遵命、执行、保持一致的关系；在政权体系中，全国人大要履行防止dc、防止腐败、防止失误的纠错职能；要履行这样的职能它就必须对国家领导人的进退有最后决定权。如果在毛时代是这样一种政治体制，代表全国民意的国家最高权力机关，能够有效地制衡mzd，就不会有刘少奇的悲剧，刘少奇如果能够接班，国家会少走多少弯路啊。要把罢免国家主席、总理等最高领导人这个最高权力分散给几百人（人大常委会）或几千人（人大全委会）去票决，不能党的领袖“动一个小指头”就把国家主席打倒了；也不能几个退休的元老一串联，开个党的生活会，就把党和国家领导人给废了。现在的政治体制不改，还会出刘少奇那样的悲剧，还会出胡耀邦、zzy式悲剧。温家宝是个勤政爱民、具有民主思想的好总理。他受到了“毛左”的疯狂攻击，中央政策研究室有个文革余孽张勤德给温总理列了六大罪状，国外一些自由主义学者也跟着起哄，我们要密切注意，不允许再发生温家宝悲剧。要支持胡锦涛、温家宝同志在他们最后的任期多为人民做些事情，特别是在民生福利方面，他们想做事情，要给他们创造做事情的条件，领导国家平稳地走出经济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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