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谢文婷
来源：《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期
韩国《国防分析杂志》第21卷第3期(2009年)刊载了英国伦敦经济学院荣誉教授迈克尔·亚胡达教授题为《中日关系：合作伙伴和竞争对手?》的文章。文章认为，历史问题的争执对于中日关系的影响其实是要小于双方身份的变化。尽管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进一步深化，但是结构性的因素导致了这两个亚洲强国之间的紧张与竞争。中日两国只是因为在2006年出现了非常巧合的国内政治变化才给两国新领导人提供了打破僵局的机会。从那时起，这就要求双方领导人进行目的明确的精心治理，以减轻可能再次出现的导致两国关系螺旋式下降的趋势。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自从2006年10月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北京以来，中日关系已经取得了突破性转变。双方高层领导人进行互访，并在扩大、深化、制度化各种交流方面达成了广泛的合作协议，其中也包括双方各层次的军事交流。两国顺利发展了在经济领域之外的其他各领域的合作伙伴关系，其中包括签订解决环境问题的协议，甚至双方还协议共同开发一直以来互相争夺的东海油气田。然而，与此同时，两国关系仍然充斥着互相猜疑和对抗。
中日两国在地域、历史、人口概况、经济发展水平、社会、文化和政治等方面差异很大。而且就如何看待它们的近代历史，两国观点也大不相同。由于历史悠久的关系，中国在历史上有着公认的优势。但是，在近代特别是在1895年甲午战争中中国战败以后，日本一直占据着优势。在冷战时期，两国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受美国和苏联两极对抗的影响。冷战结束后，这两个东亚大国已开始相对平等地对待彼此。事实上，在两国漫长的历史上，这是它们第一次这样做。两国之前没有任何平等相处的经验，所以，目前两国都没有任何制度化的途径来建立这种平等关系所需的战略和外交安排，也许这是为什么双方领导人正在努力使两国开始的各项交流定期化的原因。但是，不确定性仍然困扰着两国关系。
冷战结束后中国身份的变化
当代中国人之所以存在严重的反日情绪，主要是日本1931年至1945年的侵华战争和战后日本未能在赎罪方面使中国人民满意而导致的历史积怨。但是，应该认识到，这些对立的情绪直到战争结束近40年后才明显表露出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尤其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中国共产党从革命政党转变为民族主义政党和随后的“爱国教育”运动后，这种对立情绪才日渐显现。对于中国和日本各自身份的塑造而言，冷战的结束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在中国，当江泽民从邓小平手中接过领导权之后，他转向以民族主义而不是以社会主义为基础来迎合中国人民以及巩固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这一方面，江泽民是以邓小平在70年代末就开始的转型为基础的。通常认为，邓小平改革的特点是先抓经济，后进行政治改革。但事实上，他的许多备受称赞的经济改革首先建立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和政治架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基础上。邓小平摈弃了毛泽东时代的阶级斗争，代之以中国社会各阶层的重新团结，强调中华民族的团结，甚至还结束了与国民党的敌对关系。从此以后，共产党不再将历史合法性建立在对国民党的胜利上，而是立足于领导中国人民于1945年打败日本的历史。
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领导人才开始提倡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中国共产党被说成是中华民族和国家的救星，而不是一个革命政党。然而，在这个阶段，中国共产党没有完全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承诺。党内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分歧不仅影响了中国的发展方向，也影响到与日本的关系。80年代的改革者期望把日本作为中国经济改革可能参照的模式，但保守派认为日本是资产阶级影响的来源之一，并且作为近代历史上的侵略者，日本也还一直未正式承认其侵华战争罪行。直到1987年抗日战争结束42年后，中国才建立了第一家抗日战争胜利纪念馆。然而，欧洲共产主义政权的终结和1991年苏联的解体，使得社会主义/ 共产主义思想在中国遭到了冲击。20世纪90年代初，共产党的合法性就转向它是否有能力确保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是否具有爱国特质。
但是，到了目前这个阶段，中国身份的界定又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全球经济大国，中国找到了新的信心，与美国建立了良好的工作关系，成为亚洲多边机构的活跃成员，成为联合国体系中各项事务的重要参与者。因此，中国在2006年对日本打开了大门。换句话说，中国作为地区和全球事务的主要参与者已经完全融入了国际社会。在此时如果对日本怀有过分的敌意，就被认为会危及中国强调经济关系和睦邻友好的国家战略。中国的领导人渴望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崛起是和平的，传达出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形象。
从更广泛的战略角度来看，中国其实已经受益于苏联的解体。由于不再受到任何侵略的威胁，中国获得了新的战略空间，这使得中国领导人能够接触到东南亚和中亚邻国及更广阔的世界。美国和苏联两极对立的结束，使全球化的经济和贸易流动不再受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也成为全球化进程的主要受益者。中国坚持不懈地发展经济的政策不仅提高了自己在亚洲甚至在全球的地位，同时也使中国有能力实现成为一个大国的愿望。
然而，冷战后中国身份的经济和民族主义维度导致了紧张和矛盾。第一，在民族方面，中华民族要实现伟大的复兴，如果没有台湾的回归则注定是不完整的。这正是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公开动力与中美关系紧张的原因。中国认为日本与台湾问题有所牵连。第二，中国一方面追求与邻国发展更密切的经济关系，营造和平的发展环境，但另一方面又因领土问题与主要邻国在其附近海域发生冲突。第三，到21世纪初，由于经济快速增长的需要，中国将需要从全世界进口资源，这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全球事务参与者的新地位，但在另一种意义上突出了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捍卫国家利益能力的要求在海域上的延伸。在中国开始为新的大国地位和军事现代化引以为傲的同时，像美国和日本这样的海上强国给中国带来了新的安全困境。
日本冷战结束后身份的变化
相反，在后冷战时期，日本的表现欠佳。日本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曾经一度被认为优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但是，1991年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结束了这样的时代。日本接下来的十年的特征是经济停滞，因而被称为“失去的十年”。日本的这种大公司、官僚机构和执政党占主导地位的特殊体制，虽然曾经一度给日本带来空前的经济成功和在亚洲的经济领导地位，但现在看来似乎具有重大的缺陷。在接下来的十年，这种曾经在冷战时期非常适合日本经济发展的体制，现在看来根本无法带来国家复兴所必需的重大改革，曾经备受赞誉的国家各部门被证明是腐败丛生，大公司也被证明没有能力继续实行日本模式曾经引以为豪的终身雇佣制。
在国际事务中，作为日美共同威胁的苏联的解体切断了日美共同安全利益的纽带，这不可避免地降低了美日联盟的质量。由于没有共同的敌人，美日联盟必须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对于日本跟以前一样不关心军事，让美国独自承担维持地区和全球秩序的全部负担的做法，美国也不再满意。美国不断对日本施压，要求日本为地区和全球的安全做出更多的贡献。日本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这样做，但它从来没有证明自己有能力可以做出更多贡献从而减轻美国的压力。同时，日本也一直担心会被卷入到与美国有关的冲突，进而影响日本自身的利益。但与对日本可能陷入麻烦的担忧相比，日本精英层更担忧美日同盟关系可能会被抛弃或忽略，尽管日美同盟的重要性已经得到了麻生太郎和奥巴马政府的肯定。
虽然日本自民党的一些领导人试图推动变革，使日本和美国一起成为东亚地区甚至世界范围内积极的军事力量，但他们都一直受到和平宪法的困扰。虽然并不一定要在国会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但也没有超过半数的公众支持正式修订宪法。但是，日本仍有可能通过授权法案，允许日本派遣自卫队帮助美国，尽管只是以非作战身份，例如参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以及给在印度洋的美国舰只加油。日本甚至能够派遣两艘驱逐舰和一艘支援舰加入国际社会打击索马里海盗的行动，但同时其行动也再次受到严格限制。自从9·11事件以来，日本已逐渐明显超越宪法的限制，使自卫队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在许多方面，日本仍然是一个不愿冒险的封闭岛国。它缺乏能够博得公众支持并且能够对未来战略有长远构想的领导人。随着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数量不断下降，日本却仍然抵制移民，一如既往地歧视外国居民。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自1991年经济泡沫破灭以来日本没有发生重大的社会变革。事实上，现在日本社会各层面已经发生相当大的变化，临时工越来越多;妇女更多地参与工作，民众家庭生活也发生了许多变化。人们有时认为，日本正沉湎于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东亚其他国家的民族主义。但是，这可能是对日本大众情绪的深刻误解。民意调查显示，日本的文化特质中存在一种不张扬的自豪感，尽管保守派政治领导人试图努力提升国旗和国歌等国家象征的重要意义，但大多数日本民众并不会对它们表现出激动的情绪。
日本民众20世纪80年代对中国的高度关注正在不断消退。在民意测验中，日本国民对中国的认可度从80%多下降到了50%左右。中国1994年开展了核武器试验以及在1995/1996年在台湾附近海域发射了导弹，导致有观点认为中国可能会威胁到该地区的和平。这些事件的爆发以及中国快速增长的经济加速了军事现代化，导致了日本对中国的“友谊外交”的结束。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日本为中国提供了大量的官方援助。日本首相对中国的关注和指责也表现出了高度的敏感。从20世纪90年代持续至2005年中国发生的许多反日骚乱事件，特别是随着日本防卫部门开始报告中国海军进入日本领海，关注中国军费的快速增长、战略目标和决策过程的不透明，导致了日本国民对中国的看法产生了巨大变化。
安全困境
中国和日本实际上陷入了一种安全困境，其中一国采取的防御措施往往被另一国视为攻击。由于中日双方之间的不信任和互不承认对方的核心国家安全利益，中日双方对彼此产生了战略和政治上的担忧。在战略和安全方面，双方尚未进行如中美20世纪70年代初那样的深刻而广泛的高端交流。冷战结束恰逢两国老一代领导人的过世，这些人中不乏那些对彼此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尊重并与友邦同行保持密切关系的精英。现在两国新一代的领导人对彼此都缺乏了解，而这种了解本可以有助于减小分歧，解决问题。
中国最担心的是，日本将与美国合作或转向中国所说的军国主义，并利用其技术优势和海上舰队来遏制中国。这也就意味着日本将控制西太平洋上从日本向南延伸至菲律宾的第一岛链，阻碍中国统一台湾的前景。同时，日本对中国的崛起也有着充满矛盾的担忧。一方面，日本担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可能会失败，导致国家陷入混乱，给该地区和日本带来灾难性的结果。另一方面，中国的成功可能会导致日本处于从属地位和被边缘化，因为崛起的中国将统一台湾，同时在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占据优势。由于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和经济发展对各自政府的重要性，这些担心和忧虑部分得到了缓解。但是，这种经济相互依存的程度还不够，也无法阻止两国关系的恶化。就中国的民族主义力量和两国间持续存在的安全困境而言，单靠中日经济的相互依存性不可能阻止未来可能出现的冲突。
美国作为该地区安全保障者的角色，毫无疑问是缓和中日之间敌意的最重要因素。美日同盟对于美国维持在该地区的地位是至关重要的，冲绳的美军基地对美国军队在该地区及以外的投射作用也是至关重要的。美日同盟及美国为日本提供的军事威慑，使日本没有必要发展与其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地位相称的军事力量。就其本身而言，中国认识到如果要享有平静的国际环境，必须要与美国合作。而平静的国际环境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和大国地位崛起又至关重要。
然而，在北京和东京看来，美国的角色也不是没有问题。北京担心，美日联盟已经不再是日本军事潜力瓶中的软木塞，而是意味着美日联合遏制中国的崛起。因此，中国对美日1996—1997年的行动方针表示怀疑，因为美日承诺在“日本周边地区”防卫方面进行共同合作，而日本又对此地区拒绝划定明确地理范围，但中国认为“日本周边地区”的定义包括了中国台湾。在2005年，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被公开纳入美日政府共同关注的联合安全问题中，所以北京的猜测得到了证实。长期以来，北京对日本和其前殖民地——台湾之间的关系也一直有所猜疑。
如前所述，日本既害怕被美国所拖累又害怕被美国所抛弃，日本也极力想阻止上述两种情况的发生。然而，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美国在解决全球和地区问题时也越来越重视中国的作用。中美的相互理解是华盛顿处理朝鲜和台湾问题的关键。同样，华盛顿认为中国是处理日益增长的全球问题的必要伙伴，例如防止核扩散、气候变化以及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等问题。日本日益感到有被边缘化的危险。中美和美日两个联盟的利益有所重叠，但远非完全一样。自从冷战结束，美国已使自己从东京与莫斯科关于北方四岛的争端中解脱出来，同时日本与韩国(美国在东北亚的另一盟友)对于独岛的争议也使美国陷入尴尬的境况中。
中日合作的前景
在2006年10月首相安倍晋三访问北京之后，中日关系取得了突破。随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为双方合作奠定了基础。第一，这是中国发展过程中“和平发展”理念的核心，同时也为日本提供了有利的机会。第二，在“二战”结束后的60年里，中国首次在官方意义上承认日本一贯坚持的“和平国家道路”理念。第三，通过将历史问题留给日本和中国的学者“联合研究”，历史问题实际上已经去政治化了。通
过这一协议，双方都试图消除在过去25年里困扰双方关系的最重要的障碍。
2006年的联合声明还承诺发展一种“基于共同战略利益的互利关系”。这一主题在2007年4月温家宝总理和2008年5月胡锦涛主席访问日本时得到了进一步细述。这些合作包括能源领域、环保、金融、信息和通信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各个方面。中日两国还承诺促进定期高层政治交流、部长级对话，以及私人和公共部门在经济领域各层次的磋商。更重要的是，两国同意在安全领域通过对话和防务交流“加强互信”。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中日联合声明或中日任何领导人的公开演说中都没有提及美日同盟，没有提及美国可能使中日战略对话受限，但是通过强调其严格的双边关系，中国和日本都表明了两国希望处理它们自己的事务而不想受第三方干涉的意愿。由于在中日双边以及东亚地区关系中强调合作及管理差异，所有在战略安全交流的深入过程中可能会引起的损失也都将得到弥补。
从实际角度来看，日本有理由对在能源保护、改善环境等领域与中国进行更密切合作的前景感到满意。对于那些越来越多地源自中国而导致对日本不利的污染、酸雨等，通过双方合作有可能使其得以减少。但是，在其他领域双方合作的结果可能更值得怀疑。中国和日本已经是清迈协议的合作伙伴，清迈协议可以使东亚国家进行货币互换。但基于此协议的双方各项准备工作本身并不被视为金融合作改善的明显迹象。在军事领域同样如此。在2008年国防白皮书发表之后的 2009年3月，中国宣布其军费开支增长了约16%，此次也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与日本进行过协调。尽管2009年3月日本防卫大臣访问了中国，但这些事态的发展还是引起了日本政府的消极反应。甚至对双方新伙伴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新进展，即关于在两国有争议的中国东海联合开发气田的协议，也因为对这一协议是否适用于其他两个地点存在分歧而遭到了某种破坏。
在地区外交方面，两国往往充当的是竞争对手，而不是合作伙伴。从表面上看，中日两国都同意朝鲜必须放弃核武器、限制其导弹计划和不再威胁其邻国。然而，它们在应该向平壤施加多大压力的问题上却存在分歧。在地区机构方面，中国主导并试图建立一个基于“东盟+3”框架的新的东亚共同体，而日本实际上却在加以阻挠。日本推动扩大东亚共同体，试图把非东亚国家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纳入进来。日本和中国目前正争相与东南亚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或建立经济合作关系。中国正积极巩固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联系，日本也一样在积极发展湄公河区域并修建自东向西的交通线路。俄罗斯和日本在各自与中国打交道的过程中曾考虑过共同合作以增强影响，但迄今收效甚微。与此同时，日本已重新定位与“印度”的关系，正与其在强调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基础上培育广泛合作关系。日本还接受澳大利亚作为一个新的战略合作伙伴。
但是，中日之间的相互依存已经从经济的核心领域延伸至减轻中国环境恶化和使之更加节能等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这为按照2006年以来所签订的各种协议深化中日合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建立在新协议基础上的环保合作使得双边关系深化的前景被看好。但是，日本相对衰落的潜在趋势和“即将到来的人口转型”(即日本人口将会萎缩近30%，由目前的1.26亿缩减到2055年的8900万)必将会对日本在全世界的地位及其安全感产生深远影响。日本老龄人口 (65岁及以上)已经占总人口的近22%。这种趋势必将导致日本竞争力的丧失和GDP的下降，甚至带来增加社会养老支出而减少国防开支的巨大压力。
这些趋势将使日本的安全更加依赖美国，同时也更限制了日本在美国需要盟友和合作伙伴作出更大贡献时为美国的安全需求做出贡献的能力。这将使美国在维系美日同盟时要仔细地平衡利益，即使在它深化与中国的接触时更是如此。同时，中国必须确保它不会突然给日本带来“震惊”。特别是中国在宣称其南中国海主权时，应尽量避免损害日本海上通道安全的利益。许多人已经讨论了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的潜在威胁。但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也可能为了防止权力的丧失而发动进攻。毕竟，在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正是由于担心雅典的崛起，斯巴达才发动了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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