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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出差就觉得日子安定下许多。五月简直积劳成疾，必须昏睡12小时以上才觉得稍微回过点魂来。
这篇写得很赶，好像没有完全想清楚就下笔。我并不太喜欢对话形式，觉得敷衍。但……在deadline面前，一切都是苍白无力的！岚岚说，不要对自己那么没信心，那……就贴一下好了。
598期《周末画报》
崔健：所有的一切都有关未来
采访、撰文：李冰清
崔健当然戴着他标志性的五角星帽子，白色，洗得绵软，边沿上有零零落落的线头散开，“我喜欢这顶，越旧越有意思。”刚坐下的时候，他的双手紧紧交叉在胸前，略带严肃。记忆中他一脸的桀骜已经变成了士大夫式的冷峻，凝着股锐气，不居庙堂但察江湖之远，仿佛有一个个“为什么”从他的眼睛里蹦出来。
但只一会儿他便松弛开，回答问题的节奏也从简单干脆变成了滔滔不绝。他很擅长用比喻，说摇滚的爆发力有很多欺骗性，“就像鱼香肉丝，太过油腻，不会是中餐永远的选择”，说电影承载的内容有限，“就像上飞机，你只能带20公斤的行李”，说现代人的生活“好像在一艘高速前进的飞船上，灵魂会掉下来”。好几次他不得不打住，“这个有点儿复杂，三言两语真说不清楚。”
他刚开了东京演唱会，又在戛纳电影节参加了新闻发布会，宣布电影《蓝色骨头》即将在今年开拍。这是崔健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他自己写剧本做导演，称之为“加入电影梦大军”的一种实践。2010年他似乎格外忙碌，比如这部电影，比如即将出版的新专辑，比如作为“地球一小时中国大使”参加低碳公益演唱会，比如即将启动的巡演。
“忙碌是种错觉。我的工作量一直差不多，只是这些事突然全都来了。我也喜欢这种马不停蹄的状态。”
他喜欢临上舞台前的那种兴奋，期待现场迸发出的想象火花。他喜欢音符组合后时空的抽象：过去被忘记，只剩现在和将来。他喜欢表演新歌，比如《蓝色骨头》和《超越那一天》，“觉得自己还有独立的空间让人进来，而旧歌里面已经充满了人”。他知道观众在老歌中缅怀和陶醉后会有些失落，“没有对将来的感觉，捕捉不到方向。”
他觉得自己到了一个“适合做一些相对综合事情的年纪”，对这个社会也仍然抱一些冷眼。最近他在看北大教授于歌写的《现代化本质》，读得很慢，偶尔上哲学家黎鸣的博客。“中国现在的经济发展状况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我们无法参照任何经验来获取平衡。很多艺术家的最高状态被钱买走了，他们有了创造环境，却让自己的思想空间越来越小。”
所以他想放慢些速度，保留一点自己的冲击力。喜欢的电影他都会反复看上三遍以上，比如姜文的《鬼子来了》，“昨天晚上还看了一遍。第一遍只看到情节，慢慢才会看到导演放置在细节中的东西。”他仍然用CD听音乐——虽然他欣赏IPOD收集信息的速度，也介意它折损的音质和专业上的环节。他想和这个世界保持一种合理的错位，可以从容，保持警醒，活在当下。
毕竟，所有的一切都有关未来。
《周末画报》X 崔健：
《周末画报》：为什么会想要拍电影？
崔健：据我了解，做音乐的人好像都挺爱看电影的。看多了就想拍，想讲自己的故事，就像当年听多了音乐想自己做。一直有人鼓励我，像积家手表这样的社会力量也在威尼斯电影节和戛纳电影节上支持我。一旦开始，觉得放弃会是种浪费。
02年的时候我有机会在香港做了现代舞蹈《给你一点颜色》，后来想把音乐的想法搬上银幕，就写了一个挺复杂的剧本，叫《给你一点颜色》。04年立项后因为各种原因没拍成，到今年又重新立项，有了《蓝色骨头》。
《蓝色骨头》和我上一张专辑里的一首歌同名，简单来说，就是“一首歌，两个年代，三种唱法”。开始我写了三个故事，觉得信息太多太复杂，简化成一个，但他们说信息量还是太多了。这可能是我的一种风格，我喜欢的电影都是多看几遍才能体会的，大概我是外行，无法对所有的细节一目了然。有些电影你第一遍看就觉得震撼，像《教父》，但有些电影你要看上几遍才回过味来。我第一、第二次看《大象》的时候睡着了，第三遍却被深深打动。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把那些细节放进去，观众如果不看第二遍可能会忽视，但忽视就忽视好了。
《周末画报》：之前你拍《成都，我爱你》的时候，好像遇到过很大的时间压力。
崔健：那部电影还有两个导演，韩国的许秦豪、香港的陈果，我是完成剧本大纲最快的一个，即使这样时间也太仓促，整个创作过程才半年，从剧本到摄制好像都是拿了一稿就定了。当时的投资人想赶威尼斯电影节，资金也有压力，很多东西不完美。
拍电影和做专辑很像，都看团队的能力，看你掌控团队的能力，这是一个理性的过程，和真实的现场表演不同。你是否能把自己的所有想法搬到银幕上？全世界每年有那么多人拍出那么多部电影来，真正能被看到的其实很少。我只是加入了做电影梦的大军。
《周末画报》：你是否会给自己设定时间计划？
崔健：我一向不给自己太大的时间压力，不会要求自己一定要在一年中完成些什么，有时压力甚至来自时间太多。我太和自己较劲。我希望音乐是感情自然的流露，而不是旱地拔葱。我要求每首歌的制作都源于内心的冲动，但要找到这种感动需要漫长的过程。
十年来我只出了一张专辑，是因为我把太多时间耗费在周边的工作上，特别是编曲。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制作人，自己又喜欢做编曲的部分，否定率太高。我不是不想高产一点，Beatles和Rolling Stone都出过大量的专辑，也保证质量，但他们有一个成熟而且专业的商业环境在运作，有没有一个合适的制作人差别很大。
我不想重复自己，所以一直摸着石头过河，精力可能常常放错位置，可能是好事，可能得不偿失。虽然商业上有损失，但这对我作品的艺术性没有损耗，所以我无所谓。这更像是一种实际的生活方式。
《周末画报》：你现在对“好”的标准是什么？
崔健：首先是不可复制。能被人复制就会给它减分，它就不是一级产品。不能复制的重要原因是，创作者把自己的生活融了进去，别人能模仿你的表现形式，但无法预计你的生活。生活一旦被打开就会有太多东西涌出来，你只能做减法，取出其中的精华，表达一个题目。这就意味着你要想明白自己最想表达的是什么，像走独木桥，需要经验、能力和和魄力。
但我不会和自己的作品保持距离。而对艺术家来说，跳出你自己的作品可能会有更多的客观性，但这会让你失去激情，也会让你不停挑剔自己的毛病，反而没有了个性。我们反而不会像那些听音乐的人听那么多作品，不然创作时会乱。这和吃饭一样，只能选真正滋养你的东西。
《周末画报》：你经历过自我否定吗？
崔健：经常。其实在录音棚里做缩混是最熬人的过程，常常就是耗在那里，所有工作都差不多收口的时候，突然出现了微小的问题，你会觉得，费了那么多劲的工作，到最后怎么什么都不是？一点儿也不敢放松，浑身不舒服。但拼命在自我否定的时候突然又来了个微小的改变，一切又被改观。就这么一会儿天堂一会儿地域，深一脚、浅一脚向前走。
《周末画报》：到现在，你还会把自己归入“摇滚”的行列吗？
崔健：是。从乐器上来说，摇滚可能是鼓、贝斯、吉他、简单的合声，但我认为摇滚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批判性，无论成功与失败，不会去讨好谁，坚持个性，坚持自己与社会发生关系，并且和别人分享反叛、分享创造力。
当然每个作品不同。有些作品的张力不是建立在批评上，而是在宽容上。现在国家的经济是呈90度上升的，有很多“虚”的部分。30度才是比较正常的坡度，用那样的速度我们才可能思考和观察社会。在中国的文化环境里，个性的体现方式不一定是爆发，音乐的好处是能把极端的问题娱乐化、感情化，所以音乐永远是双刃剑：切入社会，娱乐自己。
《周末画报》：所以大家常常说，“老崔很低调”。
崔健：也算是一种高抬。我不是说自己没有商业理想，做音乐能赚钱那很光荣，致富光荣啊，又不是卖身。我只是不想进入自己控制不了的环节，不想用那些去交换财富或者社会关系。所以我不上微博也不写BLOG，我不想介入是因为我不愿意去维护。当你进入那个体系的时候，你的社会关系会跟着改变，但有那么多事情需要去交流吗？有那么多关系需要去维护吗？对你的工作来说，那只是装饰品罢了。
《周末画报》：从以前到现在，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崔健：我现在能更清楚地看清楚过去的错误，包括自己曾经对中国传统、对一些事件不正确的看法，但我现在能从理性的角度出发，获取知识始终是让我有激情创作的动力。
很多过去的事情你以为已经是一个句号，但往往发现它们原来是省略号。现在听以前喜欢的一些音乐，发现它们仍然能感动人，那些价值仍然会发光。很多东西经历了时间，你才能找到埋藏在里面的东西。我现在的审美偏向于清淡、少油腻，其实简单的东西冲击力更大。《一无所有》当时我录了许多遍，但放入CD的是最后一个版本。那些小的装饰音都被去掉了，剩下的是更理性、更纯净的东西，才让它在横向和纵向上有更多的扩展空间。
《周末画报》：很多人会怀念80年代，向往那时的理想主义。作为80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你怀念么？
崔健：80年代是一个阴差阳错的年代。流行音乐的发展的代替了专制，大家可以大胆在舞台上唱私人的感情。我不怀念那个时代，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启蒙了别人之后毁了自己，把自己交给了商业利益，自由的群体出现过，却没能蔓延下去，说到底还是根基不够深厚。
中国的当代文化简直像个怪胎，一边是殖民文化，一边是专制，艺术创造于是只能低俗化，失去自己的判断力。我想这可能是一种阶段，艺术家在成功后一定要有足够的勇气，替人说话，让别人体会到启蒙的价值。80年代的那批人都还在。如果未来十年里能真正树立起对文化的理性思考，能在真正的商业开放后反思，能出现真正引领人、震撼人的艺术家，才能证明启蒙没有断层，才让80年代有了真正的意义。
《周末画报》：你是否会让自己的电影承担这种责任？
崔健：电影更多像我的个人表达，就像你上飞机，只能随身带20公斤的行李。其实在之前的作品中我已经表达了一些想法，比如最早8分钟的短片，说到修复处女膜的问题，这不仅是精神上的骗局，也是医疗上的骗局。
我的影片中出现过“摇滚能量”这个词语，结果成了敏感词，被要求去掉或者修改。艺术这样左摇右摆地躲过“敏感”，对表达有多大的损害？恶俗就不敏感吗？其实“敏感词”这样的东西一直都有，不单单是艺术里。对待它你有两种办法：一是让它敏感下去，渐渐它就不再敏感了，二是你变成神经病。有个比喻，问题是熊，现实是羊，你不能用对付羊的心态去应付熊。实际上，你越具体、越直接去面对问题，就越容易解决它。
《周末画报》：所以你会有很多社会责任感。
崔健：社会责任感不是高调，更不是虚伪，这应该是大环境下某种生活责任和社会公德。社会责任是一种理性的自私，依靠健全法律的自私，而不是去无谓地牺牲。个人价值应该有理性的确认，你可以同情吸毒的人，但你不会希望自己有这样的朋友。生活不是电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