冉按：我读过高华先生许多文章，当然更仔细读过他的成名之作《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我对他认真细致、踏实细 腻做学问的方式相当赞佩。更令我叹服的一点是，他不是通过秘辛秘档来得出自己结论的，而是通过大家都能看到的东西，进行仔细的研究，而得出自己的结论。当 初我看《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时候，并不惊异他的论证过程和结论，我惊异的是，他完全依据的是共产党的公开出版物，来进行自己的研究而得出自己的成果。 在这种意义上讲，无论是高文谦的《晚年周恩年》、何方的《党史笔记》等都有所不及，那是因为他们在研究上占有他人所不具备的史料，因为他们曾经在共产党的 重要位置工作过。前者曾任周恩来文献研究室主任，后者曾任张闻天秘书，自然会比别人知道和看到许多为外界所不知道的材料与言论，而高华却没有这样的方便， 但他的结论甚至比那些掌握许多档案和秘辛的人之结论，更能经得住考验，这就是做学问的功力之所在。
2008年1至2月份，我在香港中大中国研究中心做访问学者。有一天中心的熊景明女史和李永刚先生带领林达及我等人到鹿颈游览。在游览过程中，不知 怎么说起了高华先生，熊女史便打通了高先生的电话，让我给他通话。虽然在山中，信号不好，但我们还是断续说了不少的话。他一接电话就说，他常看我的博客， 并说他的一位学生与我甚熟。这样一来，那种未曾见面的陌生的拘束感便烟消云散。我在电话中述及我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的感受，恰如今天我上一段所说， 他十分谦谨，并表示过誉。那时大家都担心高先生的身体（不知现在是否已完全好转），加之只是电话沟通，所以就没再深谈下去。说起他这位学生，是我朋友的孩 子，也是我的义子，至今仍在他手下就读。前不久，主编了影响甚大的《五八劫》的成都王建军王大爷，动身作东南游，也说要去拜访高华先生，自然少不了叮嘱他 要带去我们的问候。
四九年后的当代中国历史，有许多禁区，但对于真正的研究者来说，未必是一点也不能触碰。像高华先生这篇《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 “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就是极好的个案研究，其视角和分析都相当有启发性。我一直倡导凡是经历过四九年后诸多运动的幸存者，不论官阶职位、地位文化， 都应该尽量留下文字、音响、影像等方面的东西，以便给真正的史学研究者以方便。同时也给更多的人了解四九年后发生的诸多事件，以便为细致和多面的观照样 本。四九年后小人物的回忆录，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后，陆续有出版，惜乎这些书印量不多，流传未广，我虽然收了不少，但占已印制和出版的整体数量来说，依 然是少数。但就从这少数文本来看，也对了解中国当代史，是一种非常好的微观参照物。对于五十年代通过运动等方式来统合整个中国社会，高华先生这篇文章给出 了很多的分析与解读，给人的启发必定是多方面的。我除了对结论的第四点有所保留外，其余诸点我均无不同看法。对于五十年代通过运动来整合全民社会，我认为 根本就没有正面价值。要使一个国家和民族产生价值上的认同，通过这样的方法，是反人权的，也是从骨子里面的失败的。但若说对执政党和政权有利，那是自然 的，但若是对民众对国家有好处，那就是我不能同意的了。民族国家的统合和认同有很多方式，中国无疑采取的是最坏的一种，不值得称赞。2010年6月27日 9：43分雨中于成都
高华：新中国五十年代初如何社会统合——十五个“小人物”的回忆录研究
序言
20世纪50年代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统一”，“改造”，“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等都是构成50年代历史的重要内容， 也是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相，但是新国家究竟是通过什么具体的方式和路径实现它对全社会的“统合”的？这个问题长期以来在一些宏大的词语下被高度简略化了，本 文所要探讨的就是50年代新国家是怎样进行社会“统合”，如何实现高度一体化的。
本文所称的“统合”，是指建国初新国家依着某些重大理论和概念，通过一系列政治运动，把某些被认为是敌对、异己或偏离新国家的思想和组织原则的人群 加以清除、治理和整顿的过程。
笔者之所以对“新中国在50年代的社会统合”这个问题抱有研究的兴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如笔者这样的一代人都是50年代初出身的，对这个问题有 一种很自然的“关切”，可是我们对于自己出身的那个年代的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只是一般性的知道50年代的那些历史过程，也知道用于描绘这些过程的语汇 和概念，但是我们对于更具体的操作层面或“行动”的层面及其背后的思想背景，所知甚少，而那些方面，对中国在50年代后的历史进程曾经起过非常重要的影 响。
对于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历史，近年在社会学和政治学领域，都已有了一些研究，但历史学的研究还很少，现在已经进入21世纪了，上世纪50年代历 史可以不再仅属于政治学，也应是历史学的研究对象了。历史学研究强调资料，现在已开放一些档案资料，更兼之出版了一些个人回忆录，使50年代历史的研究已 具备了初步的条件。
近二十多年，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的回忆文本的作者主要是政治家、军队将领、地方大员和知识名流，很少见到普通人的回忆录。从上世纪90年代末 开始，因社会自由度的扩大，这种情况有所改变，陆续出版了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的回忆录，这是一种新的趋向，就是“小人物”也要表达他们的经验。
我的这篇论文主要是利用15个“小人物”的回忆录，并结合其他历史资料来研究“50年代社会统合的问题”。研究这个问题，当然还有许多资料可以利 用，可是我认为，我们能够看到的资料，特别是有关档案资料, 一是开放不够；同时，那些档案资料又有一定的局限性，它们对一般民众的思想、生活、感受等等，反映不多。即使有所反映，也有一个自上而下的角度的限制的问 题。一般而言，我们很少见到普通人对过去历史经历的叙述。
在毛时代，曾经有过一次集中性的对普罗大众生活史的群众性的写作运动，那就是从1963年自上而下发动的“写三史”的活动：工厂史（公社史或生产队 史），街道史，家史，或者可以统称：“忆苦思甜”活动。在这之前，还有40年代后期，在解放军中进行的和在建国前后在土改运动中推行的“诉苦”。只是这类 写作和口头表达，有不小的局限性，第一，这是一种政治性的集体行为，都是着眼于服务当时的政治目的的，例如“文革”时期的“忆苦思甜”，在形式上，还有新 发展，例如，从“诉苦”，发展到“吃忆苦饭”。第二，毛时代的所有的群众性的“忆苦思甜”，它的所有前题和结论，都是预先就设定的。这就是1949年前是 “苦”的，现在是“甜”的。
9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的“小人物”的回忆录，情况则完全是不一样的。首先，这些回忆录的写作都是个人行为。其次，他们的回忆使我们可以看到50年代 开始的那场社会大变动对社会底层的影响，对一个个具体的个体生命的影响。而过去我们在研究50年代的那些重大事件时，对这些问题往往是不重视的，我们对社 会大众的生活、命运的理解都是高度概念化的。
回忆录能否作为单一史料来使用，其史料价值究竟如何？笔者认为单纯利用回忆录来做历史研究是有缺陷的，但是如果结合其他资料，以及不同回忆录之间的互相印 证，回忆录还是有其重要的价值的，特别是那些写作态度比较严肃的回忆录。本文使用的15本回忆录都是非文学性的出版物，我没有经过特意的挑选，是随机性 的。这15本回忆录，除个别外，出版后都没有引起学者和一般读者的注意。它们大多都是大陆的公开出版物，其中一些，我判断是通过“买书号”的形式自费出版 的，因为它们的发行量都很小，这些文本同样也经过了出版社的审查。在这15本回忆录中，有3本是自印本。 这些回忆录都是作者对他们一生生活的回忆， 但都有一个主线，这就是从个人和社会底层的角度，对50年代初期的生活经历给予较多的叙述，重点反映的是历次政治运动对他们的思想、工作、生活以及家庭的 影响，虽然都是个人的叙述，但可以和其他历史资料互相印证。
这些普通人的回忆文本所反映的作者的生活和工作地区包括了中国的东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在地区分布上有一定的代表性。 15本回忆录中有14本是个人回忆录， 也有一本是多人回忆的合集：
1， 吴文勉：《风雨人生》，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反映地区：江苏、黑龙江。
2， 刘益旺：《昨夜风》，华龄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吉林。
3， 胡伯威：《青春。北大》，广西师大出版社，2006年6月出版，反映地区：上海、北京、湖北。
4， 倪艮山：《沉思集》，香港天马出版公司，2005年8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辽宁。
5， 喻明达：《一个平民百姓的回忆录》，作家出版社，1998年12月出版，反映地区：湖北。
6， 李蕴晖：《追寻》，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12月出版，反映地区：辽宁、黑龙江、甘肃。
7， 陈星：《风雨人生》，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反映地区：甘肃。
8， 纪实文集《二十一年》（上、下两册），作家出版社，2005年6月出版，是一批在云南省弥勒东风农场监督劳动21年的右派幸存者回忆录，反映地区：云南。
9， 茅家升：《卷地风来——右派小人物记事》，远方出版社，2004年10月出版，反映地区：安徽。
10， 国亚:《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家族史》，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5年1月出版，反映地区：河南。
11， 郑延：《人生之曲：我和我的一家》，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9月出版，反映地区：北京。
12， 章正邦：《如歌岁月》，汕头大学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反映地区：西藏，四川、贵州。
13， 常振威：《血色洗礼：让人长嘘一两声》，自印本100册，2005年印行， 反映地区：湖北。
14， 许岳林：《一个医生的风雨足迹》，自印本，2006年2月印行，反映地区：浙江。
15， 李理：《俺这一辈子》，自印本，2004年6月印行，反映地区：河南，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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